5287-如何改变世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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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南丁格尔在印度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在那里，英国军队的死亡率比英国青年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上六倍。通过卫生方面的改革，在1863至1873年间，在印度的英国士兵的年死亡率下降了75％。○14
1859年，南丁格尔的《医院笔记》第一版出版了，该书继续革新着医院建设的理论。1860年，在公众捐款的帮助下，她建立起了南丁格尔护士培训学校，该校的准则是，护士既应受到医院的专业训导，亦须在家庭修养自身道德。在此过程中，南丁格尔将护理行业逐渐转变为一种现代化的，令人起敬的职业。在以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护士从业者从28000增加到了64000人。也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的人口调查中，护理从“家政” 类别被修正到“医务” 职业类别中。○15
南丁格尔再也没有从她三十几岁患上的克里米亚热病中痊愈。直到1910年她去世，在她回到英国以后的55年里，她不断地晕厥发作，经常虚弱得无法站立。然而，在她的一生中，她写了大约12000封信，200本书，还有一些报告和专著。
根据南丁格尔本人的愿望，没有为她举行全国性的葬礼，也没有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陵园。
“我的记忆的初始与终结，” 她写道，“皆系于护理。”○16
孩提时，我想像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温和甜蜜，其实她并不是那样的。我以前从没想到过，她会是一个督导者，一个统计学家，一个说客。我现在仍然无法习惯于把她想成一个“社会企业家”，尽管她的确符合那个原始定义：通过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提高了保健资源的“生产力”，或说是“产出”。除了为护士们开辟了事业之外，南丁格尔还为卫生与医院管理创立标准，它们已成为全世界的规范。
医学科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突飞猛进，于是有人可能会想，无论有没有她，这些变化都会出现。这样说是不可以的！我们要说的是，知识的存在与知识的广泛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事。如果知识本身就足够了的话，每年就不会仍然有数以百万的儿童由于腹泻而死于脱水。（詹姆斯？P？格兰特念念不忘的，正是要防止这些本可以防止的死亡，他的工作将在十九章里记述。）
改变一个体制，意味着改变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它意味着克服怀疑，偏见和恐惧。旧的体系不会欣然接受新的想法或信息；维护现状者会面对常识而固执地无动于衷，南丁格尔和英国军官们进行的许多斗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尼科洛？马基亚韦利在《君主论》一书中，在其对政治与权力的经典分析中，评论道：“没有什么比创造一种新的秩序更难成功，把握起来更具风险的了。因为旧秩序的所有得益者都会是改革者的敌人，即便是能够从新秩序中获益的人，也不过是不那么激烈地捍卫旧秩序罢了。”○17
可能恰恰因此，社会需要有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样的为道德力量所驱使的社会企业家，来打破已成为阻碍进步的旧程序，创立起新的秩序来。要促成一种体系上的变革，并确保这一变革在习俗与文化方面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专注，实际可行的创造性，与一种长期、坚韧的能量和精力。有一些特定的人，由于其动机的特质——其不可言喻的痴迷，其行动与成长的方向性，其不可动摇的信仰——看上去特别适合领导这一进程。
第五章一种意味深长的力量——美国的彼尔？德雷顿：气层
彼尔？德雷顿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亲威廉？德雷顿爵士出身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是个我行我素的人。1901年，19岁的威廉受泰迪？罗斯福的鼓动影响，从哈佛辍学，去做了一个探险者。他多年在撒哈拉进行考古勘察，并在英属哥伦比亚寻找金矿。
德雷顿的母亲琼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琼是个天才的大提琴家，十几岁就在墨尔本交响乐团里演奏。在大萧条期间，她怀着成为世界顶尖大提琴手的梦想，19岁时就只身前往纽约。尽管她演奏得很专业，但是，当她认识到，她永远也达不到使她自己满意的水平时，她就放弃了演奏，开始将她的精力投向发现有希望的年轻音乐家，并在纽约市政厅为他们安排首演。
“我的父母都豪无束缚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梦想，去做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出色的事，”德雷顿告诉我说。“他们看上去很保守，很传统，其实他们很乐意做出格的事。”
四年级的时候，德雷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他创办了一个两页纸的班级报纸，名为“哨兵”，很快，它就发展成一份32页的月刊。他招募了一些作者和插图制作者，说服当地的商人在杂志上做广告，使它发行到纽约市的几个小学。
“哨兵”是一个有着决定作用的经历。“我不善于运动，” 德雷顿回忆说。“打棒球和橄榄球让我特难受。但这东西我可很善于做。它给了我一种力量、创造性、和掌控的机会。所以很能吸引我。”
德雷顿从高中升入位于麻省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他创建了“亚洲社会”，并使其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学生组织。他接管了学校的文学刊物《镜子》，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1957年，14岁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抵制当地的伍尔沃斯商店实行种族歧视的活动。当校方威胁要给他纪律处分时，德雷顿到处在树上贴标语，痛斥种族隔离，然后他给当选的官员们发信。来自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对他的信做出了回应，给菲利普斯学院的校长打了一个电话，捍卫那个男孩子进行抗议的权利。汉弗莱赢得了一个终生的支持者，而德雷顿因此学到了，写信是有回报的。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3）
德雷顿喜爱历史，特别是印度历史。自从他在四年级的地理教科书里第一次看到对克什米尔的描述，他就被印度迷住了。甘地的理想对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在十年前甘地领导印度实现了独立。随着民权运动的势头在美国逐渐兴起，马丁？路德？金开始仿效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德雷顿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
甘地最使德雷顿着迷的，是他的“如何去做”：甘地是如何设计他的策略的？他是如何建立他的体制的？他是如何推广他的理想的？德雷顿发现，尽管甘地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其实他全力投入到政治活动、行政管理与实施的所有细节之中。○1
经过多年思考，德雷顿确认，甘地最伟大的见地，是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正在世界上出现，它不是植根于法规之中，而是植根于情感的共鸣之中。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变化是需要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人民生活在同族的社区环境而很少迁离其出生地，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很适于统治人类的各种关系。但是世界在飞速变化，以法规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之间已有了太多的相互作用，这些大量相互关联的作用使得法规过时，信仰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的环境要求人们在道德方面更加自律：人必须能设身处地地为周围的人去考虑。那些无法适应规则千变万化的环境，或是无法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同样无法明智而符合道德规范地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德雷顿断言，他们会越来越被看作桀骜不驯的独行侠，而游离于社会的边缘。
这些变化并不是甘地造成的，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变化。“它从极端平等主义变型转变而来。情感共鸣变成了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新的力量，” 德雷顿加上了这样的话。“而甘地利用了一些政治工具，从而使这一新兴力量确实具有了政治穿透力。他认识到，需要使强势者面对那一事实：他们并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人。一旦你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那样去做了。”
他是如何做的呢？
甘地于1930年组织的盐长征也许是他的行动策略的最伟大的范例。长征行动表面上的目的是抗议盐税，抗议禁止印度人自己造盐的英国法律。那个计划是，甘地步行241英里，走到海边，捡起一些天然盐粒——是非法行为——于是，英国人就会逮捕他。甘地深知，自从莫卧儿时代（Mogules时代，1526…1761年）盐税制就一直被人民痛恨。○2
“当你想像他当时所做的事时，真会震惊得毛发倒竖，” 德雷顿接着解释道。“当时新闻界要做报道也是非法的。但是，他步行前往海边，于是，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一天比一天酝酿起更强烈的戏剧性。结果是，英国人当然逮捕了他，随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潮水般的人群（有六万多人）由于这简单的造盐举动被捕。在孟买海边的盐滩上，如潮水般涌上来的国大党工人们，遭到了带有金属包头和铰链的棍棒劈头盖脑的毒打。你几乎可以听到棍棒打在国大党工人毫无防护的肉体上发出的闷响。他们倒在地上，另一批国大党工人抬着担架上来，妇女们帮忙照顾伤者。然后又一波人潮涌上来。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自我控制，展示力量与非暴力的抗议活动。它用道德的力量，与英国，与这个世界进行对抗。这是使印度人摆脱卑下感的整个过程的一环。摆脱卑下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自身高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高超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全球的道德标准，但是从历史上讲，特别符合印度社会的特色。他当然也是在提醒英国，这种道德标准，也是你们作为立法者所信仰的东西，现在，请根据你们的信仰行事。”
高中毕业以后，德雷顿进了哈佛。他仍然边缘地介入民权运动，组织满载学生的公共汽车队，举着标语牌，到马里兰一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企业前示威。
随着他对印度的兴趣加深，从公元前269年到公元前232年统治印度的阿育王把他迷住了。
在他执政的早期，阿育王经历了一种惊人的转变。通过战争扩大了他的帝国版图并统一了大部分印度次大陆领土之后，他突然开始深刻忏悔。他放弃了武力征服，并终其有生之年宣扬非暴力、善待奴仆与动物、宽容所有生灵的价值观念。○3
在德雷顿看来，使阿育王区别于其他历史著名人物的，又是他的“如何去做” 。阿育王建立了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大规模的公仆阶级。他们修建起了印度的大干道，那是从阿富汗延伸到西孟加拉的一条古代的旅行者路线，沿途建有水棚，客栈，种植的叶冠荫荫的树木绵延一路供旅人遮阳。他们为人和动物修建医院。他们推行的“工作者有其食”的规划，正是今天工作福利制的精神，而他们的那些土地安置规划可以与以色列的集体农场（Kibbutzim）相比。
阿育王还是一个胸怀全球的领袖，他促进远程贸易，并且派大使到其他帝国去。他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事实上，证明佛教存在的最古老的惟一的证据，是阿育王的题词。○4虽然阿育王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他容许其他教派存在，并在他的整个帝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他是一个实干的创造者，所涉及的领域之广可以和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相比。” 德雷顿评论说，“他使那个大陆帝国的经济力量得以展现，并将此力量用于社会。”
在哈佛，德雷顿建立了一个一周一次的聚会，他为之起名为阿育王餐桌，邀请政府、工会、企业和教堂长老等——“管实事的人们”——来出席不纪录在案的晚餐会，其间，大学生们有机会去得知“事情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1963年夏天，时年20岁的德雷顿终于实现了他的印度之旅。动身之前，他向许多印度专家寻求咨询，其中包括美国人权领袖巴亚德？拉斯廷，他在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中，曾是马丁？路德？金在甘地的“非暴力”方面的顾问。
拉斯廷介绍德雷顿认识了印度重要的政治人物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纳拉扬又转过来介绍他认识以“活圣人” 闻名的社会改革家维诺巴？巴维，○5 巴维是甘地最重要的门徒之一。甘地1948年被刺杀之后，巴维继续寻求促进非暴力与自力更生的方法，他选择了将重点放在土地改革上。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4）
巴维不相信政府能和平地完成土地改革。在他看来，改变人们的心地才是方法所在。于是，在1951年，他发动了他的土地赠予运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村庄赠予运动。虽然巴维当时55岁了，并且患有疟疾和胃溃疡，但他开始在全印度徒步行走，每天走10到12英里，向村民们传播关于非暴力运动，并且恳请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交给一个合作拥有的机构，用来帮助没有土地的穷人与“贱民”——印度穷人中最贫穷的人。
到1960年，巴维的努力导致了700万英亩土地资源的的重新分配，比麻省，特拉华和罗德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
德雷顿到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加入到巴维的宿营地，参与了几周时间。每天早晨，巴维和他的团队，15到30个“建设者”凌晨两点半出发。行走几个小时后，他们停下来，默默地观看日出。对于德雷顿来说，像这样在凉爽的早晨行走几个小时是“十分神奇的。”
然后巴维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前往预定村落。当他们接近时，德雷顿看到许许多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巴维走进村子，当地的首脑把他领到一个棕榈枝搭成的拱门下面，将“村落之光”递交给他（一种致敬仪式）。然后巴维会主持一个只为孩子们的默祷仪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能听见，” 德雷顿回忆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成千上万——如此的协调一致。”
然后巴维的志愿者们分成几组，和当地人协商“村庄赠予”的事。
在炎热的下午，一起坐在一张小床或沙发上，德雷顿会向巴维请教有关非暴力的问题。“维诺巴对我非常耐心，根据我的理解能力调整他的回答。” 他回忆说。
显然，巴维是一个深奥缜密的思想家。他能够像任何华府中人那样精明，而他骨子里仍是个谦卑的人，对于村民们对他的崇敬有些承受不起。“他身上有一种威力，” 德雷顿说，其实他对“威力” 那个词并不是感到完全满意。“他不仅是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解放者，而且是一个心灵的解放者。他知道，他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伸出手去帮助人们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做出英雄主义的人生决定。如同所有优秀的领导人一样，他使人们感到自己比原先高大，而不是更渺小。我离开时，带着对他的极大敬意。我了解他的理性分析的智慧，我把他看作一个活圣人。”
“今天，我可能会把他看作一个社会企业家。”
随着德雷顿对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