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余秋雨--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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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选自余秋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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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做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挥很多其他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莽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只是一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做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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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1）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