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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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加在一起，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到那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如此行为，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术篇第70节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2）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閰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这样不仅张学良的地位确认，就是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的地位也确认了，东北军不但可以入关，而且进入了中央政府。对比冯阎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冯阎只给了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名义，对张学良部下入关之后的地盘则没有什么表示，就冯阎而言，他们还缺乏驾驭张学良的气魄和能力。他们准备定都北京，担心把北京让给张的东北军，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蒋介石对属下的驾驭能力远远比冯阎强，他没有京城让外人设防，受制于人的担忧。在军费方面，蒋介石慷国家之慨，笼络张学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拨给张学良入关经费达２０００万元，在那个年月，不说是天文数字，倒完全可以是一笔巨额经费。在军阀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面前，其产生的吸引力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冯阎，却没有动真格，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哪来那么多的钱来收买张学良，他们自己的军费也需要向蒋介石乞讨，他们之所以起兵反蒋，不就是为了多留一点队伍，争取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近的待遇，多要点军费。如果有巨额多余的钱给张学良的话，那里，还会扯旗反蒋呢？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还是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其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冯玉祥、阎锡山在力量对比上，顿时处于劣势，战局发生逆转，冯的军队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与蒋介石抗争，其浩浩荡荡的冯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评析：　　　　
　　　　蒋介石在与地方军阀恶斗中，获胜了。蒋介石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有张学良这个“偏师”相助。当时中原大战的双方都在争取张学良。蒋介石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这一块金字招牌，以及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外，还在于他的权术与冯玉祥、阎锡山相比，要高他们一筹。他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他高度重视，派重量级人物到张学良那里去游说，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谋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关节，而冯、阎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轻，不得要领。他锲而不舍，舍得下工夫、花大本钱；而冯阎则做功不够，且小手小脚，小家子气，没有什么吸引力。　　　　
　　　　蒋介石为了借助张学良这个“偏师”作了巨大的投资，但其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战后，虽然也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但像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却没有了，冯阎联盟被打败后，尽管武力反蒋事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一支力量能与他抗衡了。蒋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他借助“偏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对张学良感激不尽，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升到显赫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树大招风，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将士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的悲剧性的人物。


术篇第71节　“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一说，源出于《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清•；顾张思”诠释说：“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右手俗称顺手，“取顺便之意。”说白点，就是在行路时，发现路边有一只羊，便顺手把它牵回家据为己有。这个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获，或毫不费力地获得某种平常要花大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常见，顺手牵羊，大多数喻指贪小便宜，不那么正人君子气。这种伎俩，兵家、权谋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妫，占为己有。淝水之战，只有８万人马的晋军，采用“顺手牵羊”之策，打败秦王苻坚统率的９０万大军，是为兵家精典。蒋介石也使用过此术。　　　　
　　　　事例：　　　　
　　　　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王家烈，１８９３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一户农家读书人之家。１９１４年从军，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一营三连当列兵。长期混迹于黔军，由军队的最下层的列兵逐步跃升到将军。后来王家烈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因积极“剿共”，在蒋的扶助下，势力发展很快。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其所率部队普遍抽吸鸦片，步枪加烟枪，被戏称为“双枪”将军。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但是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８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虽然王家烈之类的地方军阀已经投靠蒋介石，但他们被视为“异军”，靠不住，早晚是要与他作对的。对于收编的地方军阀势力，他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贵州的昏庸统治，使黔军实力大大削弱，再加上两派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于是，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把黔系军阀消灭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他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来“顺手牵羊”之计法，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