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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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墙上插一些木棒，然后用绳子捆绑一下，脚手架就完成了。而这些简单的工作装备，不禁让人提心吊胆，随时都会发生危险。这些工匠们做事也没经验可谈，常常是认为能用的东西准备好后，到真用到的时候又不能用。而雇用他们的外国人，比起《格利佛游记》中格利佛的遭遇，更为不幸。　　　　
　　　　我们记得一位广东的承包人，嗜吸鸦片，他的承诺就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了。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当把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我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亲自量过好几遍，可是现在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点胶水都没用，而且一块都合不上；地板长度不够，数量也不够，质量更不合格。”那位脾气很好的广东人赔着笑脸，看起来有些可怜，他用着一种文雅的语调说道：“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做事风风火火，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完全是非理智的。显而易见的是，像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品质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具有的这一品性。　　　　
　　　　让一个中国人意识到做事迅速的重要性，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一大包外国邮件耽搁了好几天才送达，究其原因，原来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可见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所处的阶段，即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　　　　
　　　　中国人在社交访问中不注意时间，是最令外国人讨厌的事。在西方国家，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人们都会自觉遵守；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只要主人没提出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会不知疲倦地说下去。　　　　
　　　　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同样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连着几个小时不间断。“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这是一位有名的牧师的格言，但是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时间多长，他一定会对这句格言做实质性的修改。　　　　
　　　　或者他会效仿另一位牧师，在书房醒目的位置，挂上“主保佑你离开！”的字句。当中国人正说到兴头上，你告诉他你很忙，这无疑给他当头一棒，他会用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那么长的时间保持沉默，正如那句谚语“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　　　　
　　　　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对前来做客的“只来不走”的中国朋友，只说句：“请坐，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正忙着工作，请原谅。”那他们就会幸福得多。　　　　
　　　　或者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话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学了一些短语，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的时候，他大声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哄堂大笑，老师也差点晕过去。


《中国人的气质》漠视精确（1）

　　　　外国人对中国人外在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相貌似乎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穿的衣服统统是蓝色的，眼睛呆滞无神，辫子也一模一样，像一个豆荚的两半。　　　　
　　　　但是事实上，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只要略加体验，即使最不善于观察的人也会意识到这个错误。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在他们的口音上也有所差别，如果两个地区间隔很远，那差异也越明显，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方言”。经常有人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写起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人说出来却又有很大的不同，这点我们也深有同感。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十里之外不同俗，到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事例。然而，最常见是计量标准的差异，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计量标准应该是绝对不变的。　　　　
　　　　西方人厌烦任何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对此却表现得无可厚非，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像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　　　　
　　　　如果你询问一个卖汤圆的人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圆，他会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圆，留给你自己去猜想了。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牛有多重，他会告诉你一个与实际相差太多的数字，并解释说，这个数没将骨头算在内！问一位职员的身高，如果他给出的数与实际有很大的悬殊，那他估计曾经当过兵，因为部队在分配挑担子的时候，注重的是人的锁骨的高度，他告诉你的数字，是没有把头部算在内的！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难理解了，他说他家“离城90里”，但实际距离只有“45里”，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　　　　
　　　　在中国，铜钱计量的不一致，是最为明显的事例。铜钱是中国唯一的货币，各个地区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一种最简单的计量方法。按道理来说，“一串”铜钱是100个，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在所有的地方都是100个。不用走遍所有的地区，就很容易发现一串铜钱的数目的不相同，事实上，100、99、98、96、83（如陕西省会）、33（直隶东部），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还要少。　　　　
　　　　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银子是以“两”为单位的，但是全国各地的“两”，除非是巧合，否则是决不会一样的。这样的情况，让外来人糊里糊涂，让老实人异常烦恼，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我们不做研究，我们现在只关心存在的事实。　　　　
　　　　除了钱币，其他的计量同样是混乱不堪的。用来称量粮食的斗，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如果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忍气吞声的民族，在粮食征税中引发政治动乱，那是很容易的事。　　　　
　　　　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显然，“全世界”并不包括中国，因为他们的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也不是一斤。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混乱还大行其道，随处可见（尤其在盐业专卖中）把十二两叫一斤的纯属武断的标准。买东西的人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实际上只得到十二两。而且这种做法是公开的，同行的人都这样。百姓们都清楚，这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不叫欺诈。　　　　
　　　　类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于土地的丈量中。有的地区，一“亩”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在这个边界线上有人居住，丈量土地的时候，为了适用不同的田亩制，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工具了。　　　　
　　　　在中国，要想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首先要弄清楚“斤”是哪种斤；要想知道粮食的亩产量，必须弄清楚“亩”是哪种亩。如果只凭借现有的材料（像外国人来中国后经常做的那样），得到的结论是很不可靠的。　　　　
　　　　旅行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中国在距离的计量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陆地旅行中，路程以“里”计算的话，就要弄清楚这个“里”指的是不是“大”的里！我们承认这种计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　　　　
　　　　外国人普遍感觉到，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会变“长”。一个人在国道上每天可以走120里，在乡村小道上每天顶多走100里，到了山区，每天就只能走80里。中国人对这一点不否认，即他们测算路程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而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因而，如果中国人说到山顶有“90里”，那么估计实际里数还不到一半，因为他们告诉你的，是走这段路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　　　　
　　　　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也和测算的距离有关，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欧几里得的假定，在中国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加入一个否定词。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有一段路，里程碑上标明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无论你再怎么穿梭于此，再怎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如此，真的是太奇怪了！　　　　
　　　　与此相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特别是在河道航行中，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你打听到，距前面某一个地方有“40里”，更慎重严密的考察后，才知道“40”是两个“18”的和，他们的回答更会让你哑口无言：“4个9，不是40吗？”按照他们的理论，“3个18”就是“60”。　　　　
　　　　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政府的通信员参加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全程，申辩说，这个“60里”是“大”里，经过实际测量，发现是“83里”，从那以后，这段路才按83里计算。　　　　
　　　　一座城市周围的村子，都可以叫做“三里屯”，虽然它们离城从1里到6里不等。还有一个现象，如果道路两边建有房子，实际上只有1里的路，村民也会很认真地告诉你，有5里长。当你提出质疑时，他们还会再三向你保证，路确实有那么长。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一些标准，在看了那么多的事情后，你也不必太过于惊讶了。造秤的人常常徘徊于大街小巷，按客户的要求给秤杆镶上秤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意人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来进货买东西的，一种是用来销售卖东西的。除非是杆旧秤，新秤他们一般都不买现成的，因为市场行情在变，秤的标准对于每个生意人都是不同的。　　　　
　　　　最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莫过于说人的年龄大小。最简单、常见的事情，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属相，能轻易地推算出这个人的年龄。事实上，在中国，如果说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可能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他们的观念里，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的准确些，就要先减去后面这个“常数”。　　　　
　　　　中国人即使说出了他的准确年龄，也不能太相信，因为他给出的多是过完下一个春节后的岁数。计算年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以“十”为单位，把岁数弄得很模糊。说一个年龄的时候，多是“一二十岁”、“好几十岁”等词语，严格而确切地说出年龄的情况非常少见。　　　　
　　　　在中国，“万”是人们计算的最高限度，当然模糊也就只能延伸到这里，“百”、“千”无一幸免。中国人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些表达，即使有更加准确的方式。


《中国人的气质》漠视精确（2）

　　　　有个朋友和中国人聊天，这两个人说花了“两百串钱”看一场戏，在这位朋友的追问下，他们说：“确切地说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和两百串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有一对外国夫妇，在中国居住了好几年，在要回国之际，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了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的老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去世，老母亲恰好同岁。打开条幅，分别题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字样，而且每个条幅的边上还有一行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和赞美贵夫人享有了“六十年的荣华”。　　　　
　　　　夫妇俩大加赞赏之余，对条幅上的小字很不解，其中一个虚心地请教：两位母亲是同岁，这我们都知道的，可为什么一个说是七十，另一个是六十呢？这位中国朋友的回答，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要是两个条幅都写“七十年”，那就显得很没创意、很没文采了。　　　　
　　　　我们所要求的精确，在讲究社会裙带关系的中国人面前，显得很无力。一个人正在打官司，他说他“家”在一个村里，可是从他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其实住在城郊，他的先辈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从那个村子搬出来了。问他：“你现在是城市居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他简单而肯定地回答：“不是的，我现在虽然住在城里，但我老家是那个村！”　　　　
　　　　还有一个人指着村里的一座古庙，骄傲地宣称：“建那座庙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其实，那座庙建于明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外国人学习中文，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区别于他人，表明自己的身份。西方人喜欢把一切弄得很确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想知道、也不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知道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这就够了，可想而知，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在数字的运用上，中国人缺乏精确性，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同样也是如此。在中国，要想找到一本完全没有错别字的书，那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写错别字并不是图省事，因为有的错别字的写法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是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并没有把精确性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在常用字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或不认识、不知道正确的写法，或书写马马虎虎，大量的错字、别字常常代替了正确的同音字。　　　　
　　　　人们在书信的称呼上，将漠视精确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人的家信，称呼一般是“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父大人”、“贤弟大人”等等，而且用非常醒目的字迹书写，但是，“大人”的姓名一般不会出现。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他们注重实际，对自己的名字就满不在乎。他们的名字，一下写成这样，一下又换成那样，往往弄得我们摸不着头脑，看到名字还得问一下以确定是谁。最让外国人弄不清楚的是，同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时专门用来注册的名字。　　　　
　　　　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的有两三个名字，但事实上又不是一个比一个更贴切。一个名字有了别名，那么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平时交谈中就可以交替使用了，甚至可以把别名当成形容词，和原名组成一个复合的名字来称呼。　　　　
　　　　像化学分子式那样需要绝对精确的教育，在中国还很缺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很难想象，抱着这样的态度，中国第一代的化学家把“没几十个微粒”的东西和有“好几十个微粒”的物体混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抱有精确的态度，甚至会更精确，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目前不重视精确，也不知道精确是什么。　　　　
　　　　从这个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的特性。采用他们提供的数字和数量时，不要被骗，要知道他们从来没想过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提供的权威性材料，即冠以“统计数字”的材料必须留心，他们的整体有可能大于部分的总和。　　　　
　　　　当我们看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后，就会像拿着“不确定大法”的聪明的苏格兰人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儿有“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中国人的气质》易于误解

　　　　你是一个外国人，当学了不少的汉语，并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学汉语是很有天赋的，外国人很难学会。你所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让你倍受打击。于是，你开始更加勤奋、努力地学习。几年后，你可以很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