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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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家报纸曾详细报道了纽约华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荒谬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在商业中的互相猜疑情况。中国人在各个城市建立的机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在纽约，他们也有自己的市政府，这个政府由十二个领导人构成。为了确保绝对安全，这些人把钱和市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有着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的大保险柜中，而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
这个保险柜一共有十二把钥匙，每个领导者拿着一把。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其中一位杰出的领导者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
这件小事，可以看做是一个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包含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例子。亚洲地区的一个典型现象——宦官的存在，中国也很早就有。但是现在的满族人统治的这个王朝，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做法，使得这些危险人物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别人了。
作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满人和汉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互相猜疑，难免产生矛盾。想要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就必须妥善安排六部长官及副职人选由哪族人来担任。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的话，中国人在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实际上，中国人的本性使得不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上级担心来自下级的竞争，因而会时刻提防下级；下级也在猜疑上级，因为他的职位的升迁、调动要受其影响。而整个官僚阶级，无论是高官还是低官，都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心。
这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就是，在中国有许多半政治性质的宗教团体。这一切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马蜂窝。一些节欲者团体的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止。虽然它只不过是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搅散衙门里贪得无厌的“虎狼”的筵宴，并不是企图谋反。但官方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就被认定是要谋反了。
在官方的观点里，包括三星会，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这种猜疑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出现，政府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抓住其领导人，把他们流放掉，或者杀掉，这样就减轻了他们的疑虑。
正是这种强烈的猜疑使得本来就保守的中国人变得更加保守。这对于推行他们不了解的新事物是很严重的阻碍。人们总是怀疑政府的调查是别有用心的，哪怕是名义上的调查也不行，偶尔因为需要，政府会组织人口调查，因为民众强烈的猜疑心，这种调查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说邻村有兄弟二人，断定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他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政府的猜疑使得中国所需要的改革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有人向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阐述铸造小银币的重要性时，遭到对方拒绝，并且对方说：“中国的货币，永远不可以改革。如果试图改革，百姓会立即认为是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在中国开采矿藏也是同样，无法避免遇到巨大的阻力。如果这项工作可以成功的话，中国会因此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但是，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官员们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只要引起猜疑，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都别想引进。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4）
已经去世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每前进一步，他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如果他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可能早就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一旦能够证明已经得到了效益，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
中国海关对养蚕和种茶一类业务实施的调查，是非常现实的。但是那些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会违背自己以前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是为了促进生产或提高技术劳动的收益，而不是为了征税呢？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即便听说了，谁又会相信呢？中国人对这类事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形容，就是“狐狸跳进鹅毛笔管时，却说：‘各位早上好’。”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猜疑这个问题与外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但是同时，他们也相信，外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最难办的事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中国人会认为一个外国人在察看风水，因为他到了一个自己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国人会认为一个外国人在测定河中是否有金子，因为这个外国人正在凝视一条河。人们认为，外国人能够看穿地面，看到地底最值得攫取的东西。如果外国人在赈济灾荒，人们就会认为他的目的不过是掠走大批的当地人，把他们卖到外国去做苦力。
在中国，外国人是经常被禁止到城墙上去的，他们的建筑物的高度就像中国的边界线一样，也有严格限制，这是出于“风水”的考虑。看起来，中国人完全缺乏对自然一致性的认识。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种说法，说外边长鸦片，里边长煤炭。这并不只是没有知识的人的观点。
帕普利教授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进度的情况下，将它作为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已故的政治家文祥看了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一书，当有人问起他的看法时，他回答，他准备接受该书科学的部分，但宗教部分，即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让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后的很多行为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目前的理解水平。温·里克茨芬男爵骑马在四川乡间游历，在当地人眼中，这种行为完全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把他想象成一个因某场恶斗而不得不逃亡的人。初次见到外国人，很多中国人都会充满神秘的恐惧感，到后来才发现这些外国来的野蛮人原来也都挺好的。许多中国妇女受到警告，说她们一旦自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就会出现致命的咒语，使她们中魔。如果最终她们还是被引诱进去了，就千万不要踩他们的门槛或者照镜子，那样会很不安全。
几年前，内地的一些省份对外国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在我的努力劝说下，内地某省的一位年轻学者终于答应来教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汉语。在那人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后，年轻学者突然以家中有老母亲需要自己照顾为借口，离开了。临行前，他和我约定，到某一天赶回来，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
这个聪明的孔门弟子，住在外国人家里的那段日子，因为害怕吃了迷魂药，所以从来没有喝过一口茶或者吃过一样东西。有一次，他要写信给母亲报平安。另外一个老师就送了他一个外国信封，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就可以封口。年轻学者却害怕因此遭到毒害，所以“急中生智”，以自己对此不在行为理由，温和地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
这种观念也导致了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国人印刷的汉语书。人们普遍认为，书中放了迷魂药，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证据就是它所散发出来的油墨味。有时，他们还互相传着这样一个观点，说要是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据说，有一个小伙子不相信这一点，于是就找了一本外国人的小册子来看，刚看了个开头，就惊恐地把书扔掉跑了。他回家告诉他的朋友，说书上说假如读了那个书后，说了谎话，将来就会下地狱。兜售图书的小贩也经常发现，那些宗教书刊送都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因不为人知而受到敌视，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的人别有所图。这种观点在中国相当普遍。
如果一位外国人不谨慎从事，试图记下一些孩子们的名字，就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引起一片恐慌，而且，确实有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因为这个原因解散了。中国文字的罗马拼音体系一开始引入，就遭遇了怀疑和排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本国朋友看不懂的文字？
世界上所有的解释都不足以消除老一辈中国人的疑心。他们认为，汉字已经很好地使用了好几代了，是最完美的文字，对下一代也有好处。比起连祖先都不知道是谁的外国人的文字来说，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的一切建议都会招来一片反对的声音，原因很明显，只是因为它是外国人的建议。这种“柔顺的顽固”的性格使中国人，用最温和却也最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你：你的建议令人非常敬佩，但也非常荒谬。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但是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种语言方式。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绝不会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向中国人发号施令，表达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一个外国人很不满自己中国仆人的失职和过错，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得知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后，他痛心地说：“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和这个仆人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清朝的高级官员曾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译文的版本时，也不能领悟到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等背后隐晦的含义。后来明白了后，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全部版本。
在遍布大部分中国的医院和诊所里，你可以看到最顽固的，不信任外国人的例子。在人数众多的病人中，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使许多人对他们表现出不言而喻的诚意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很少，只是通过小心的探问得知，他们仍相信外国人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入药，外科医生有将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荒谬的谎言。一两年之后，这样的医疗机构取得的广泛成功的经验，有可能驱散所有的这些无稽之谈。但是，一有机会，它们还是会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一样，疯狂地蔓延的。
在中外关系史上，虽然外国人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但是，整个历史还是一段中国人猜疑与搪塞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很厌倦的历史，没有任何成就的外交人士造成了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教训。
在中国，经常出任外交家的往往都是一些被强迫的平民，他们很清楚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列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外国人想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对此，地方官员用各种借口应付。在一次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带着纸和笔，到了见面地点。初步交谈后，外国人慢慢取出文具，摆好纸，拧开笔，检查一下墨水，神情严肃专注。好奇的中国官员默默地看着他做完这些，忍不住问道：“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5）
“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
“记下你的答复。”这位官员忙向外国客人保证，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住所肯定会解决的。可是，这位官员又怎么能保证，他下次再听到这个神秘的记录时，里边的内容就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这些谣言使人们心中经常充满恐惧。几年前，关于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在某一条街道行走。他们认为，那样会有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的危险。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那样真切，看来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从这种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无限度地轻信谣言和相互猜疑的性格，是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这些谣言波及外国人的时候，长期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能轻视他们，而应该彻底查清。假如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敷衍了事，任其蔓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
中国所有的地方都适合迅速传播谣言。无论是哪一个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就必须重视时间，如同重视地质新纪元一样，把它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非议的实例告诉中国人，并且让他们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人类史上将第一次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1）
信，由“人”和“言”这两个字根组成，是中国汉字中的一个会意字，英文里通常译为“Sincerity”。在中国人所推举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中，它位居第五。
在许多中国通看来，“信”是中国这个天朝上邦最少见的一种美德，相信他们也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这一教条后说：“假如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选择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与他们现有的实际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实践中遭到蔑视，那么这一美德一定是‘信’。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表现的品质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们的敌人讽刺他们的地方。虚伪、不真诚、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在详细考察下面这些事例后再来判断这些评论是否符合事实，还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差异。我们不但觉得这一点推测完全合理，而且我们相信，有资历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的。毫无疑问，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信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思想敏锐的学者，当他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能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直率有着很奇特的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直率到了没有分寸，就成了无礼”。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孺悲的故事，西方人觉得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而儒家学者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