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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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见得太多了，就像一名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显得无动于衷。那些忍受苦难的人们，已然准备终生面临灾难，尽管与灾难之间还有点距离。灾祸临头，默默承受，像是不可避免、无法医治似的。
如果他们能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可以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会这么做的。如果灾难让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各自寻找生路，等待着日后相聚。如果得不到救济，整队难民会冒着严寒，跋涉千里，一路乞讨，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收成较好、劳力需求较多、较能容易维生的地方。等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又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尽管泥地还无法承受耕畜的重压，但是他们也会想办法在泥土中挖出一条条小沟，熟练地撒上一点儿麦种；然后重新去乞讨维生，直到庄稼收割的时候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将再次成为农民，不再作乞丐，但是他心里明白，破产和饥饿是永远不会一去不复返的。
坚持灵魂不灭说的人，爱用的一个有力论据是：最优秀的能人，在今生时常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这个论据确凿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历史的忠告是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一个民族具有忍这种天赋，又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后盾，它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中国人的气质》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对逆境有着令人惊叹不已的不可思议的忍受力。这种能力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心理悖论。即便是很明显地处在一种毫无希望的境地，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作无望的抗争，而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
19世纪末，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都表现出一种烦躁焦虑的情绪，但是据我观察，中国人没有这种情绪。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或者说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样的时代存在。
但是，“忍”和“韧”两个字还不能从根本上概括中国人在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常乐”，就是在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仍能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注意这种美德，当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此来帮助人们理解这种美德。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是说中国人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并不希望得到更多更好的。正如前面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所看到的，他们的知足最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国家的政体的态度上。我们毫不怀疑地说，他们从来没想过改变现在的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
当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因循守旧，所有的民族都会这样，只是中国人更典型。中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经世代相传，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它完全压制了人们对命运不满的思想。中国人当然也会遇到灾难，他们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显，始终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可能去努力推翻已建立的秩序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样他们所受的压力太沉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极力说服人们，现存的体制是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人们，对现在的体制做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之所以顽固不化，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是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目前还没有人完全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在中国的书籍中，有大量的关于“天命”的论述，老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个创造了世界，并且关怀我们，预言我们生活的造物主；对中国人来说，“天”是一个笼统的非人化的东西，很难完全说得清楚，实际上就是所谓命运。“好命”还是“坏命”，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仙”和“坏神仙”。能做成事情，还是做不成，完全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都是以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为依据，而延伸出来的一种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有无数的中国人就是依据这种普遍的说法过日子的。当然，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的。
中国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一说必然走向绝望，或者失望。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会像病人等待最后的解脱一样，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他们说信的“命”也不同于土耳其人的“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华民族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背的，那么，他们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
希腊人一直认为：历史是用实际例子来给人启示的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中国人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性格，他们毫无怨言地选择尽最大的可能屈从适应，而不愿意花力气撞墙以表示不满。他们行事的依据是“不能医治的伤风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
换句话说，中国人知道富了该怎么过，穷了又该怎么过。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下的哪一种，他们知道如何知足。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常乐看作是他们的一种民族特性，这种特性和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得到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这与我们很不相同。
一般的中国人不会过分讲究，他们是最好招待的客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无论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已经够好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衣少食之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很惊异。
中国人的常乐一般根源于他们的热情好交，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跟人聊天。至于聊天的对象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对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大。毫无疑问，他们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似乎可以通过聊天来缓解很大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人喜欢种树养花以点缀自己非常简陋的环境，这甚至成为他们最大的爱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就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虽然对他们的许多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他们经常任劳任怨，长期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怨言，而且经常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仆人，如果经常说自己命苦，就会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话柄或者他们的口头禅。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却从不叫一声苦。他们视自己起早贪黑的辛苦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最为辛苦，却不但没有听到他们对社会不公有过牢骚，反而经常见他们放弃休息的机会加班加点干活，满足于有一顿饭吃。
有见识的旅行者经常会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劳工的这一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中谈及扬子江上游时说道：“纤夫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他们几乎都是小伙子。他们总是愿意在岸上奔忙，吃饭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刻钟，并且从来不发脾气。”
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名纤夫紧紧攥住纤绳，踏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水而上。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这些穷苦力的顽强和韧劲，他们两个月才挣两元钱，每天三餐只是粗米饭，配一点洋白菜，正是靠这些食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用尽力气。”
我认识受雇于外国人的一位中国车夫，他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一连行走数月。整个行程中，他必须很早就起身，然后翻山越岭运送沉重的货物一直到很晚。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如何，都赤脚赶路，跋山涉水。每到一个地方，还要为雇主准备食宿。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得到的报酬却不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据雇主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除了细节上不同，相信所有的读者都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
也许最能表现出中国人乐观天性的是他们生病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表示乐观，也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情况保持乐观。甚至对很严重的病痛，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乐观态度。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中国人，正遭受严重疾病困扰，而且他们又极为贫穷，得不到应得的营养，身边不但没有亲人，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者直接遭遇抛弃，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的。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与镇定。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他们肯定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认为，具有这种乐观性格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的时间够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们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的“适者生存”是真理，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的气质》孝悌为先（1）
研究中国人的特性，就不能不说孝顺这一话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研究中国人的孝顺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课题。与我们习惯用这些词语表示的含义相比，它们在中国人当中的实际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使用过的许多词汇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汉语中还有很多表示同样意思的词语，其中与“孝顺”最相近的，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礼”。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给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
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英文中的‘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包括外部行为，而且涉及了所有规范礼节及其行为动机的正确原则。”
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这点从他们的一些古代书典就能看出，比如《四书》和其他古书典，特别是《孝经》。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讨论中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孝顺是从多方面体现的，并不是在任何位置上，或者说任何观察者都能发现其本质的。
1877年，雅蒂斯博士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精心总结、阐述了自己在中国生活三十年的观察和经验。论文刚开头，雅蒂斯博士就说，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表现形式之一。接着，他在论文中又提出，“孝”这一概念，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入歧途。
雅蒂斯博士认为，中国人是他所了解的民族中最不孝顺的。他们不服从父母，而且一旦明确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这种观点受到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的断然否定。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说法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每个人的感觉总是不同的，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长期的生活实践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并没有接受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行为准则，他们并不是同样做法。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者说受约束不是很严格的孩子们长大后的情形，就不一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了。
中国人的观点是：树大自然直。意思是说，孩子长大了，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它可能还包含别的意思，但是它确实为中国人的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念是否正确，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验证的。
《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有无孝心方面。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恪尽职守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普遍的看法是，孝顺实际上是出于对先人的感激心理。《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所以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孝顺的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当父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外，作子女的还要努力纠正父母出现的明显的错误。威廉姆斯博士曾引用了《礼记》中这样一段话：“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在中国很少听到不听父母话这回事，而在西方则不然。
我们发现，孔子在《论语》第二章中，对孝作了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因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当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向他请教“何为孝”时，他说：“无违。”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违背”。显然，孟懿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后来的事情表明，孔子并没有解释完全他的意思，就像其他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有一种“欺瞒”的才能。他不是亲自向孟懿作解释，而是到后来，当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重提这件事时，樊迟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