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台落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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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仍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奕心想，拒绝俄国的要求，是天经地义，而居然还有人送钱来用，世上哪里觅这件好事去？这笔钱，绝不会像李家父子用俄国的卢布那样，惹出极大的麻烦，看起来自己着实交了一步老运。
“王爷！”门口有人在喊。
抬头一看是那桐，后面还跟着他的长子载振，便点点头说：“都进来。”
“内田怎么说了”。
“还不是俄国那件事。”奕毫不避忌地指着存折说，“留下这么一个折子，还没有图章，简直是空心汤圆嘛！”
那桐收了内田三十万，载振也有二十万，自然都帮着日本人说话。“一定是忘记留下了。”那桐说，“内田表示过，这是第一笔。事成之后，另外还有孝敬。”
“喔！”奕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在这里耳目众多，行迹不宜过密。好在你们马上要到日本去了，有事我打密电给你们，你们跟小村接头好了。”
那桐也是这样想法。现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即是内田康哉的前任，相知有素，在日本跟他联络，比奕在这里跟内田接头，更为方便。
“你们是后天上船不是？”奕问他儿子。
“是！”
“你虽是‘正使’，阅历什么的，都远不如琴轩。这一趟出门，处处要请教琴轩，不可乱作主张。”奕格外又告诫，“更不可以荒唐！当心闹出笑话来，丢人现眼！”
不会的。”那桐为载振卫护，“王爷请放心好了。”
第二章封疆大臣
封疆大臣又有了一番大调动。
调动之起，由于闽浙总督许应，为人参奏贪污，朝旨命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彻查。复奏开脱了许应，但他手下文如臬司，武如督标中军副将，都有或多或少的溺职情事，因而许应还是被开了缺，由曾任山西巡抚的锡良继任。
锡良尚未到职，广西却又出了事。本是土匪打家劫舍，只为巡抚王之春处置失当，渐有成为叛乱之势。王之春早在上年十月里就打了电报给军机处，说广西除梧州、桂林、平乐三府以外，几乎无处无匪。可是，朝廷除了一纸电旨，责成王之春尽力剿治以外，别无善策。王之春计无所出，异想天开，竟打算借法国兵平乱。消息传到上海，广西同乡大哗，集议反对，联同各省电京力争。朝廷亦觉得王之春此举，无异引狼入室，过于荒唐，因而一面严饬不得轻举妄动，一面考虑另简大员到广西剿匪。
仔细研究下来，以调四川总督岑春煊担当此任，最为适宜。
原来岑春煊经庚子勤王数千里的磨炼，对兵事已大有阅历，上年春天由山西调广东，尚未到任，由于四川有匪骚动，特命署理川都，负责剿匪。岑春煊日行二百里，在二十天内，由山西赶到成都，随即出兵围剿，擒获匪首“活观音”，请王命斩于闹市。不过三数月工夫，奏报全境肃清。加以广西为岑春煊的老家，不凭威望，只讲乡谊，土匪亦当就抚。
原任的两广总督德寿，是内务府司员出身。这个督抚中的肥缺，一向是皇家的外府，所以内务府出身的人放此缺的特多。官声不好不要紧，只要对“交办之件”能如上意，将内务的人敷衍好了，便无大碍。德寿的官声不算太坏，虽少才具，却能谨饬，但因此得罪了慈禧太后。两宫西狩时，各省都是进贡不绝，有的丰腆，有的礼贴，如张之洞进贡，连行在怕无书可看都想到了。独有德寿的贡品，比较菲薄，李莲英跟他“借”两万银子，竟以婉言谢绝。这一来，就是没有广西的土匪，亦难安于怀了。
不过，德寿毕竟没有什么劣迹，不能无端解任，更不能降调，所以总督还是总督，只是调了去管几已名存实亡的漕运。
漕都是荣禄所激赏，而圣眷亦颇优隆的陈夔龙，至少得要替他找一个巡抚的缺。而巡抚的调动，首先该考虑的是广东。
广东巡抚叫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底子是秀才，而以军功起家。曾替曾国藩办过多年的粮台，人品不坏。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肯实心任事的巡抚，与好作威福的岑春煊“同城”，必成水火，结果毁了李兴锐，亦未见得对岑春煊有好处，岂是保全之道。
因此，李兴锐必须调开，另给岑春煊一个老实无用脾气好的巡抚。这个人挑中了河南巡抚张人骏。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为人与德寿差相仿佛，不过肚子里的墨水比德寿多得多，是翰林出身，凭这一点，可以使得他少受岑春煊的欺侮。
这一来，陈夔龙有出路了。河南巡抚不是很肥的缺，但是很有名的一个缺，大致巡抚上面都有一个“婆婆”——总督管着，没有“婆婆”的，只有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但山西、山东犹不免要看直隶总督的颜色，惟独河南巡抚，从文镜以来，就是不受任何总督牵制的。
至于李兴锐的出处，却又与锡良有关。他是蒙古人，两榜出身，廉惠勤朴，在旗人中是上驷之才，本来是河道总督，此缺裁撤，调为热河都统，再继许应为闽浙总督，但此人长于军事，而李兴锐对整顿税务有办法，为事择人，以锡良调川，李兴锐署理闽都，就各得其所了。
这番允当妥帖的细心安排，出于瞿鸿一手的策划。但奏准之日，正当奕掌枢之后，因而无形中掠了美，都说姜毕竟是老的辣，庆王一入军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不虞之誉，在奕自然居之不疑。可惜，扫兴的事，跟着就来了。
说起来是奕自讨没趣！
岑春煊有个癖好，喜欢参劾属员。督抚新任，满三月须将全省在任及候补各官，做一次考绩，奏请黜陟，名为“到任甄别”。岑春煊在四川到任之初，预备参三百人，其后幕友苦劝，也还是参了四十员。
此时接得调任广东的电旨，岑春煊想放个“起身炮”。别人放起身炮是下条子补缺派差，他则反其道而行之。参劾的名单中，有个候补知县叫唐致远，他的父亲叫唐文耕，做过提督，与奕颇有渊源。唐致远被派过许多好差使，而声名不佳，得到消息，说岑春煊放起身炮，他亦是被轰的一员，少不得急电奕求救。
隔不数日，奕给岑春煊的密电到了，说是“唐致远其才可用，望加青睐”。这个面子够大了，岑春煊只好将已经抄好的参劾名单，勾去了唐致远的名字，重新缮写。
只是岑春煊的气量极小，心想唐致远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为此耿耿于怀，胸前始终横亘着一股不平之气，竟致寝食不安。到得要发炮拜折之时，突然一拳捣在桌上，狠狠地说道：“我偏不买账，看你如何？”
于是一面交代幕府，仍照原来的名单出奏，一面复了一个电报给奕，指陈唐致远的种种劣迹，末尾才说：“奉到钧示，劾疏已发”，表示歉意。
奕碰了这么一个钉子，才知道岑春煊真个不好惹。无奈他先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自四川剿匪以后，声望渐隆，已成督抚中的重镇，只好先容忍着再说。
除此以外，奕得意之事颇多，最令人艳羡的是，载振从日本参观博览会，并考察商务回来，密锣紧鼓地筹设商部，载振竟当上了第一任的尚书。商部经管铁路、矿务、工商，一切兴利的实业，都归其掌握，谁都看出来，是比户部还阔的一个衙门。
这是袁世凯的策略，利用商部来收盛宣怀的权，同时亦是为自己练兵筹划出一大饷源。
“练兵要筹饷，筹来的饷，可不一定都用在练兵上头。”袁世凯向奕说，“太后不是想修佛照楼吗？”
听到最后一句话，奕精神一振。他就领着管理奉宸苑、管理颐和园的差使，重修颐和园，有那桐在想法子，可以不管，重修西苑是前不久慈禧太后当面交代，责成办理，而经费无着。正当巧妇无米为炊之时，却说邻家有余粮可以接济，自然喜逐颜开了。
“不是你提起，我再也想不到。李少荃当年办海军，就是因为上头要修颐和园的缘故。如今要重修西苑，你的兵就练得成了。”
“是的。不过如今北洋，不比当年的北洋，当年北洋有‘海军衙门’……。”
“这倒不要紧！”奕打断他的话说，“如今一样可以设练兵处。”
“王爷说得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我的意思，就设练兵处，也别管筹饷，庶几远避嫌疑，名正言顺。”
奕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我懂了。筹饷仍旧是户部的事，这样子，挪在西苑的经费，北洋可以不但任何责任了。是这话不是？”
“什么事都瞒不过王爷。”袁世凯陪着笑恭维。
“你的想法不错，不过不容易办。”奕微皱着眉，“鹿滋轩越来越刚愎自用了，崇受之说不动他。”
“换个能说得动他的人就是了。”袁世凯很轻松地说，“不是有个现成的那琴轩在那里吗！”
于是，不到三天，户部尚书崇礼由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遗缺由那桐坐升。重修西苑的工程，亦就自此为始，渐有眉目了。
第二章摊派
“老佛爷的意思，仪鸾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爷也不能再住。为什么呢？瓦德西住过，何况，”那桐放低了声音说，“都说赛金花在仪鸾殿伺候过瓦德西。这么个窝囊地方，能做太后的寝宫吗？”
“那么，”奕问说，“不修仪鸾殿，要干什么呢？”
“老佛爷想修一座佛阁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楼，图样也有了，是洋楼。”
“佛阁子修成洋楼？”
“不但修成洋楼，还要安上电灯。”
“越出越奇了！”奕笑道，“菩萨也时髦了！闲白儿收起，先看看图样，问问工价。”
“工价？”那桐答说，“最少也得五百万。”
接下来就要谈钱了。回銮之后，百废皆举，又行新政，在在要钱，因此，筹划财政是朝廷格外重视的第一大事，特派奕、瞿鸿会同户部办理。一年多以来，清查屯田，整顿浮收，改铸银元，开办烟、酒、印花税等等，可开之源几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
“这个道理还不容易明白？‘人不为己’……”那桐将那粗鲁俗语的下半句“男盗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说道，“各省还是积习不改，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照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刚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办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调账出来看，凡是截留的、亏空的、应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挤出来。”
“不好！不好！”奕大摇其头，“那样一来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后不好办事。”
“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了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这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瞿鸿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文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庾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庚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做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瞿鸿、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第二章站稳脚步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