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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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投降后的日本人（1）
日本投降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波茨坦公告》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盟国达成其战争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或误导日本国民再度兴起征服世界的欲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作出了重大决定，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跟盟军对德、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某项指令，可以提出辞职。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一政策在华盛顿被拟订之时，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可能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会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他们能够如此接受，在于他们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好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政治模式，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该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 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德国的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个儿子都在青年时代反对权威的父亲，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然而他们成人后，最终还是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很难见到。日本孩子跟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父亲也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的判断面前成为为家庭责任的殉道者。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在早期跟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度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自身并不掌握着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着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
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了一角。
换句话说，在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几乎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十分隐蔽的轴在摆动。专制权力力求不浮上表面，一切行动都在表达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这个象征性地位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被揭掉假面具的权力之源，就会认为它是剥削，是跟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正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的，所以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却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却根本不去批判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第四章投降后的日本人（2）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我国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讲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对民主作如此解释，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岂有此理。但是，在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上，日本无疑将比立足于西方意识形态更容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当然，日本将要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国一样，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依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虽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这些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占居次要地位。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
在激烈的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惊愕，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忱追随者对新的政治只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比较接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农村人投票之前总是说：“洗好脑袋准备砍头。”这句话把选举战比方为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然如此不同，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抛弃这种方针。他们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说：
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不忘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彻底失败，今后就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错误”：
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存疑虑。但实际上，这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完整的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如此，在国际关系上也如此。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他们常说：“噬脐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应该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则接受了战败所包括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摒弃战争的宪法。 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
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第四章投降后的日本人（3）
这就是表明，他们曾试行的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要试行一种和平的处世艺术。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农村的普通民众都同样在进行着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国民。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异质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的对日管理，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向的能力，而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我们的手段强加给日本，从我们的文化上来看也许是能够接受的。根据西方的伦理信念，侮辱和刑罚是使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种自我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 但日本人对此肯定看法不同。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总体战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视为屈辱而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是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和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这种信条，但事实上，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实在是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制——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战胜过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而且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日本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被解除武器，依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流传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
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个生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
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
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扬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顽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极其希望从阁下手中得到这匹马，却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他许诺，如果那样，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加意爱护它。
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专程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马厩。据描述，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将军死后，马厩成为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日本人自上次俄国投降后性格已完全改变，比如，他们在菲律宾的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是必然结论。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美军虽然投降了，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们对排日的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作出这种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