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上-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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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
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
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
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
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
（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
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
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
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容格的热
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
：“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
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
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
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
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
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
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
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
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
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
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
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
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
。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
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
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
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
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
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
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
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
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２）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
到１０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１９１３
年的３０００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
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
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额为１０００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１０亿马克（ＥｉｎＭ
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５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
了２００亿马克。这２００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８００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
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
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
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
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
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
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
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
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
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
。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
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
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
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
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２０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
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
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Ｄ·Ｗ·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
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
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
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
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
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
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１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３．５万名新党员。到１０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
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
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
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１０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
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
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
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
。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
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
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
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
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
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
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
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
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
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
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
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
”。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
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
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
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３．２万
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
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
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
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
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
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
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
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
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
“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
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
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
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
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１１月４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
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
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
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
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
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
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
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
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
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
，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
，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
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
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
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３）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
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
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
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
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１０月３０日，分裂爆
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
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
“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
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１１月１日，他们
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
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
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
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
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
。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
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