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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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营铁山垅钨矿的五个生产中队，由原来每中队仅有一名中队长，增配一名指导员，再发动工人选一名成分好、生产积极、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当工人长，中队形成“三股头用劲”，中队下设分队，分队长一人。
第二件事是抓生活。铁山垅是个有名的摆子（疟疾）区，群众全赖封建迷信和采用“水斗”、“火斗”、“走摆子”、生吞癞蛤蟆等办法“医治”，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毛泽民知道后，和总务科长商量好，分头请郎中，找房子，办医院。
再是组织消费合作社。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更毒辣的办法，企图“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红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使红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致使红军生活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奇缺，市场价格昂贵：一斤钨砂竟换不到一两盐、或一斤鸡、或一尺白土布。毛泽民号召挖砂工人自愿入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可以用钨砂折价入股，每股二斤，每人最多十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消费合作社所经营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由钨矿公司统一解决。参加了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凭“购买证”可以买到比市场价格低几倍的大米、油、盐和其他日用品。
第三件大事是抓扩大生产，奖励生产。毛泽民主张一手抓公营厂矿，一手抓生产合作社，公司与合作社签订产、销合同。1933年春节前，将仁凤山、上坪两个矿区的分散、个体挖砂民工组织两个合作社，并根据规模、地域情况，自愿组成合作组。共组织158个合作组。
开发新的矿区。毛泽民得到江西省第九分区的报告：泰和县小龙山沟里有钨矿。一个村都姓田，名叫过时村的群众，已开始淘洗，建议钨矿公司派人去组织开采。遇事深思熟虑，从不轻易行事的毛泽民，认为眼见为实，决不能凭这短短的百把个字，就贸然拉出队伍，浩浩荡荡几百里，说不定劳民伤财。因而，他派银行一位叫曹根全的干部和有挖钨砂技术、经验丰富的工人丁冬根一道去考察。一星期后，考察的同志回来了，他们说，除河沟见到露头块钨，附近的石山上还有好几条矿苗。按丁冬根的话说，是“很有开采价值的”。
毛泽民高兴极了，立即将铁山垅钨矿的第四中队成建制调往小龙，并从仁凤山征集了300多名有开窿技术的民工，去开办公营小龙钨矿。任命李相生为经理，设立第二中队和第六中队两个建制，当年上马，当年就生产钨砂47吨。开采到1934年中秋节后，国民党的军队打来了，才被迫解散。
为了奖励生产，193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毛泽民刚刚躺下睡着，一中队有两个下班的工人在外面敲窗户。毛泽民惊醒后把他们请进来。原来，他们是来提建议的，说现在采钨工人都是“打单锤”，用左手握着尺把长的钢钎，“哼哟”一锤、“哼哟”一锤地打个小圆孔，孔内填满乌硝，插根引线点燃爆破，累得胳膊酸痛，一天还只能锤几寸深。“如果有12斤重的铁锤就好，一个人专门握钢钎，另一个双手抡锤，进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得多。”
毛泽民听后，立即打好了绑腿，顺手在枕头下摸出手枪插在腰间，说一声“走”，就迈出了房门。警卫员小郭紧紧地跟着，来到七里外的畔田桥陈铁匠家里。说明来意后，陈铁匠立刻引着炉火，拉响风箱，师徒俩“叮叮当当”的当晚就打好一个长钢钎和大铁锤。第二天早晨，按好锤把，送给一中队试用，结果，一个班打眼深度一尺四寸，两个人完成了三个半人的工作量。
毛泽民高兴极了。决定通令嘉奖一中队。他在一张大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革命竞赛，增加生产的新方法。”
写完以后，组织机关干部和各生产中队的中队长一起，送到一中队，贴在他们住房的厅堂墙上。
与此同时，毛泽民还从自己每月仅有的两元办公费中，买一斤生烟奖给陈铁匠；组织两位深夜提建议的工人，日夜操练后，巡回到各中队表演、带徒弟。
毛泽民认真执行临时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团结商人，利用国民党军内的“官贾”，使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显著变化。钨砂产量，1932年为648吨，1933年上升到1800吨，到1934年10月止，中央苏区共产钨砂4193吨，出口每百斤52银元。为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毛泽民无疑立了一功！①
①龙焕奇《毛泽民办中华钨矿公司》。
第十五章 赤都掌财银行要有铁打的信誉
公元1933年的一天，毛泽民刚从铁山垅回到瑞金，还没落座，金库会计钱希钧就悄悄地将他拉回楼上自己的卧室，焦急地说：“泽民，近来老乡们纷纷要求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快要见底了，搞不好要出问题的，你得想个办法来！”
毛泽民一听，连忙来到楼下营业厅，果见柜台前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有人大声嚷嚷：“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只收现洋，我要换现洋！”
有人接话说：“现在纸币不值钱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拨开众人，跨出大厅，翻身骑上白马，朝瑞金县城驰去。他在大街小巷走了一趟，果真看见一些商贩的小摊上插着小纸牌，上面写着：“只收现洋。”
盐摊上的牌牌写的是：“每块现洋二元。”
凭着一年来银行工作的经验，毛泽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银行界最忌讳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到财政部，向邓子恢汇报。
财政部办公室也挤满了人，不过，他们不是要求兑换现洋，而是要求财政部长签字拨款，自1932年下半年以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提出的“左”倾“进攻路线”精神，决定取消红军原先担负的筹款任务，党政军民所有经费的开支，全部改为财政拨款解决。邓子恢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每天都被前来要求批款的人缠得不能脱身。同时他还兼任着中央土地部代部长，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还要领导苏区春耕生产的开展。
毛泽民将邓子恢从人群中叫出来，来到隔壁空空荡荡的土地部办公室，小声地谈了情况。
其实，邓子恢早已得知这些。他正急于等毛泽民回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民说：“我想，发生挤兑现象的原因，不外这么几条：第一，国民党加紧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我们的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第二，敌人造谣破坏，制造假币大量流入苏区，扰乱了我们的金融市场；第三，各级苏维埃政府对拥护和使用国币的宣传还不够。”
邓子恢完全同意这个分析：“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状况。”
“我想过了”，毛泽民说，“国币的信誉一定要保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停了停，他又说：“我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前线，紧急运回一批缴获的日用物资，充实各个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邓子恢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联系，请他们协助，坚决打击敌人制造假币的活动。同时，我与《红色中华》报社商量，组织人员写文章发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一天、 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
一位老大爷手持几张撕成碎片的一元券纸币，来到毛泽民面前，问：“毛行长，我这些破钱能不能兑换？”
毛泽民接过大爷手中的碎片，交给金库的同志：“只要能凑成整张，两端的号码数对得上，就给兑换！”
老大爷捧着换来的现洋，高兴地离去。
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的同志很担心。有的人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毛泽民回答：“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又过了两天。邓子恢来到银行，悄悄地问毛泽民：“能顶住吗？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
毛泽民摇摇头：“还没到时候。不过，我们从金库拿出些金、银，搞个‘金山’‘银山’展览，唱一曲‘空城计’倒可以。只要前线缴获物资运回来了，就有办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邓子恢表示赞同，“《红色中华》报要很快刊出一组宣传稳定金融的文章。财政部也已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加紧做好拥护国币的教育工作。”
第二天，一座“金山银山”，果真出现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那用一圈圈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圆、银锭起来的“金山银山”，金光灿灿。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都看见了它，啧啧地夸赞；“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歼灭敌人两个师，活捉了两名敌师长，缴获了大批现洋。
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还有布匹，食盐，标价牌上写着：“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老乡们纷纷议论：“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专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不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4月间，邓子恢又签发了中央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后来，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集拢来，充裕银行资金，调剂有无，支持生产，便利群众生活，毛泽民又大力提倡开展储蓄运动，要求总行和各分行、兑换处，普遍开展储蓄业务。定期、活期、零存整取都有，5角即可开户办理储蓄手续，储蓄人如迁移地方，可在新的地方取钱。
苏区再次兴起了一个储蓄热潮。
第十六章 突围西征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局的领导岗位
长汀的十月，秋雨沙沙。一会儿阴一会儿晴，老天就像小孩子的脸说下雨就下雨。这细细的雨丝，随风在窗外飘扬着。毛泽东躺在福音医院的病床上，隔窗望着漫无边际的雨丝，心中说不出的愁怅。
贺子珍手端中药，轻脚轻手地走到床前：“润之，趁热快喝下吧。不然越凉越苦。”
毛泽东像个很听话的孩子，接过碗，牛饮般地喝下，将碗递给贺子珍：“小毛怎么样？”
子珍回答：“不知为什么昨晚哭了一夜不睡觉。”
毛泽东关切地说：“孩子小，不行先看医生。”
贺子珍点点头。
这些日子，贺子珍的八字也够背运的了。生了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好，前些天为毛泽东上山采药还扎了脚，痛得她死去活来。这不自己刚好些，孩子小毛又闹起病来。
“人若倒霉，病都来欺负！”毛泽东道。
贺子珍问：“还想吃点什么？我去准备。”
“留到中午一块吃吧。”
贺子珍道：“我与小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病要早早好。能吃点就吃点。”
“好吧，就做点米粥吧。”毛泽东说完心里一酸，不觉落下泪来。是啊，太劳累夫人了。她为自己，不光献出了青春，也献出了事业。自己的问题，使她也受到精神打击。应该说她受到的打击比自己更重。再说毛泽东的落泪还另一层意思，这便是他成为“洋房子先生”不受欢迎的人。
话说“洋房子先生”是毛泽东同志对那些洋教条主义者的讥讽。是指王明当时的中央。
王明，生于1904年，比瞿秋白、李立三小3岁，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金寨人，小商人家庭出身，原名陈绍禹，1931年才化名王明，以该名闻世。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李立三的中央不满，决定走马换将，一个20多的小青年一跃走向中共领导层的最前台，幕后国际背景一目了然。罗章龙、何孟雄反抗中央，但在共产国际的大棒下顷刻击碎，瞿秋白迭遭打击，李立三被送往苏联“学习”，王明一派上台即“出手不凡”，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不顾中国革命的现实，御敌“国门”之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朔风”，是1931年春开始刮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1931年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没让出席，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向下传达秘密精神。
1931年4月中旬，受中央政治局派遣，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宁都青塘，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富田事变”，并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青塘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始将王明的一些“左”倾错误主张和政策带进苏区。幸喜中央代表团成员进入苏区后，总的来说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只是在土地分配政策等一些方面，开始贯彻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政策。
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信。但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与事实不符合的批评。同年9月20日，被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左”倾领导者们，不顾红军仍处弱小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做出了一个决议，要求红军不停顿的进攻敌人，以夺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接着，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又催逼苏区中央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中央的“左”倾方针政策。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1931年11月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5个文件，在许多方面接受并贯彻王明“左”倾错误主张和政策，不点名地批评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这次会议后，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就离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岗位。“一苏大会”后，由于成立了中革军委，取消红一方面军建制，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毛泽东原来所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也就算撤销了。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做出充满“左”倾错误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正式提出一条所谓的“积极进攻路线”。按照这条“进攻路线”的要求，红军应集中主力打赣州、吉安、抚州、南昌等重要城市，要以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