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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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见风使舵，想出卖毛泽民。这天装订质量出了问题，傍晚时分，毛泽民单独去装订所检查装订质量，这傅老板就生了歹心，把泽民同志扣留起来，并锁在了他的房间。泽民急中生智，趁这家伙去报告的时候，由窗户跳出，虎口逃生。②
等傅老板带“狗”过来的时候，屋中空无一人。
“我刚刚还把他关在屋里呢，怎么不见了？”傅老板喃喃地道。
“八成你是有诈吧？”来人说完就送给傅老板两记又狠又重的大嘴巴。
事后，连毛泽民都感到后怕。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同志都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泽民同志总是能够临危不惧，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处之，这是他的特点。”
第十章 敌后尖兵毛泽民被捕
1927年4月12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许多革命者成了他的刀下鬼。一时间，上海街头警车齐鸣，巡捕队队，腥风血雨。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上海，大上海在白色恐怖中呻吟。
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一天上午。
上海爱而近路春晖里，中共中央所属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的门前，一声哨响，哗啦啦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巡捕士兵，领头的“包打听”拿着一张传单，抢先进了大门。
这时，一楼的值班师傅刚与毛泽民打完上班招呼，毛泽民臂夹黑皮包噌噌上了楼，他才转过身来去柜台上算账。对巡捕队的到来，他感到非常突然。
“包打听”举起一纸传单：“伙计，这是你们所印的吗？”
“让我仔细瞧瞧！”值班师傅故作镇静地道。
“给！”
值班师傅接过来，一边看传单，一边脚踏柜台内的电铃秘密开关，通知楼上下面有情况。
“你说到底是不是？”“包打听”也不耐烦了：“你这是拖延时间！”
“不，我看不是。我们曾印过一批，不是这样的。”值班师傅解释。
“你们的老板在哪？”“包打听”急问。
“他还没上班呢！”
“你是胡说！”说完就指挥巡捕们：“弟兄们，给我往楼上冲！”
“这要干什么！”值班师傅上前拦阻，他们哪里肯听。
再说，这“包打听”带着巡捕上了二楼。这二楼是印刷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上班，印刷的传单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转移，巡捕就追上了二楼。正好逮个正着。于是他们立即下令，严密封锁弄堂口，行人进出都有要接受盘查。同时命令在厂里大搜查。
“你们中间谁是老板？”
工人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答。
这时，他们看见工人沈巨章衣冠楚楚，身穿咖啡色的哗叽长袍，外套一件青色马褂，不大像是一个工人的样子。
“给我抓起来！”“包打听”下了令。于是三个巡捕上前，三下五除二，就把沈巨章给五花大绑起来。
“我这是冤枉啊！”沈巨章连喊。
“什么冤枉！”一巡捕说完又把一条脏毛巾塞进沈的嘴里：“我叫你冤枉！”
“向三楼搜！”“包打听”又喊。
一伙巡捕向三楼冲去。
且说毛泽民经理正在三楼办公，他已听到了暗铃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二楼的喊声。于是他翻身跳出窗子，想顺着烟囱下楼，一看楼下有人，忙又顺着烟囱往上爬，一直爬到三楼楼顶。当“包打听”和巡捕冲上三楼时，才觉得这里面像是老板办公室，但是人走屋空。他们搜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就又匆匆下了楼。殊不知毛泽民就躲藏在三楼楼顶。
“包打听”心里纳闷，他怀疑抓的不是老板。于是，在他们撤离印刷所时，他多了个心眼：留下两个暗哨监视，其余人员全部撤离。
且说在夕阳西下时，毛泽民也放松了警惕，回家吃饭。刚走出印刷所门外，就被两个暗哨拿下。他们把毛泽民带走，在一家旅店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关了起来。一天早晚两次审讯。
毛泽民对“包打听”讲：“你们抓我没道理！”
“包打听”道：“你们印共匪的宣传单，是要杀头的！”
毛泽民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是商人，我不是共匪。”
“那你们是一家。或者说你们私通。”
毛泽民哈哈笑了：“我是商人，见钱眼开，我得养活工人，谁给我钱多，我就给谁印。人家给我的都是大价钱，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就干了。”
“你说的倒好。”
“我这个人是讲信誉的，你可以打听一下商界、出版界，我杨某是知名人士。再说我在商界混的年头也不是一年半载的啦。”
“包打听”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算计他身上的钱财了：“你要出去也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毛泽民问。
“条件不高，你也能做到。”
“你就尽管说，是不是要钱。”
“这让你说对了。”
“多少？”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五万。”
泽民摇了摇头，说：“五万太多，我卖厂也卖不了这个数！”
“那你就准备卖厂吧，这个数不能少！”对方口气也很硬。
泽民说：“我身上的几百块买纸的钱已被你们拿去了，你们还要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呢。你们要钱，得放我出去。好向亲戚朋友转借。再说，厂里的工人们要吃饭，也需要我回去。实在凑不齐，我卖工厂也得给你们，我杨某是讲信用的，说话算话。”
“包打听”取财心切，只得把他放了。
毛泽民出来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泽民和印刷厂必须立马转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蒙蔽敌人，毛泽民便在《新闻报》上登出一则广告，声称要拍卖机器，同时在印刷所门口也张贴拍卖工厂的广告。敌人看了信以为真，认为杨老板在筹集资金，所以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毛泽民借假装卖掉机器的样子，秘密地先把机器转移出去。几天后，“包打听”到印刷所去索取赎金，不但找不到了“杨老板”，而且连机器也无影无踪了，方知上了大当。
后来，毛泽民受中央的指示，到天津创办党的印刷厂，于是便把上海的机器设备，秘密打好包，伪装成其他的货物，通过轮船托运，写上天津ＸＸＸ商号收。这时在上海搞印刷的技术工人也陆续撤到天津。人手不够，毛泽民写信从韶山叫出来的毛远耀、毛特夫，到天津被安排在小白楼附近的先农里24号。经过毛泽民的多方努力，在顺直省委的帮助下，很快印刷机器又轰鸣起来……
此厂取名为“华新印刷厂”。
地址在原来旧英租界广东道，现在的唐山道47号，是一座很像样的洋楼。
由于华新印刷厂的建立，使《向导》、《中国青年》、《红旗》、《北方红旗》、《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书刊和一些党的文件、通电、传单等，秘密地转移到天津广泛出版发行。
地方变化了，毛泽民也由杨杰改名周韵华，公开身分是华新印刷厂的经理。当时柳直荀同志也在天津，是顺直省委的领导人之一，为掩护省委的工作，他在旧法租界五号路开了一个古董店。柳是经理，泽民是股东。同时毛泽民还兼任顺直省委的财经委员。
在这里毛泽民吸取了上海的经验教训，印刷厂设计得更为巧妙秘密。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在印刷厂门厅开设了对外业务，承接信封、信纸、名片、表格、发票、请柬、喜帖等零活。在柜台下面安装了一个电铃脚踏开关，直通印刷车间，只要外面发现可疑人员，营业员脚一踏开关，后楼及地下室马上就采取紧急措施，隐藏党的印刷品，并立即拿出表格、信纸、请柬等之类的东西来印。后来，顺直省委委员李德贵和天津工会主席王藻文叛变，致使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刘仁）被捕入狱。然而，印刷厂却安然无恙。恰在此时，上海的情况有所松动，中央来电要毛泽民重回上海工作。泽民和希钧才在天津港乘上南下的轮船，回到革命的大本营———上海。
第十章 敌后尖兵为大哥分忧，营救“小毛氏三兄弟”到上海
上海。
今夜星光灿烂。
印刷厂的机器在加班轰鸣着……
毛泽民送走了湖南老乡，却睡不着觉了。他的心海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个噩耗的消息———大嫂杨开慧被军阀何键杀害，足足使他大为吃惊。
另外，可恨的是军阀何键派去特务，假扮风水先生到韶山打探毛家祖坟。多次派兵闯入韶山冲要挖掉毛家的祖坟。韶山的父老乡亲利用滴水洞的山高林密的地理优势，深夜把毛家祖坟的墓碑取了下来，掩埋在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把坟茔填平，栽种花草，又在毛家祖坟的旁边修了几座假坟，以假乱真，毛家的祖坟才免遭一劫。
死者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他想起了大哥遗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多么可怜的孩子啊！没有爹妈的日子是怎么过啊？特别敌人是不会放过毛家的根的！于是有一种义务落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大哥知不知道这个可怕的消息，假如不知道那是更可悲的。
大哥现在哪里，泽民只听传言说是到了井冈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得而知。泽覃的情况也是若明若暗。说是去了南昌，跟了朱德的队伍。小妹泽建，只知留在了湖南衡阳。毛泽民思前想后，还是把思考点放在了三孩子的安全身上。
于是他决心找中央领导反映发生的有关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也很同情这件事，同意把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安排在上海大同幼稚园。有了中央的支持，毛泽民便立即给杨老太太，也是杨开慧的母亲写了封长信，要她们想办法把三个孩子限时送到上海来，如时间晚了，就接不上头了。切记准时到达。
且说板仓的乡亲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掩埋好杨开慧后，都在盼望着同他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关进监狱的小岸英平安归来。有一天，小岸英终于回来了。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问出毛泽东下落的卑劣算盘落了空，于是在“斩草除根”和“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比较以后，敌人选择了后者。岸英回来后，杨家的门口，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像鹰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杨家的一举一动。
再说毛泽民的这封信由地下交通员转到湖南地下党，几经周折转到了杨老太太的手里。其实杨老太太早已心急如焚，自从女儿杨开慧牺牲后，她就预感到三个孩子的不祥，每天都是东躲西藏。她曾托人与毛泽东联系，一直也没有信息。这次接到毛泽民的信，她如得了救命菩萨。为了完成这个必须万无一失的艰难任务，把孩子送到党的怀抱，杨老太太一家人商量了一通宵。杨老太太还是不放心，表示要亲自护送。最后在大家的说合下，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年轻力壮的舅妈李崇德身上。
动身的头一天傍晚，舅妈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跪下来，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舅妈对他们讲了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舅妈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这血海深仇啊，你们要继承妈妈的遗志，长大了为妈妈报仇。舅妈又嘱咐他们：一路上不要叫我舅妈了，要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孩子们问：那我们叫你什么呢？舅妈说：你们就叫我妈妈好了。那时岸英和岸青已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乡亲们早就这样称呼他们了。
第二天清晨，他们一行4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走出板仓冲以后，预先约好护送的缪佩秋同志已经推着土车在路旁等候着了。三个孩子立即坐上他的车子。舅妈跟在车后，迈着急速的步伐，日头一竿儿高的时候，来到了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他们告别了缪佩秋同志，很快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车到汉口以后，舅妈通过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他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舱。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直往船舱里灌，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和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也一直钻在舅妈的怀里，不哭不闹。
经过几天的漂泊，他们总算平安到达了陌生的上海。
上岸以后，舅妈领着孩子们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找到了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舅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上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舅妈迅速地把泽民同志给的那信的封套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里面出来了一个学徒模样的女青年，她向来者打量了一下，就把他们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晚上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和钱希钧来了。当时三个孩子正在屋里学打仗，一个上了窗子，一个在床上，一个钻进了床下。舅妈说：“别玩了，你叔叔和婶婶来了，快叫叔叔和婶婶！”
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岸英拉着毛泽民的手，流着泪说：“叔叔，叔叔，我要见爸爸。妈妈被反动派杀害了，我要找爸爸，我要报仇！”岸青、岸龙还不大懂事，婶婶把他们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不觉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舅妈看到这一幕也禁不住地直擦眼泪。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毛泽民以一种克制的声音，无限深情地说：“好孩子，不要哭，坚强些，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你爸爸不在上海，在很远的地方打反动派，正在为你妈妈报仇呢！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你们现在还小，等长大了，叔叔婶婶一定送你们去，为妈妈报仇，为许许多多的穷苦人报仇！”
岸英擦擦眼泪不哭了，又说：“我要当红军去打仗”。
毛泽民又讲了只有先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长大了才能当红军打仗的道理。还说：“你爸爸已托人带了信来，要你在上海听话，照顾好弟弟。”
当晚，毛泽民亲自安排他们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过了几天，他和钱希钧来旅馆接三个孩子，当他们说要把三个孩子送去离此不远的大同幼稚园的时候，三个孩子围着舅妈哭喊：“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这哭声使舅妈的心有如刀绞一般。舅妈在上海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决定要回湖南去。走之前，舅妈又去那所幼稚园看望了孩子。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在一个刮风的下午。毛泽民夫妇紧紧握着李崇德的手，说：“你回去还要准备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