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2-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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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 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浙江两省起义。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亦被清政府逮捕，同年七月十五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在绍兴轩亭口就义。
〔７〕 日本浪人 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１６０３—１８６７），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一时浪人激增。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时，就常以浪人为先锋。
〔８〕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 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与绍兴《民兴日报》友人游湖时淹死。
〔９〕 横滨 日本本州岛中南部港口城市，神奈川县首府。在东京湾西岸。
〔１０〕 子英 姓陈名捌（１８８２—１９５０），浙江绍兴人。
〔１１〕 陈伯平（１８８５—１９０７） 名渊，自号“光复子”，浙江绍兴人。他是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曾两次赴日本学警务和制造炸弹。一九○七年六月与马宗汉同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起事时在军械局的战斗中阵亡。
〔１２〕 马宗汉（１８８４—１９０７） 字子畦，浙江余姚人。一九○五年去日本留学，次年回国；一九○七年六月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起事中据守军械局，弹尽被捕，备受酷刑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就义。
〔１３〕 神户 日本本州岛西南部港口城市，兵库县首府。在大阪湾西北岸。
〔１４〕 武昌起义 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由同盟会等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１５〕绍兴光复据《中国革命记》第三册（一九一一年上海自由社编印）记载：
辛亥九月十四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绍兴府闻杭州为民军占领，即日宣布光复”。
〔１６〕 王金发（１８８２—１９１５） 名逸，字季高，浙江嵊县人。原为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由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介绍加入该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他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十一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
〔１７〕 都督 官名。辛亥革命时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以后改称督军。
〔１８〕 指《越铎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绍兴创刊，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被捣毁。作者是该报发起人之一，并曾为撰写《〈越铎〉出世辞》（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１９〕 德清 孙德卿（１８６８—１９３２），浙江绍兴人。当时的一个开明绅士，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
〔２０〕 绿林大学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率领农民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
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用以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在这里戏称他是“绿林大学出身”。
〔２１〕 季茀 许寿裳（１８８２—１９４８）、字季黻，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与作者交谊甚笃。著有《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由于他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此处所说“写信来催我往南京”，是指他受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邀作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
〔２２〕 孔教会 一个为袁世凯窃国复辟服务的尊孔派组织，一九一二年十月在上海成立，次年迁北京。当时各地封建势力亦纷纷筹建此类组织。绍兴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是前清举人，他同时兼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２３〕 报馆案 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越铎日报馆一案。时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作者早已于五月离开南京，随教育部迁到北京。这里说“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记忆有误。
〔２４〕 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 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江浙等地时，曾以保卫礼教为由，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裸体模特儿。
〔２５〕 作者悼范爱农的诗，实际上是三首。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后收入《集外集》。下面说的“一首”指第三首，其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２６〕 关于范爱农之死，一九一二年夏历三月二十七日范爱农在给作者信中，曾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作者怀疑他可能是投湖自杀。
后记〔１〕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２〕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
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３〕，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４〕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５〕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帼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不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６〕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１８７９）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册孝图》——原书有注云：“册读如习。”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刻的《百孝图》〔７〕，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８〕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９〕而作的。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例如木兰从军〔１０〕的出典，他注云：“隋史”。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１１〕，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
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１２〕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１３〕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的研究。曹娥的投江觅父〔１４〕，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１５〕，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一呜呼，“娥年十四”
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册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１６〕画的《女二十四孝图》（１８９２）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惩本，这本子早已印入《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入手的了。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儒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１７〕”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还有“尝粪心忧”〔１８〕，也不容易引人入胜。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
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然而仍然无趣。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时，是在“山东省布政司街南首路西鸿文堂刻字处”。下方的是“民国壬戌”（１９２３）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一面“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老莱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１９〕。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２０〕，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莱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２１〕。）
谁做的《高士传》呢？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２２〕里的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Ｈｉｎａ，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Ｄｏｌｌ，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