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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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中国是有充分经验的，”我说，“在红军时期，敌人就搞过移民并村。……我们就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打掉最反动的家伙，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或是外白里红。……”
“这一方面，的确用了中国的经验，”黎东辉说，“但是，要作到得心应手，要有相当长的过程，但毕竟还是做到了！”
“我们1963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捣毁战略村，一个是作地下工作，发动农民造反，一个就是用武装打击反动头子，到这一年9月，我们就捣毁了3000多个。有许多战略村，虽然仍保持了原样，但骨子里却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掌权。秘密地为我们提供物资和兵员。……我们的口号是：把敌人的战略村变成我们的战斗村。”
“这就充分说明，”黎东辉带有总结性的口吻说，“美国的特种战争没法对付群众战争，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人民战争！”
其实，早在1947年的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格雷厄姆·马丁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他是从法国远征军在越盟游击队的袭击下不断败北而提出的，他说：
“20世纪中期的游击战争的性质，在军事上确实是生动的一课。习惯于常规战的现代化军队，是否也适应游击战的打法呢？”
这位格雷厄姆·马丁当时是无法寻求到答案的，美国人的答案是用特种战争来对付游击战争，却又失败了，后来，马丁在1975年任西贡大使时，这一答案仍未找到，在西贡陷落的那一天——1975年4月30日的7点53分，由11名海军陆战队员护拥着美国大使馆的星条旗，凄枪地离开了越南的土地，仍然没有找到战胜游击队的答案，倒是威廉·安德森在战地手记中，朦胧地接近了问题的实质：那就看谁是滩上的鲨，谁是水中的鱼？
（二）宝岩村胜负论
稍作休息之后，我向黎文英概述了安德森《战地手记》的基本内容。当讲到宝岩村之战时，他兴奋起来，要我详细地向他重讲了一遍，他颇带醒悟地说。
“啊！原来是这样的！我的不解之谜总算解开了！”
“什么不解之谜？”
“当安德森夜宿乱石堆的时候，我正带一个游击中队在勺子湖等他，没有等到他，宝岩村反而受到了袭击，我们研究了几次，都找不到正确的解释。现在是彻底清楚了！”
“这么说你的不解之谜也正是安德森的不解之谜了？”
“是的！只是由于几次偶然，我才未能把安德森的别动队消灭，反而让他把我们宝岩村的一个游击连给打垮了。最后，我们在宝岩村消灭的那个特种连原来不是他的别动队啊！
“你还是从头说起好，”黎东辉说，“我都听糊涂了。
“正像安德森写的那样，勺子湖是我们驼峰山口的一个比较大的物资转运站，得知已经被敌人察觉之后，就停止使用了。驼峰口基地指挥所判断敌人有可能来袭击，就命令我带一个游击中队在勺子湖潜伏，等待敌人，本来，勺子湖的沙滩上是可以降落直升飞机的；结果，他们误认为不能降落，反而把别动队投放到林间空地上。……指挥所只好又派当地一支游击队去袭击林间空地，由于经验不足，没有成功。……我们只好在勺子湖继续等待。……”
“这样，我想向你提两个问题，”我插断他的话头说，“免得等回儿忘了。”
“你说！”
“第一，那块林间空地据克里斯少尉判断，是美国战略轰炸机炸的一个假基地，他的判断对吗？”
“很对！那是一个假的！”
“这就是说，不管军事科学技术多么发达，”黎东辉说，“总不能离开人的因素。……”
我首先表示赞成，接着又提出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带游击队袭击林间空地，能保证成功吗？”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黎文英肯定地说，“当地游击队的袭击时间是放在拂晓之前，这是常规；他们应该把袭击时间放在暴风雨之中，可见他们不能临机应变，没有利用暴风雨的最佳掩护。……”
我表示赞成，在那样的暴风雨中岗哨不容易发现，即使发现，开上几枪，也无法起到报警的作用，我请黎文英继续谈宝岩村之战。
“我们没有等到安德森的别动队，却等到了直升飞机。我们在勺子湖附近，设置了三门20毫米的微型高射炮，那是准备击落满载敌人的运输直升机的；我们击落那架直升机，今天看来是因小失大，甚至算得上一次失误！”
“为什么？你对自己太苛求了吧？”
“不！我们只要稍微耐心一些。就会判断出这架直升机的行动目的！如果我们不暴露火力，直升机到乱石堆把安德森的别动队运来，我们再击落它，……那么，宝岩村的损失也就不会有了。”
“这一点，安德森倒是想到了。”
“那么，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在你们击落直升飞机后，美军立即派来了战斗轰炸机，对勺子湖四周进行猛烈的扫射和轰炸，你们没有受到损失吗？”
“没有，可以说连根毫毛也没伤着。”
“为什么？”
“这是美军战略战术的悲哀，西方记者把它的战略轰炸形容成‘笨拙的斧头，愚蠢的乱砍乱伐。’他们是按着想象来作战的，可是又缺乏真正的想象力。这些愚蠢的家伙凭什么认为我们还在原地等他来轰炸？他口口声声游击战，恰恰又忘了我们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还认为我们在坚守阵地呢？他们召来战斗轰炸机，最快也要20多分钟，你能算出，这20分钟我们能跑出多么远。……那些美国佬的智囊团净想歪点子，就说他们的声音传感器吧，据说挺灵敏的，可是，我们放上一辆不熄火的烂摩托车，日夜吼叫，就搞得他们真假难分了，还以为我们的运输车队日夜开动呢。……”黎文英沉思了一会儿说，“当然，他们也有得手的时候，我看，这个安德森就悟到了一点玄机。宝岩村的游击连长阮文林本来是个有能力的指挥员，如果不出这件意外，他就被提升为营长了！”
“他的失误在哪里？”
“按说，他是没有多大失误的，安德森没有被消灭，的确有点碰运气。如果事后检讨，硬要找阮文林的失误的话，他仍然是囿于常规，把攻击时间放在拂晓晨雾弥漫时，结果晚了一步。如果提前到凌晨两点钟……结局就是相反的了。……”
“这就是说，要善于打破常规才能出奇制胜！”我说。
“还有，一旦出现战机，”黎东辉说，“必须立即抓住，兵贵神速，绝不后拖，战机一旦丧失，就很难挽回！”
“宝岩村受到袭击之后，”黎文英说，“指挥所命令我的游击中队去宝岩村待机行动。据我所知，驼峰山口还有两个营的部队，但是，指挥所不想动用大的部队和敌人拚消耗，要求我以智克敌，以少胜多。……
“我把中队带到宝岩村北部丛林，我的中队是42人，加上宝岩村的当地游击队14人，是一支可观的力量。我有信心打赢。根据侦察报告，敌人在宝岩村又空降了一个特种连。……”
“这是不是安德森手记里写的那个B连，连长是一个叫琼斯的上尉？”
“正是那个笨蛋！”黎文英说，“当这个B连降落之后，我就改变了进攻宝岩村的计划，希望指挥所派一个营的部队来把这个钉子拔掉。指挥所拒绝增派部队，因为防护重点应该放在驼峰山口，要我们中队改变攻击敌人的计划，变为袭扰。……
“这种改变使我非常不快，我一心要创造战斗奇迹。……后来又得到侦察报告，说宝岩村有一部份敌人正向驼峰山口开去。……这就是安德森手记里写的他的别动队。……敌人分兵，更增强了我进攻宝岩村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为阮文林游击连的失利复仇，而是想创造以少胜多的范例。……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尉。……
“在研究攻击宝岩村的方案时，宝岩村的游击队员提供的情况使我信心大增，他说在5个月前，734团曾把三门82迫击炮埋伏在附近一个山洞里，我问有没有炮弹，他说有两个炮弹箱子。……
“我立即选了三名迫击炮射手，派人把迫击炮起出来，可惜只有5发炮弹。我想：5发也就够了，关键是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接受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我准备彻底打破常规，来一次冒险；
“这时，已是下午4时，我让一个游击队员向宝岩村打冷枪，这枪发自一公里之外，只准用一支枪射击，每隔15分钟左右就打一枪，就在这种假暴露的枪声掩护下，我把部队拉到了宝岩村北的丛林里，让三名炮手瞄准宝岩村的打谷场。
“这种无可奈何的冷枪反而麻痹了敌人，向他们证明：几个打散的游击队绝不会鸣枪报警之后在大白天偷袭。……”
“你这是一场反空城计！”黎东辉笑笑，很欣赏儿子的智慧。
“冷枪使敌人感到近处绝无游击队活动，竟然在黄昏时分集中在打谷场上晚点名，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夜间才是游击队活动的良机，而且宝岩村的游击队已经被消灭，只有几个游击队员在远方鸣枪袭扰，虚张声势。……就在这时，我喊了一声开炮！带领游击队突然冲出丛林。……
“打谷场上的爆炸声，使监视丛林的哨兵吃惊地回望，不知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头看到我们突然冲出，反而吓得目瞪口呆，还没有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就身中数弹向后仰倒下去。……仅仅5发炮弹就把敌人打懵了，所造成的混乱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敌人根本就想不到我们会有火炮，而且更想不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的时分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我们40多人冲进了村庄，敌人来不及抵抗就四散奔逃，我看到满脸血迹的指挥官正用报话机求救，在我考虑如何把他生俘时，我的队员却向他猛烈开火，他歪扭着跌倒下去，而后慢慢地摊开四肢，……这时我看到他是一个上尉，以为昨夜袭击阮文林的是他。本以为是个强硬的对手，却没有想到他今天表现得如此糟糕。……我本想再给他一梭子弹以解仇恨，却看到他那渐渐陷下去的眼窝里汪着泪水，他的挂着血沫的嘴唇翕动了，下，好像想说什么，没想到头一歪就断了气。……
“孬种！我踢了他一脚。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不是攻占宝岩村的那个安德森。……这次出敌意料的突袭，可以说完全成功，我们打死了30多名敌人，抓了7个伤俘。其余敌人都四散溃逃。后来大都落在各地游击队之手，我们仅仅伤四亡二。……这次战斗使我晋升为上尉，接替阮文林，担任了防卫宝岩村到勺子湖的游击连连长。……”
“可是，你现在是少校营长了！”
“那是攻打溪山之后的事了。……”
“你对目前的抗美斗争有什么预想呢？”
“我当然非常乐观。……我还想，等到胜利之后，我也像阿爸那样，到中国的军事学院去留学。……我希望未来的越南是一个军事强国！”
（三）奠边府之行
在去奠边府的前一天，乔文亚忽然病了，腹疼甚剧，住进了医疗队。张科长本来也想去奠边府，此次正好陪同我们前往。因为黎东辉亲自去，也就匆须再要翻译。
因为停炸，我们白天行车，从容而又安全，但因弹坑累累，异常颠簸，张科长不断嘱咐司机控制车速。我们沿13号公路行驶，中午到达芽富用餐。下午过黑水河到达安州，转上6号公路，沿拾宋早再山南麓西行，在山路的转变处，突然出现两个越方办肖兵，招呼我们停车，而后用越语和黎东辉说了许多话，并向我们点头致意，眼神里却带一种异样的神情，似乎预告前面有什么危险，然后挥手放行。
黎东辉告诉我们，前面有苏联的导弹阵地，苏军经常有车辆来往，如两车相遇，应互相让路，免生事端。
我在支队时就听到过中、苏两车相遇，各不相让，互相对骂，剑拔弩张的局面，那时，国内“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已经在援越部队里广为传播，两车相遇给苏修让路成了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此后，凡中苏双方车辆穿过对方防区和驻地时，必有越方同志陪同出面斡旋，或是干脆像拉架似的挡在中间，不让双方见面，但双方仍然怒目相视，恨恨不已。
我不断地向车外隙望，总想看看苏修的萨姆—2型导弹在发射架上是什么样子，但这时忽而微雨蒙蒙，铅灰色的云雾笼罩住迤逦的山峰。山间空气特别清新，给我一种快感。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山萝，但山萝城已经不复存在，政府机关早已在山林竹屋或是岩洞中办公。我们没有去麻烦他们，便在我们的施工部队住宿。当连队指导员得知我是刚从祖国来的，要我向连队介绍一下国内的文革情况，以慰他们对祖国和故乡的渴念。
我只能说了些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第二天中午在巡教用餐，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行。在离奠边府尚有15公里的地方，黎东辉要车停下来，指着路侧的一片丛林说，当年攻打奠边府的人民军总指挥部就设在里边，又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
“有多远？”
“大约进去一公里，”黎东辉说，“不一定能认得出来。上次中国作家访问团来时，陪同的同志进去找过，还能看到当年挖的壕沟。……”
如果处在平时，即使草丛中有毒蛇和旱蚂蟥，我也还是想进去看看。也许能找到当年失落在草丛里的烟灰缸、铅笔头、酒瓶子、罐头盒之类的纪念物。如果让一个患风湿病的人陪我进去，那就太过分了。当我表示不想进去时，我看到张科长轻松地舒了口气。
下午5时，我们到达高炮团晚餐，由于停炸，部队虽然坚守战斗岗位，干部们却轻松得多。奠边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原是黎东辉打奠边府时属下的一个排长，闻知老团长来了，一定接我们到县政府去住，他们的居住条件还没高炮团好，所以还是黎东辉自己去了，第二天中午，对我们作了一次宴请，为我们参观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按照地图研究了参观各要点的顺序后，我们首先回顾了奠边府的历史：
奠边府，在越南来说，它是一个边远的山谷中的小镇。在1953年11月之前，不要说世界，就是越南人，也很少知道它的名字，它就像比利时的滑铁卢一样，这个布鲁塞尔以南20公里的小村，尤其是决定拿破仑和惠灵顿命运的那块只有当地农民和牧童才知道的高地，因为有了一场战争，才举世闻名而且永留史册。奠边府也是如此。法国人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它。
法国统治越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自从1882年3月，法军由越南的南圻、中圻进而向北圻进攻，很快占领了河内时，黎东辉的祖父就跟随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激战于河内城西纸桥。19世纪末，法国相继把越南、柬埔寨、老挝并为“印度支那联邦”。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法国总督德古海军中将投降，但日军出于战略考虑，不想分兵，在日军可在印度支那驻军的条件下，允许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继续下去。所以日军一投降，法国人重新占领越南就很顺利。在法军的进攻下，胡志明的越盟就被迫退进了宣光省新潮游击区的丛林之中。
当我们站在奠边府的A1高地上，俯瞰当年法军芒清机场和法军指挥部的地堡时，就感到了历史的奇妙相似、或是近似的重复。那时，法军司令官纳瓦尔将军和后来的美军司令官威斯特莫兰将军的感觉和遭遇几乎相同。那累累弹坑、凄凄荒草。弯弯堑壕、坍塌的堡垒；很容易把我们引向历史的深处。当美国被迫停炸寻求退路的时刻，来巡视奠边府法军的败迹，就觉得相映成趣，特别耐人寻味。
我们脚下踏的A1高地，就是奠边府战役以来两军争夺的重点，那时法军的一个伞兵营死守在这里，反复的争夺，黎东辉向我讲述当年人民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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