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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陈伯达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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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另外,四位曾为严慰冰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连,投入狱中,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陆定一受迫害的导火线,则是妻子严慰冰那“五○二专案”。

  所谓“五○二专案”,即“化名信专案”。那是从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叶群,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在林府爆炸,使林彪、叶群坐立不安。

  据严昭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严慰冰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气焰日盛。1960年初,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晓霞。林晓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严慰冰得知林晓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叶群不许她回去,对她很不好。出于义愤,严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骂林彪、叶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便断定“基督山”即严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便决心“一窝端”,干掉陆定一———其实,当时陆定一本人并不知道严慰冰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1966年5月,在那次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5月18日,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一夫妇: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陆定一,被赶出去了,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陆定一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一专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庭长江华出庭审判,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引者注: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迹鉴定,系陈伯达所写。出示后,陈伯达说:“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没有问题,完全是我的字。这件事情呀,老实说,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我实在不记得,但是事实俱在。”

  问:“你实在不记得,现在你看过以后,这个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你还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给红卫兵审判,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有这个事情……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一专案组钱光五的证言,以及笔迹检验鉴定书。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达在法庭的答词中,有一句话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我是在发疯的时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陈伯达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铸
  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        ※         ※

  由于邓小平的推荐,1966年5月底,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如前所述,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

  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陶铸突然跃居陈伯达之前,引起陈伯达的嫉恨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在安亭事件时,陈伯达支持张春桥,陶铸则支持陈丕显,他们之间已产生明显的分歧。关于陈伯达,陶铸说过这样的话:

  “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1930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希望。很快地,江青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江青本希望借陶铸压邓小平,后来她发觉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

  于是在“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陶铸夫人曾志回忆道: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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