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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陈伯达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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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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