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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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布莱恩还真有一手！”离开他二人之后，兰蒂与我相视而笑。　　　　
　　　　爱米丽还坐在原处，不过桌上多了一个大啤酒罐，和原先那个一样大，两个罐子都空了。“我的天！”兰蒂大吃一惊，“这些都是你喝完的？”　　　　
　　　　“你说什么？”爱米丽向她喊。　　　　
　　　　“你可真能喝酒！”我也喊。　　　　
　　　　爱米丽一笑：“布拉格的啤酒……天下无敌！”她向我竖起拇指。看上去是醉了。　　　　
　　　　我和兰蒂坐下来，各人又要了一杯冰水。此刻夜总会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有人不停地从门外涌进来。今夏流行红头发——我至少看见了五个红发女郎，全是红得发紫的蓬松短发，配上银色眼影，身着很夸张的大喇叭裤和小背心，一个个脸色严峻，好象不是来跳舞，而是来干仗的。看不出她们是布拉格本地青年，还是外来游客。我听到其中一位说着口音很重的英语。欧洲的青年很多人都以能说流利英语为傲，但也有很多人对英语表示反感，坚持只说自己国家的语言。　　　　
　　　　安娜挤出舞池，瘫倒在椅子上。“我可真累坏了，”她大叫。她已经连续不停跳了一个多小时。　　　　
　　　　“我困了，你们有谁想回家了吗？”兰蒂说。　　　　
　　　　我和安娜都点头。爱米丽有点不情愿，但也不想一个人被留下，只好跟我们一起站起来。安娜去找布莱恩，通知他我们要回家了。我以为他一定会留下来享受他的“艳遇”，没想到他也说要回家了，他的新朋友苏珊娜看上去有些失望。　　　　
　　　　他与苏珊娜告别之后才对我们说：“她一直缠着我！”——原来如此。　　　　
　　　　下一趟电车十分钟以后到。爱米丽一屁股坐到路边人行道上，把头埋在手臂里。兰蒂靠着电车站牌的柱子抽烟。经过刚才一番音响的狂轰滥炸，五个人的精力好象都一泄而空，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　　　　
　　　　慢慢地，我听见了河水的声音，晚风的声音，还有远处年轻人快乐地喊叫的声音。怪呀，我此刻又不感到疲倦了。　　　　
　　　　电车来了，空无一人。我们上了车坐下。看看表：一点半。对我来说并不太晚，我在大学里通常半夜两点睡觉。不过，看看兰蒂和安娜，她们的倦意都写在脸上。　　　　
　　　　我们都默不作声，听着电车行驶的嗡嗡声。突然，坐在我身后的爱米丽发出“哇”的一声，我和兰蒂跳起来，回头一看，只见爱米丽弓着腰，埋着头，地上已经有了一滩黄色液体，臭味恶浊。　　　　
　　　　我们几人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我只觉得一阵恶心，差点也要吐了。兰蒂反应最快，从随身背包里找出一些纸巾递给爱米丽，让她擦擦嘴。　　　　
　　　　“我们最好赶快下车，不然司机会生气的。”布莱恩建议。我们在后面，司机没注意到我们的动静。车到一站，我们几人灰溜溜地下了车，等下一辆。　　　　
　　　　经过一番折腾，大家好象清醒了许多，又开始有说有笑，只有爱米丽一人坐在地上昏昏欲睡。布莱恩谈起他大学同学醉酒的种种趣事，我们又讨论起欧洲、美洲和澳洲人对酒的不同态度。下一趟电车来了。我和安娜扶着爱米丽上了车，不过——谁也不敢坐在她身边了。　　　　
　　　　到旅馆已经快两点半了。人们却多还没睡，游戏室里还人声鼎沸。我们扶爱米丽上床，布莱恩给她倒了一杯水看她喝下，安娜给她脱了鞋，把毯子盖在她肚子上。爱米丽含糊不清地向大家道谢，马上就睡着了。我们四人如释重负，来到游戏室的桌边。　　　　
　　　　又是一阵奇怪的感觉：昨天晚上我还是这家旅馆的一个生客，今天已经和大家一起手忙脚乱地照顾喝醉的室友了。　　　　
　　　　后来，第二天早上，我见到爱米丽躺在床上，一脸病容，嘴里含着一支皮管子，那管子一直伸到地上的一个皮袋中。看到我好奇的目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是旅馆的管理员给我的，她听说了昨天夜里我醉了，让我躺在床上随时可以喝到水。这玩意儿可真方便！”　　　　
　　　　这旅馆对照顾酒鬼太训练有素了！


第四辑　东方西方查尔斯桥上看日出

　　　　安顿爱米丽睡下后，安娜打着哈欠也回屋了。剩下兰蒂、布莱恩和我三人居然一点都不困，聊着各自见闻，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说，我们去查尔斯桥上看日出吧！”布莱恩兴奋地提议，“再有两个小时太阳就该出来了。”　　　　
　　　　好主意！　　　　
　　　　我去洗了一把脸，揉揉眼睛，心里琢磨着：对于一个将近24小时没合眼的人来说，我看上去算挺有精神的。　　　　
　　　　来到查尔斯大桥边，天正朦朦亮。街上没有汽车，我们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中央走着。　　　　
　　　　空气中有几分寒意——幸好我带了一件外衣。走在河边，可以看见河面上白茫茫的雾气，和河对岸灰朦朦的房屋，屋顶已经开始微微发亮了。在雾气中，那些房子，尤其是那些教堂的尖顶，看起来就像是童话里的宫殿。对岸没有汽车，也没有太多路灯，从这边看去，对岸就好象是一座中世纪的小镇，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标记能让我们感到离21世纪只有一步之遥……　　　　
　　　　十来个显然也是游客的人，拿着相机，有的在桥上定定地眺望东方，也有人来回踱步。空旷的桥身在此时显得高大壮观了许多，没有了小贩和游客，整座桥——不，整座城市——都被一种肃穆悲壮的气氛所笼罩。桥栏杆上那些宗教雕塑，此时看去甚至显得有些峻厉。我再次惊讶于光和声音的作用，在中午的强光和喧闹之中的查尔斯大桥，与现在在黎明中慢慢苏醒着的查尔斯桥，面貌是多么的不同！简直让人怀疑自己是否站在同一座桥上。　　　　
　　　　四周渐渐地清朗起来，原本模糊的轮廓清晰了，原本灰暗的颜色鲜艳了，原本浑沌的阴影明朗有致，头顶的天空已经由蓝灰转成浅蓝。东方已是一片绯红，河面上的雾气在逐渐散去，河水也显得清澈了许多。两岸的声音也渐渐苏醒过来：开始有汽车在岸边街道上驶过，树丛中传来鸟儿欢叫的清脆音符，河水拍打河岸也似乎用了点力气——嗯，作曲家斯美塔那的组曲《我的祖国》“伏尔塔瓦河”乐章，正演奏到了从竖琴、长笛轻奏的引子，转入管弦齐鸣的那一段……　　　　
　　　　突然地，我看见半枚暗红的太阳从房顶背后升了出来，河四周本来是乳白色的雾气现在变成浅浅的粉色，然后又变成闪烁的金色，最终消失在金红色的水波中。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枚奇特的、越来越耀眼的捷克朝阳，直到眼睛终于受不了它的光芒。　　　　
　　　　沉睡的城市，变得鲜活了，欢快了。小贩们带着他们的摊位和板凳陆续走上桥来。他们的声音融合在游客交谈的声音里，交织在河水流淌的声音中，混杂在汽车行驶、风吹树叶、河两岸教堂的钟声里……新的一天开始了。　　　　
　　　　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这座城市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金色的布拉格！


后记人生中最短又最快乐的时光

　　　　本书中这四五十篇文章，是我从三年前，在学习与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文字，感到又亲切又陌生。文章中间所提到的人和事有的已经离我很遥远，而有的故事却还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就在昨天，我去纽黑文市中心买东西的时候，还看见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如果你知道谁是杀害苏珊·卓文的凶手，请理解一个母亲的伤痛，与我们联系。”　　　　
　　　　苏珊·卓文（Suzanne　Jovin），就是那个在我大二时被谋杀的的耶鲁女生。六年了，她被害的悬案一直还没有水落石出。苏珊的母亲还在苦苦地寻找令人心碎的答案，对他们来说，五年前的恶梦还在继续，也许永远也不会消散。　　　　
　　　　还有我的那位同性恋朋友理查德，相信读者对他的命运也十分好奇。他现在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纽约大学法学院（那在美国也是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上了三个学期之后，他的沮丧症复发，精神崩溃，不得不暂时辍学，在家休养了一个学期。休养期间，我与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几乎天天在网上或电话上聊天。他的精神恢复得不错，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他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反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这几　　　　　
　　　　个月，他成熟了不少，也平静了许多。今年九月，他将重返纽约大学校园，完成学位。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国际人权律师。　　　　
　　　　我在耶鲁的朋友们大都仍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毕业后，有些朋友像理查德与约翰，马上就接着去读研究生，更多的朋友则选择先工作两三年，然后再回到学校深造。像在这本书里提到过的，喜欢裸体奔跑的克黎丝，在MTV公司工作了两年以后，决定到法国去攻读古典文学硕士。荒唐狂饮演出“啤酒倒立”的萨姆，在为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两年之后，决定当一名律师，现在正在伊利诺州立大学法学院深造——看来，我们这些本科是学人文科目的学生们，法学院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选择？我有两个好友在耶鲁法学院，两个在斯坦佛法学院，还有一个去了哈佛法学院。我大一时的室友格蕾丝，耶鲁的历史系毕业生，现在也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法学院深造。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确定得那么明确。曾在格兰特基金会共事几年的我的顶头上司野树，耶鲁毕业后搬到华盛顿，着实“游手好闲”了几年。他打了不少五花八门的半职零工——“雅”的像给哈佛教授作研究助理，帮助国会议员候选人竞选，等等；“俗”的则包括在餐馆端盘子、在咖啡店为人调饮料。直到现在，他似乎还是拿不定主意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前一段时间听他说打算去芝加哥大学读个政治硕士，但后来又好像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好像也并不着急，反而十分享受他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还有格兰特基金会的另一个教师同事波蒂莎，从耶鲁毕业后决定当一个独立电影导演，为拍片子走南闯北，从加拿大走到墨西哥。到现在尽管仍然没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但她的生活，绝对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　　　　
　　　　在私人生活方面，我有两个好友已经分别在去年与今年结婚，其中一人已经当了母亲！初听到这消息，我惊诧不已——感觉上，有些人看我都还是个孩子呢，怎么我的同龄人已经开始哺育下一代了？再一想，也不早了，二十五六岁，我们父母那一辈在我这个年龄不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吗？　　　　
　　　　校园中的另一群经常被人遗忘的人们——耶鲁的乞丐们，还如往常一样在校园内外出没。“卖花姑娘”还是在耶鲁的星巴克或是三明治店前卖花，几条街道以内都能听到她的大嗓门。而“莎士比亚女士”在那场关于她的电影上映之后，导演把全部盈利捐给了她。这几千美元对她来说可是不小的数目，因此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在街道上见到她的身影了。　　　　
　　　　而我自己呢？这五六年中，我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变换了无数次——大学生、外籍大学英语教师、社会调查员、图书馆助理、无业游民、公司经理……　　　　
　　　　在欧洲游荡一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所在地纽黑文，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教育培训公司当经理，我爸调侃说，大小是个“副科级”领导干部了。因为公司小，倒可以全面锻炼能力，从设计培训项目，到维护公司网站，从推销培训产品，到与投资人谈判，从招聘员工，到管理资金……都需要凝神费心，不敢懈怠。让父母尤其不放心的是，我经常得单枪匹马开着辆面包车，上面装满各种投影、音响器材，起早摸黑长途跋涉六七个小时，到各个州的大学、公司、机构，去独当一面地主持培训项目——深夜迷路是家常便饭了。这里面的故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在业余时间，我仍喜欢偶尔调点五彩缤纷的鸡尾酒，不过主要是给自己与朋友观赏和品尝，无法施展这门本事来赚到“高薪”。　　　　
　　　　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里写到的人和事，我要感谢多维新闻网的负责人何频先生，他对我的写作投注无限的信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软硬兼施地鼓励我每星期一篇，以“专稿”的名义，在多维网站上重点推出。在我父亲对我的文章大泼冷水之际，何频先生总是坚定地支持予以发表。我体会，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我的文笔有多么好，而是他期望更多地能够通过我的文章，使中文读者了解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的动态和看法。我的文章是否有代表性？其实未必。去年秋天，我因为既要承担全盘管理公司的责任，又要力拼报考法学院，超负荷运转的日子里，我不得已中断了专稿的写作。好在现在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担任某种“代表”的压力也就可以渐轻。　　　　
　　　　我父亲对我的文章挑过很多刺。尽管我曾经对他的推敲大表不满，但是后来有时也暗自承认他的指点对我还是非常有益的。试想，每个星期只有与父母通两三次电话的时候才能够敞开了说中文，而平时从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到深夜睡觉最后一个梦境，都得用英语（偶尔还得用德语），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来练习、改进中文，在写中文文章时，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就成了绝对难免的事——当然这不能用来作我写作进步甚慢的借口。而对中文读者的需求和趣味的了解，父母比我有更大的发言权。　　　　
　　　　大学期间，经常听见老校友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这是你们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耶鲁的校歌我也不知唱了多少遍：“明亮的大学年代，多少欢愉，人生中最短的、最快乐的时光！”当时感触并不很深，毕业后这三年里却深切体会到，在耶鲁的四年是多么的奇妙。感谢母校，也感谢我开明的父母，给我充分的宽容、信任与自由来塑造自己的性格，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我们有时当然不免滥用这些自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谢能拥有这样一块自己的空间，能从各种经验与错误中吸取教训，能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成长。　　　　
　　　　明年，我准备重返校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学学者。到那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故事与读者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