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女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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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而不是使劲把提出要求者打压下去。这样粗暴的做法只能导致更多的愤怒，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罢工到底是导致两败俱伤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问题还是在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渠道不够嘛。
这种观点难道完全是无理搅三分吗？到底“雇员”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一个学生不能同时是一个雇员？无疑，研究生们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更无疑的是，校方从这种他们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好处：只花费了相当于聘一个教授所要花费的几分之一的钱，就得到了未必比一个教授所能做的工作少的成果。如果教授做这类工作算是雇员，一个研究生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能算是呢？这的确是不太合理吧？
对这些疑问，耶鲁坚决否认，毫不松口。于是双方卡在这个关口僵持不下。
这种争论和矛盾不只存在于耶鲁，美国各高等院校都有这样一类学生组织，在争取自己的“雇员”身份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各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之间都在进行“大串联”，互相鼓励、互相声援，交流吸取心得教训，结成统一战线。2002年，他们获得了一大胜利――全国劳工委员会承认纽约大学的学生工会为合法。但是几个月后，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们投票否决了成立研究生工会的方案，这又令“雇员组织”的成员们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要诉诸类似“全民公决”那样的程序，将“研究生应否算雇员，是否有权成立工会”这样的议题交自己学校研究生来投票表决，很可能会被研究生们否决——我想，他们一定常常会有鲁迅在小说《药》中阐发的感慨：我们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却不领情！
第二辑 校内校外毕业典礼的最后一课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四年耶鲁生活画上了句号。
毕业，意味着离开耶鲁，也离开问题丛生的纽黑文，意味着真正走出象牙塔了。四年来虽说与纽黑文半即半离，它真给了我不少教益，让我提前为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作了不少准备，还用一种出乎意外的方式，给我上了最后一课。
2001年5月，毕业典礼活动的前一天，我们学院的院长写电子邮件给我们全体学生，最后一次提醒我们为毕业典礼的种种活动作好准备。“毕业活动的一半就是到处游行，”院长写道，“别忘了穿上舒服的鞋。”
说得太对了。整个毕业典礼活动的第一天是“毕业班日”（ClassDay）。早晨8点45分，学生们就得在各自住宿学院的校园里集合，然后列队走到大礼堂参加毕业祝祷会。结束以后，又列队穿过街道回到中心校区集合。下午呢，还是在中心校区集合，按照耶鲁传统，戴上花样百出的怪帽子列队走到老校区大操场，在露天参加“毕业班日”大会，听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的演讲。第二天，也就是正式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各个学院的学生们又要列队穿过纽黑文市中心的大绿草坪，然后再回到老校区操场，举行全校毕业典礼大会。全校大会结束后，还要列队回到自己的住宿学院，参加各住宿学院分别举行的毕业典礼，在这儿每个学生才一一领到毕业文凭……这几天，天天都要走来走去。
虽是有三百年高龄的繁文缛节老一套，但是对于我们每个毕业生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所以还是觉得挺新鲜。每到游行时刻，街上都满是大袍宽袖、戴着学位帽的莘莘学子，一队队地扛着各学院的院旗，浩浩荡荡，飘飘忽忽，走去走来。两边的街道上围满了家长和记者，不停地照相，学生们隔不一会儿就会振臂欢呼，两边的人群也会热烈地对我们鼓掌应和。我们不由得陶醉在毕业的喜悦当中，自我感觉好像成了明星，受上天的青睐，受众人的宠爱。
可是，正式毕业典礼那一天的游行，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那一天算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美国现任总统、也是耶鲁校友的小布什，出席我们的毕业典礼，接受耶鲁荣誉博士称号。同时来接受荣誉博士的，还有克林顿内阁的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鲁宾，前墨西哥总统厄内斯多·泽蒂洛，还有几位科学家、艺术家，其中居然还有我最喜欢的电视系列剧《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中的饰演律师的演员山姆·瓦特斯顿呢。冠盖云集，看热闹的人也特别多，警察、保安人员密布，到处戒备森严。
当我们列队离开校园，向市中心绿草坪走去，刚开始仍然是欢呼、喝彩、鼓掌，不到几分钟，欢呼、喝彩、鼓掌声突然变成了喝倒彩和抗议声浪。我吃了一惊，举目四望，大绿草坪中心有一队举着标语、拿着话筒的人们，正往我们的队伍这边不停地喊：“耶鲁应该羞愧！耶鲁应该羞愧！”还有一些人，穿着写满抗议口号的T恤衫，三三两两，或者沉默伫立，或者呐喊疾走。草坪上到处架着或者铺着五颜六色的抗议标语。我们一路游行走过去，来不及驻足细看，只匆匆瞥见其中有的谴责耶鲁校方拒绝支持学生工会，有的抨击不给校内的劳工合法权益，还有的抗议耶鲁没有给它附近租用大学地盘的商店以公平合理的租金和合同，等等。也有一些标语，和耶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像抗议美国对伊拉克的贸易制裁，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那些大概是专为来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布什总统等高官准备的。
在这显然对我们不抱好感的人群面前，同学们大概感到出乎意外，都有点不知所措。有的人赶快低下头去快步地走路，有的学生好奇地望着他们，也有的平时就我行我素惯了，此时竟也毫不在意地向抗议者们挥手致意，大叫：“嘿，早上好！各位辛苦了！”引来身边学生们紧张地窃笑。不知是谁唱起耶鲁著名的加油歌，“叭喇狗！叭喇狗！”很多学生们马上都大声唱了起来，压过了草坪那边的抗议声音……
我想起耶鲁与纽黑文的关系这个难题。耶鲁不是转变态度，对纽黑文的社会问题伸出了援助之手么？我自己也参加格兰特基金会当教师，为纽黑文市“家境贫苦又成绩优异”的六、七、八年级中学生开设英语和数学加强班。耶鲁校方对我们这个由学生发起的基金会十分支持，慷慨地提供教室和其他很多便利，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像现任校监理查德·布罗海特，和转赴哈佛任教的著名黑人学者亨利·路易斯·盖兹等人，都当过格兰特基金会的理事，或者曾在学生时代为基金会出过力哩。
但是，显然还不够。我亲眼看到了：这么多民众对耶鲁并不满意。
我们草草走完原定路线，赶快回到了毕业典礼的会场，抗议的声音却长久留在了我心里。这些抗议的人，大半当然不是冲着我们这些毕业生来的，而是是冲着耶鲁的校长、校监们来的，他们知道这些人进入会场也会走这一条路。我们抗议布什，这些人抗议耶鲁，也让我们看见了他们对耶鲁的不满。
不论这项“游行”传统的创始人的初衷苦心如何，这天的游行，对我来说真是最后一课：让我们这些毕业生离开占据我们白天和黑夜的教材和课题、成绩和学位，离开簇拥着我们欢呼祝贺的家长师友，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接触到真实的社会，接触到批评与谴责的眼光和声音，接触到对我们耶鲁的另一种态度，对我们耶鲁人的另一种态度。这最后一课让我真切地认识到，我所热爱的母校，并不是完美的，也不是超然物外、遗世独立的。
第三辑 读书教书“我要逃出你的网——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走的路——美国教书笔记之一
●“这是我们这学期英语课的主题：‘生活的选择’。为什么有时做选择的决定如此重要呢？因为我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挽回的，‘路会引向路’，而你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在这条分岔口的犹豫和徘徊，不就是一生中很多瞬间的写照吗？”
⊙“我要逃出你的网——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前面讲了我在美国求学的故事。这里我想讲讲我在美国教书的故事。
我在美国已经有多少年教龄了？1998年夏天，我在纽约一所暑期学校给华裔新移民教高中英语课；从1999年初春开始，我在尤里西斯·Ｓ·格兰特基金会（UlyssesS。Grant，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的名字）任教，后来又当上了这个机构的教学总监。
当时我在耶鲁读大二，正在到处找机会勤工俭学。有一天，我在学校邮局广告栏偶然看到了这个基金会招聘“有经验”教师的启事，上面说这个基金会由耶鲁学生管理，为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市公立中学“家境贫苦又成绩优异”的初中学生们开设“加强班”，教他们英语和数学。还说基金会的老师有制订教纲的“很大的自主权”。
我马上动心了。
耶鲁学生中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很多，据校方统计，80％的学生在校期间干过社区服务。而我喜欢教书，教书是我打过的许多工中真正让我着迷的行当之一。经过前一个暑假在纽约摸爬滚打，我对教书也算是“有经验”的了，教书有时很累很烦，但富有挑战性，看到学生成长进步一天一个样，我很兴奋，我在纽约教的那些学生中，至今还有几个女孩在与我通信。
我马上去格兰特基金会的办公室领了申请英语教师职位的表格，填好后附上我的履历表一起交给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基金会主任，一位叫野树的耶鲁三年级学生写来电子邮件，说我的表格通过了初审，让我去面试。面试我的正是这位日裔男生，与另外两位白人女生爱丽丝和约赛尔。
我介绍了我的教学经历和我想来这儿任教的动机，他们也介绍了基金会的情况。谈了一会儿后，几个面试人员站起身来，带点神秘的笑容说，“好吧，现在请你给我们试讲一堂课。”野树把一首诗塞在我的手里，让我用五分钟时间单独准备一下，就和其他两人走出了房间，出门前他回过头来笑着说：“等我们回来时，我们可就是12岁的六年级孩子了啊！”
要让我当场测试！我扫了几眼手上这首诗：是一位女诗人写的一首描写母亲的诗，我并不很欣赏它，但其中有几个意象我觉得还不错。我写下了几个问题，又在几个我觉得有意思的词下画了线，准备用它们来提问。
门开了，那两个女生嘻嘻哈哈地走进来，那神态倒真有点像刚上初中的女孩子（美国的初中是从六年级开始），野树拎着一本书歪歪斜斜地走进来，谁也不看地往椅子上一靠，眼睛闭着，仿佛在呼呼大睡。显然，他现在扮演的是这个班上的“问题学生”。
我清了清嗓子，向大家说：“同学们，早上好。”两个女生马上乖巧地回答：“格蕾塔（Greta，我的英文名字），早上好。”但野树还是歪在椅子上，动也不动。
我笑容可掬地转向他：“野树，早上好。”
“……好。”他的声音小得简直听不见。
“今天我们来读一首诗。野树，你先来把这首诗读一下好吗？”
他很不情愿地直起身来，瞄了一眼手上的纸，然后用极为细小的声音开始读。
“能大点声吗？让班上其他同学也能听见。”
他瞪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声音略微大了一些。总算读完了，野树又歪回椅子里。
“大家谁能告诉我，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一阵沉默。
“我来给你们一个提示：注意，这句提到：‘我曾完全是你的，而你的子宫曾是我的，我的秘密的家。’作品中‘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一阵窃笑——我不由得不佩服他们的演技。爱丽丝小声对她的同伴说：“反正不可能是你丈夫。”
野树笑了一声。
“说得不错，”我也笑了，“那会是谁呢，爱丽丝？”
“你妈呗。”爱丽丝一副“这种问题也值得问”的样子。
“很好。作者对她妈是什么态度？”
“嗯……怀念吧？”
“光怀念吗？还有什么？约赛尔，”我转向另一个女孩，小心不让任何人在别人回答问题时注意力分散，“你说呢？”
“她好象有些恨她的母亲吧？”
“好极了。你是从哪几句发现的？”
“她说‘我要逃出你的网，你的细密柔软的网’。”看来约赛尔扮演的是那种想讨老师喜欢的乖巧学生。
“不错不错。网是做什么用的？”
“捕鱼用的。”
“捕小动物也可以用网。”爱丽丝插嘴说。
“还有昆虫！”约赛尔也不示弱。
“蚊子！”“苍蝇！”
越说越离谱了，我连忙把话题引回去：“作者把自己比作困在网中的动物是什么用意呢？”
野树突然蹦出一句：“因为她觉得不自由。”
“是什么使她不自由？”我惊喜地转向他。
他不吭声。我换了一种方式提问：“这网是谁的网？”
“她妈的呀。”
“是她妈使她不自由吗？”
“嗯，应该吧。”
“她爱她妈吗？”
“不爱。”
“不对，”爱丽丝插嘴进来说：“她明明爱她妈嘛？”
我兴奋地转向她：“你怎么知道的？拿出证据来！”
她支支吾吾地说：“她在诗的最后明明提到‘回家’，还说‘抚摸你的手掌’。如果她不爱她妈，抚摸她的手掌干什么？”
“太好了！”我欢呼起来。“不错，爱丽丝。作者又爱她妈，又恨她妈，这是怎么回事呢？”
“神经错乱。”爱丽丝又小声说，这回我假装没听见。
“好，这个问题一会儿再来讨论。现在我问你们，作者为什么要用‘网’这个意象？”
“为什么不？”野树耸耸肩。
“问得好。为什么不？如果作者不用网而用笼子，会有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
我换了种问话的方式：“网和笼子都是剥夺自由的物体，有什么不同？”
“网比较软。”爱丽丝说。
“笼子比较硬。”约赛尔说。
“网没有形状。”爱丽丝说。
“笼子是四方形的。”约赛尔说。
我赶快接上：“笼子只是给你限制了活动的范围，但是网，一张‘细密柔软的网’却是紧紧地缠绕在你身上的。你觉得哪个更糟，野树？”
“网比笼子更烦人。”野树说。
“为什么？”
“紧紧地裹在你身上，多难受啊，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在笼子里，你至少还可以有个活动的空间。”这大概是野树这堂课所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好极了。”我说。“它紧紧地裹在你身上。然而，它却是柔软的，无形的，只有在你试图挣脱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它的压力和束缚。作者用这个来比喻她的母亲，她和她母亲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又一阵沉默。
野树忽然一扫萎靡不振，看来他的角色已经转换了，站起身，微笑地向我伸出手来。
“干得好极了，格蕾塔。这次面试到此结束，我们会在一星期内给你通知。”
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