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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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纵观大陆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时代。当一个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北大才女林昭却开始了她那勇锐的思考。
美丽而坚强的林昭先是被打爲右派，然后被捕入狱。她在牢狱之中，一边忍受
著残酷的折磨，一边思考著这个民族苦难的来源。监狱的记录《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说：“她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几十万字内容极爲反动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在林昭的血书中有这样让人目不忍睹的片断：“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在一个不把政治犯不当人看待的监狱中，在受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里，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无情揭示了历史迷雾，她发现在革命的旗号下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在血书中，最爲惊心动魄的片断是她设想的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对话。对著这个当时全民无限膜拜的“人间上帝”，林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爲“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在这场虚拟的对话中，林昭淋漓尽致地批判个人崇拜，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深刻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的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以及作爲一个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书中，她写道：“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因爲当时我被非法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当时行于之于莱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经过一九五七年惨烈的反右运动，以及饿死成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革大浩劫继而降临这片苦难的土地。林昭所反对所批判的邪恶，在这十年间如同溃疡崩决般发作起来。可以说，林昭是我们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她的远见卓识直到她殉难二十年后才被后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运远远比雷震悲惨。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张元勋曾经去探望林昭，林昭说，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狱卒唆使的女犯们的撕、掐、踢、打，“我怎麽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要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麽无耻，内心是多麽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林昭还告诉张元勋，她面临著被狱卒□辱和强暴的危险，而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用针线将上衣和裤子缝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杀。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母亲家中。当林昭的妹妹惊恐地打开大门的时候，警察脸上的神情是恶棍杀人之后的得意和对犯人家属极端的轻蔑。这个冷血屠夫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参阅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
正如后人所说：“林昭精神是我们民族少有的那种高贵灵魂的一部分。”面对著林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代中国知识份子，那些帮忙、帮凶、帮闲们，那些以学术自诩的逍遥派们，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和“功勋科学家”们，倘若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和血性，你们会不会在闲暇时刻摊开自己的双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鲜血？面对林昭高贵的灵魂，我们难道不应当忏悔吗？然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忏悔成爲人们口头的笑料，历史成爲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当金钱成爲狂热的信仰之后，回忆也就成爲一件多余的事情。
与雷震的回忆录不翼而飞相似，时至今日，林昭的诗歌、著作和血书仍然被关在狱中的铁屋里服著没有终结的刑期。林昭的生命被残害了。林昭的思想依旧遭受禁锢。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在北大的校史中，我找不到林昭的名字。这本厚厚的校史中，有那麽多御用学者、流氓文人的事迹，却没有林昭的名字。这也是北大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
雷震和林昭显示著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灵魂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他们以殉道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让自己成爲一个燃烧著的火把。在他们的身上，隐藏著火种，蕴含著中国文明重生的希望。我们必须走向他们，走向这些崇高的灵魂，接受他们给我们的洗礼和啓示。
（7/31/2004）
最后的腐败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著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北大精神”的蜕变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
“八九”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着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着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
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
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8226；商业秀&＃8226；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着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在获得一万多人民币的报酬后，立即作为党费上交。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时，一名老师问道：“你是要把这些钱全交作党费吗？”弓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收入，我认为真的很珍贵。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给党。这是一个年轻党员对党表达的小小心意。我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热烈追捧。数日之间，相关报道就有数千条。看来，弓琳将来如果再接再厉的话，有可能被纳入“雷锋——欧阳海——张海迪——李素丽”的“模范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几个著名网络论坛上，对此几乎全是负面评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炒作。就连与弓琳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也表示了这样的猜测：弓琳很好，但也许背后是网校的又一次商业策划。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这一猜测被证实了：记者在访问弓琳之前两小时，电话采访了网络学校的老板王跃胜。王说，弓琳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他也是第二天看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