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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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委屈。有了轿前伸冤，衙门前面的上访队伍将烟消云散。轿中官员乃可作包青天状，让拦轿者热泪盈眶、长跪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上下之间，感情得以沟通；公仆名分，因此落到实处。官民鱼水情，其乐融融。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四：轿车制造废气和噪音，乃当今环境污染之源头。而使用轿子，除了轿夫的喘息之外，没有任何噪音；除了轿夫的汗臭之外，不造成任何污染。由此观之，轿子乃是从传统科技之中脱胎换骨的新型环保产品，与西方尚处于实验阶段的太阳能汽车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全球讲究环保主义、绿色和平的今天，凸显轿子的魅力，能够改善我国大城市的空气指标和噪音指标。倘如是，则获得联合国环保奖有望、申办奥运会有望。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五：轿车消耗大量石油，轿子却使用纯天然的人力。石油乃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人力在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如果我们使用人力保存石油，在发达国家的石油统统消耗完之际，我们的石油资源将依然是“完璧”。到了那时，他们的社会全部瘫痪，垂而死之，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而我们却依然运转自如。于是，我们想不称霸世界都不行了。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六：轿内乾坤虽小，而轿外风光无限。如果乘轿车，匆匆而过，车外美景与美女，走马观花，均模糊不清。而坐轿子，以轿当车，则不时可以掀开轿子幕布，搜寻街上美女无数。若有绝色藏民间，则可随时发现，随时命令轿夫将其征召入府。有此时机，就不必晚上再进歌厅舞厅卡拉OK厅，在昏暗的灯光之下辛苦地寻找新的目标。所以，一旦乘轿子，省力又省心，充分发挥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的功能，无限风光即在街衢。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七：乘轿子虽然颠簸，但颠簸正是一种难得的体育运动。领导干部忙于公务，整天坐在办公室中，无暇分身进行体育运动。长此以往，导致身体机能下降，体重直线上升。为人民工作50年的雄心壮志没有了身体的保障。于是，健康问题日益提上议事日程。而乘轿子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减肥运动，如果顺应轿夫的运力，让身体作自由落体运动，脂肪自然得以消耗。不需忍受任何痛苦，轻轻松松就完成了减肥目标。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八：轿车后面有车号，乘轿车进酒楼茶馆、风月场所，总是遮遮掩掩；用轿车接送老婆孩子、三姑六婆，也会忐忑不安。而轿子没有号码，可以大摇大摆，任意使用，不必害怕纪律监察人员抄到车号，也不必担心新闻记者与好事之徒恶意曝光。比起轿车来，轿子模糊了公私界限，公私之间的转化宛如银行的“一卡通”。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轿子一个模样。轿子主人无论何时何地都高枕无忧。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九：轿车速度快，有危险；轿子速度慢，却四平八稳。轿车常常造成交通事故，轮下夺去无数生命、留下若干冤魂。一旦出了事故，还得做司机的思想工作，动员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而轿子则有差役当道，先作吆喝，洒扫道路，既不会惊吓百姓，更不会发生冲撞事故。如果说轿车横冲直撞，那么轿子就能接近群众。领导干部乘轿子，既安全了自己，也安全了他人，充分体现出了雷锋同志的思想品质。
轿子优于轿车，优点之十：轿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轿子是东方文明的结晶。坐轿车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乘轿子则是弘扬传统文化，无比光荣。反对和平演变，首先要反对轿车的泛滥。轿子是国粹，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轿子体现了儒家文化“仁者爱人”的哲学思想，坐上轿子，官员能够体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因而更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官员使用轿子，可以号召全体人民热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奋斗再奋斗。
隐者一番“轿车不如轿子说”，说得我目瞪可呆、心悦诚服。可惜吾人位卑言轻，既非人大代表，又非政协委员，无法将此惊天动地的思路向上级领导禀报。知识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知识不能变成“经济”，真是罪莫大焉！乃整理成文，还望有识之士点评、指正并寻找渠道向上推荐，则善莫大焉！倘真能如此，则中国有救也！中华民族有发达之机会也！
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曾纪泽与慈禧两次召对之今读
——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满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危机。虽然由于一批中兴名臣的努力，成功地平息了太平天国起义，但更为严峻的外患却始终无法克服。中国是一个长期依靠“朝贡制度”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中央帝国”，“普遍适用于为中国所知的整个地区的朝贡制度，多少世纪以来已被证明是一种持久有效的国际关系制度。这是一种等级制度，其中各民族所处的地位，是由各自受‘儒学’渗透河同化的程度来决定的。儒学世界秩序的引力中心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正是由此辐射到各国。”（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朝贡制度对安抚周边国家屡试不爽，并逐渐凝固下来而成为不可改变的“祖宗之法”。这背后是一种对中国自身文化的充分自信：即便中国被外来征服者占领（如蒙古族和满族），最后征服者自己却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国所同化了。用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说法，中国人对待外来的侵略的传统自卫态度是民间智慧的运用，“如果你不能消灭他们，那就加入他们”，或者更准确地说，“使他们加入到你们之中”。但是，中国人和十九世纪欧洲人的问题与中国人和早先突厥人或满洲人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些不能用中国先有武器将其大败的西方征服者，完全能够利用自己的工业和商业手段控制中国，使它服从自己的利益，而不需要建立其直接的统治，他们用来维持其在中国势力的力量基础远在中国之外，他们不需要变成任何程度上的中国人。”（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1页。）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前来中土的欧洲人，甚至宣称自己拥有更为高级的文化、政治、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并在武力的支持下企图将这一切灌输给中国。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原来那种利用朝贡体系来对付周边夷狄的老套办法，在西欧列强恐怖的军事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不得不面对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也不得不辛酸地承认西方存在着一种比自己更优越的文明形态。于是，“具有高度发达的、悠久的文化政治传统的古老中国，与经历了政治、产业、宗教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近代国民国家相对抗的时候，还有残存的余地吗？靠什么来拼杀出一条活路呢？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执政当局和知识分子所必须回答的最大问题。”（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76—77页。）这些问题是此前的士大夫从未遇到过的，用曾纪泽的话来说即是：“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转引自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278页。）美国汉学家芮玛丽也指出：“中国政府在1859—1861年的危机中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是外国侵略。为要排除这一威胁，负责筹办夷务的政治家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必须尽快地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制度移植到传统的国家观念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去。”（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74页。）
制度和观念的改变与移植，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要从本质上改变此种根深蒂固的制度与观念、接受近代以来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法，对于局中之人而言简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此意义上，作为清代第二代外交家的曾纪泽，所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其父亲曾国藩：曾国藩一生主要的成就在于内政上——正是缘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险些倾覆的清廷再次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格局，除了天津教案外，曾国藩上没有太多参与朝廷的外交事务；而曾纪泽一生的主要成就都体现在外交上——他长期出使西方（1878年到1886年任驻英法公使，1880年又兼使俄国），不得不与那些被士大夫阶层“鄙如禽兽”的洋人打交道，尽管“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罕见的一人”，（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277页。）但他却“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同前，第300页），最后郁郁而终。
由于曾纪泽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性情较为拘谨，其文字也呈现出萧瑟枯淡的面貌，如钟叔河所指论：“曾纪泽写日记不像郭嵩焘，他极少谈自己，也不太谈公事，驰骋议论的情况几乎没有。”（同前，第305页）但就是在这些表面上看颇为枯燥的日记中，却隐藏着若干重要的信息。光绪三年（1877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曾先后两次获得入宫觐见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机会，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召见的整个过程。在两次召对中，年龄只有八九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话可说，而木讷的东宫太后慈安也不曾发问，整个过程几乎成了西太后慈禧与曾纪泽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曾纪泽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玩弄权术、驾驭臣下的能力确实非比寻常，而她在西学知识上的匮乏也让人叹为观止。不过，慈禧本人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她并不坚守传统道德教化的立场，而较能接受曾纪泽的若干开明的建议与观念。（两次召对的记载均见于《曾纪泽日记》（中卷），岳麓书社，1998年第1版，第676—680页，第773—778页。以下所引之对话不再进行标注。）由此两段对话也可看出晚清最高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在外交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之后，“洋务”不可遏制地影响到上层社会的文化、道德观念，并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和文化精英阶层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不断作出某种调适。曾纪泽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这两段对话，正是这个如分娩般艰难的过程的缩影，也堪称近代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
（一）最高统治者的西学知识
在两次召对中，慈禧询问了曾纪泽许多问题，如湖南地方官吏与百姓的关系、百姓的生活状况、地方的治安情况等。在满清的宫廷制度中，帝王的召见往往是其从大臣那里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渠道，否则长期居住在深宫的帝王根本无从知晓外边发生的一切。慈禧详细询问曾氏对王文韶、李鸿章等大臣的看法，亦说明她对这些老臣也并非完全放心。当然，既然曾纪泽是洋务方面的人才，朝廷准备让他出使欧洲，慈禧与之讨论的重点还是在洋务方面。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很关心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将直接影响到朝廷统治的有效性。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湖南有洋人否？”
对：“湖南没有洋人，惟衢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国装束来传教者，却也不常有。”
问：“那系法国人？”
再问乃对：“系法国人。”
曾氏的回答并不完全真实。当时已有大量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湖南开展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甚至定居。（参阅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1—83页。）曾氏故意轻描淡写地将洋人在湖南的活动汇报给慈禧，是想让慈禧不至于过于惊恐和警惕，同时也就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压力，这种掩饰之法乃是官场的“潜规则”。曾纪泽自幼辅佐父亲处理政务，对官场的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如何应对上面的询问。
此时，大规模的内战和外战已结束数年，同光之交的中兴之势仍在继续，朝廷在休养生息之余，亦支持洋务派整顿军备的事业，海防建设尤其为重中之重。因此，慈禧接着询问曾纪泽对海防成果的看法以及对铁甲船的观察等情况：
问：“现在各处正办海防，你想是听见的，究竟可恃不可恃，有把握无把握？”
对：“奴才此次走长江一路，直至海口，又系航海到天津的，沿路炮台均得目睹。筑炮台之处，尚扼险要，惟大炮尚未多办，经费也不充足。”
问：“你见过洋人兵船否？”
对：“仅在天津一登英国小兵船，保护生意的。”
问：“不是铁甲船？”
对：“不是铁甲船。”
问：“你看见铁甲船没有？”
对：“仅见上海机器局新制小铁甲船一只。因船身太小，出水面不很高，尚未能放出大洋。”
慈禧很想知道洋务派加强海防的努力有无实战价值，如果中外再起争端，这些海防措施能否抵御强敌。中国在第二此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首都被占领，宫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深知洋人比太平天国的叛逆们更为凶狠——1860年，只有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丈夫咸丰帝一路狼狈逃亡。据说因为走得太仓猝，连她心爱的一窝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圆明园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83—84页。）经过此役，朝廷终于正视现实，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自己的器械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于是聘西人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广州练兵、建立兵工厂，以及向外国购买军舰等等。（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见《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34页。）
慈禧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曾纪泽，当然知道中国目前的海防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但他的回答十分婉转：他没有贸然得出结论说海防可恃或不可恃、有把握或无把握——说前者可能犯下欺君之罪，说后者则有可能得罪李鸿章等在洋务一线的实权人物。于是，曾氏在肯定沿路炮台“尚扼险要”的前提下，亦指出在海防上存在大炮太少、经费不足这两个关键缺陷。这样的回答说出了海防的真实情况，但不仅不是批评洋务派，反倒是帮助他们向上面要钱。
西方列强不远万里来中国耀武扬威，依靠的便是新式铁甲船。慈禧对铁甲船颇感兴趣，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希望从曾纪泽这里了解到更多情况，这说明她尚有渴求新知的愿望，而并非“逢洋必反”的顽固派。但曾纪泽在军事方面并非内行，他所了解的铁甲船的知识似乎并不能满足慈禧的需要。
慈禧还仔细询问曾纪泽出洋的路线、时间以及是否在香港停船：
问：“你什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搁，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