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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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涎散：猪牙皂角，绿矾，藜芦。
郁金散：郁金，滑石，川芎。
茶调散：瓜蒂，好茶，■汁。
独圣散：瓜蒂，■汁。
碧云散：胆矾，铜青，粉霜，轻粉。
常山散：常山，甘草。
青黛散：猪牙皂角，玄胡，青黛。
汗剂
主要为防风通圣散、双解散、浮萍散、升麻汤，以及张仲景麻黄汤、
桂枝汤等方。
下剂
导水丸：大黄，黄芩，滑石，黑牵牛等。
通经散：陈皮，当归，甘遂等。
水煮桃红丸：黑牵牛头末，瓜蒂末，雄黄等。
另有张仲景方：抵当汤，十枣汤、承气汤，陷胸汤等方。
由上可见，张子和治疗重在三法，以攻为主。并说明在用三法治疗的
同时，亦可伴随■（熨、摩）、导（导引）、按（手按）、■（抬足）之法辅助。
用药也有减有增，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3）强调食补。中国医学治疗一向有八法之说，即汗、吐、下、和、温、
清、补、消，张氏对于补法有独特见解。他指出：有许多人“尝知补之为
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也。”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
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平补多用人参、黄芪。峻补多用附子、硫磺。
温补多用豆蔻、官桂。寒补多用天门冬、五加皮。筋力之补多用巴戟、苁
蓉。房室之补多用石燕、海马、阳起石、丹砂之类。张氏认为，这些补药
如果用于治疗，不但功效不大，反而有害。举例说，以疟疾而论，本是夏
天伤暑引起，有的医生却认为是脾寒而用温补之剂，反使病情加重。再如
伤寒热病使用下法后，如果再以温辛之药补之，热当复作，甚至不救。又
如泻血一证，血止之后，如果再用温补，可使血复热，小溲不利，或变水
肿。至于霍乱吐泻之病，本是风湿喝三方面具有之病，如果温补则会使疾
病转危，峻补会召致死亡。小儿疮疱之后，如温补会发生痈肿■痛，妇人
大产之后，心火未降，这时如用补药，疾病也会转危，甚至死亡。老人目
暗耳聩，是肾水衰弱，心火反盛的原因，如果用峻补之法，会使肾水更枯
竭，心火更旺盛。因此，很多疾病应用补法时，都必须谨慎。张子和依据
《内经》所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理论，主张人体阴阳之气必须
保持平衡，可谓“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意思是说，人
体疾病只要“有余”之病得到治疗，实际“不足”之病也就得到补偿了。
这是平衡人体阴阳理论的一种认识。他还曾说：“余用补法则不然，取其
气之偏盛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又说：“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补。”
“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为先。何也？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
适足以资寇。”这就是张子和与一般医生应用补法的不同观点。
张子和倡用的补法，主要是“饮食之补”。曾说，凡补“莫若以五谷
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即认为平日食用的肉、菜、谷、
果都是营养人体之物，最宜于五脏，而不必寻求补药。张子和还认为：“凡
药皆毒也。像甘草、苦参一类常用药，毒性虽不大，但久服必有偏胜。”
《儒门事亲》一书所举各类证候，附有医案，多引述《内经》医理，
并按男女老幼，以及生活于富贵或贫穷之家的不同体质，辨证论治。
对于张子和的医学见解，在他生前就有很多议论。因此，张氏在《儒
门事亲》专列“群言难正”一节，其中包括“谤吐”、“谤三法”、“谤
峻药”、“同类妒才，群口谤戴人”专题，表示对当时一些人的不同意见
的辩驳。
后世对于张子和医学思想评价仍属不一，持不同意见最富代表性的如
元代朱震亨，他在《格致余论》一书中说：“余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
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
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
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
实者，邪气实也。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
即认为张子和以攻邪为主，立汗、吐、下三法与《内经》理论并不相符。
支持张子和医学见解的，如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就说：“张戴人
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即明理如丹溪《格
致余论》，亦讥其偏。丹溪之说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
书置之，不与睫交，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
先■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元也。戴人有见于是，故以攻疾为急，疾去而
后调养，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对于张子和医疗主张表示理解和维护。
《四库全书总目·儒门事亲》条称：“从正宗河间刘守真，用药多主
寒凉，其汗、吐、下三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中辨谤之处为多，丹溪朱
震亨亦讥其偏，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
与当补不补，厥弊惟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要在未明从
正本意耳！”论述意见比较温和，要求人们深刻理解张子和治疗原意。
另外，清人章楠《医门棒喝》则谓：“张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
议论以汗、吐、下为妙法。”即认为张子和应用“攻邪”和三法，只适用
于贫寒之人，因其体质强壮，故可经受。至于富贵膏梁之人，因为体质本
虚，是不适用的。
在张子和去世后的几百年中，对他的医学主张，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
去评论，也不断有人去实践。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张子和的“攻邪”思想，
汗、吐、下三法应用，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他被称为“金元四家”之一，
称他为“攻邪”派。
文献
原始文献
＇1＇（金）张子和：儒门事亲校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研究文献
＇2＇（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1929。＇3＇（明）孙一奎：医旨
绪余，清末石印本。
＇4＇（元）朱震亨：格致余论，上海受古书店，石印本，民国初年。
＇5＇（清）章楠：医门棒喝，聚文堂刻本，清同治年间。
＇6＇（清）永■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杨忠辅
陈久金
杨忠辅字德之。籍贯、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南宋淳熙至开禧
年间（1174—1207 年）。天文学。
杨忠辅于淳熙十二年（1185）任职成忠郎。因当时颁行的淳熙历简陋，
便专心研究历法，进行测候，指出淳熙历的失误。绍熙元年（1190），刘孝
荣对淳熙历进行修订，造会元历颁行，但仍没有大的改进。庆元四年
（1198），会元历失误日益明显，诏杨忠辅造新历。第二年历成，赐名统天
历颁行。杨忠辅任职太史局冬官正。这以后历法家的争论并没有由此而终
结。嘉泰二年（1202），因测验五月甲辰朔日食，统天历的预报先天一辰半，
杨忠辅被罢去太史局官。开禧三年（1207），鲍干之造开禧历，附于绕天历
颁行了45 年之久，至1252 年才为淳■历所替代。
据《宋史·律历志》记载，杨忠辅制定统天历时共完成约30 卷论著：
《历经》3 卷，《八历冬至考》1 卷，《三历交食考》3 卷，《晷景考》1
卷，《考古今交食细草》8 卷，《盈缩分损益率立成》2 卷，《日出入晨昏
分立成》1 卷，《岳台日出入昼夜刻》1 卷，《赤道内外去极度》1 卷，《临
安午中晷景常数》1 卷，《禁漏街鼓更点辰刻》1 卷，《禁漏五更攒点昏晓
中星》1 卷，《将来十年气朔》2 卷，《己未、庚申二年细行》2 卷。以上
各卷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历史上冬至、晷景记录和古今交食的考证研究13
卷，这是制历时获取精确数据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回归年等数据就是通过
这项工作导出的。二是新历本身，共11 卷，其中《历经》3 卷是它的核心，
大部分载在《宋史·律历志》中。其他如日出入时刻、太阳去极度、午中
晷影长度、更点时刻、昏旦中星等传统历法内容，也都很有价值，但由于
各自独立成卷，《宋史·律历志》略而不载，致使后人无法知其原貌。不
过仅从这些篇名来看，就知杨忠辅做了很多项目的实测工作，后人将统天
历评为宋代名历绝非偶然。三是将来十年气朔和己未、庚申二年（1199，1200）
细行共4 卷，是历法计算的具体应用。
统天历作了两项重要革新。其一是废除积年日法，虚立上元甲子，以
绍熙五年甲寅（1194）为近距历元，设立气差、闰差等的推算方法。即其上
元甲子岁距绍熙五年甲寅积3830 年，其十一月甲子日与冬至时刻还存在气
差，冬至与合朔时刻还存在闰差。以一万二千为日法，也仅是虚设而已，
实际并未使用日法的调制法则。朱文鑫《历法通志》在解释虚立上元和日
法的原因时说：“然忠辅犹虚立上元、策法者，因唐宋演撰之家，皆泥于
调日法求强弱之率已相习成风，此忠辅不欲明言改革以骇人耳目也。”其
二是设立斗分差127，实即用每过百年回归年长度减少1 分的法则。杨忠
辅发现回归年日数古大今小，不是常量，上推古代或下测将来，须用斗分
差来校正。这两项改革为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所采用。朱文鑫《历法通志》
对此评价说：“杨忠辅始立斗分差，晤岁实有消长，。。为（鲍）干之等所
攻。然忠辅创造之功，已非宋人所能及。郭守敬师法忠辅，授时暗用统天，
其岁余与统天同（回归年为365。2425 日）。”故清代历算家梅文鼎说：“宋
术莫善于纪元，尤莫善于统天”，这是正确的评价。
文献
原始文献
＇1＇（宋）杨忠辅：统天历，见《宋史·律历志》，中华书局，1977。
研究文献
＇2＇朱文鑫：历法通志，商务印书馆，1934。
＇3＇钱宝琮：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改革，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
科学出版社，1983。
李杲
赵璞珊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金大定二十
年（1180 年）生；元宪宗元年（1251 年）卒。中医学。
李杲青年时，读经史，待人忠厚，家庭富有，后因母病，为众医杂治
而死，终不知属于何病。因此立志学医，拜易水名医张元素为师，历经数
年，颇有所得。《元史》记载：他曾给京兆酒官王善甫和魏邦彦之妻治疗
目疾；还为萧君瑞、冯栎等人治疗伤寒；为陕帅郭巨济治疗偏枯，都有奇
效，有“神医”之称。
李杲著作很多，如《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医学发明》，
《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活法机要》、《药类法象》、《用药
心法》、《伤寒会要》等。这些书籍有的保存下来，有的已佚，有的仅存
摘录。他的学术成就很大，可以概括为三点：
1．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
李杲继承了张元素的学说，并加以发扬，对张元素的中医药物临床应
用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论述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的理论，以
及药物归经的学说，对后世药物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的著作却没有
完整地保存下来。所著《药类法象》、《用药心法》收于王好古的《汤液
本草》书中。主要理论认为：天地、阴阳、六气（风、寒、暑、湿、燥、热），
可以归纳为：温、热、寒、凉四气。温热为天之阳；凉寒属天之阴。五味，
辛、甘、淡属地之阳；酸、苦、咸属地之阴。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
薄则通，如酸、苦、咸、平类药物；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
如酸、苦、咸、寒类药物。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如辛、
甘、温、热类药物。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如辛、甘、淡、
平、凉类药物。这样将药物按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分别应
用。该书还指出，药物具有的性能是：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
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五味作用，苦泄、甘缓、酸
收、咸软、淡渗泄、辛散。李杲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外为标，内为本；
阳为标，阴为本”。凡人身脏腑阴阳、气血、经络之病，各有标本。治病
者必先治本，后治其标，疾病方可痊愈。他还按张元素药物“归经”之说，
指出：如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阳明用白芷，少阳用柴
胡，太阴用苍术，少阴用细辛，厥阴用吴茱萸。如顶颠痛，须用藁本，去
川芎。如肢节痛，须用羌活，去风湿亦宜用之等等。其他，如治腹痛，心
下痞、腹胀、虚热、胁下痛、脾胃受湿、滞气、滞血，用药均有一定规律。
同时，李杲用药秉承张元素学说，很讲究君、臣、佐、使。如《用药
心法》中说：“凡解利伤风，以防风为君、甘草、白术为佐。辛甘发散为
阳，风宜辛散，防风味辛，治风通用，故防风为君，甘草、白术为佐。”
又说：“凡解利伤寒，以甘草为君，防风、白术为佐，是寒宜甘发也。”
以伤风、伤寒之证不同，用药君臣亦有区别。用药分两，君药分两要大，
其他次之。至于药物炮炙，用圆（丸）用散，汤液的煎造，以及昆虫、草木
采取时间，亦均论述。对于用药方法也讲到“病在心上者，先食而后药；
病在心下者，先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者，宜饥食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
饱食而在夜。”这些都是重要的经验总结。
2．建立内伤学说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
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
月。解围之后，人民患病者多，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根据记载，当时都
城十二座城门，一连三个月，每日送出死者，各有一二千人，前后共有百
万之众，这是历史上记录的一次大的疾病灾疫。李杲目睹了实际情况。当
时这些疾病患者，多按外感风寒治疗。有的使用发表之剂，结果病患者大
都转为结胸发黄之症，辗转死去。因此，李杲考虑到战争期间，人们起居
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解围之后，一旦
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
宜，便可促成死亡。根据以上情况，他认为外感病与内伤病必须详细分辨，
外感之邪为风寒之邪，可以伤及筋骨受病；内伤之病为饮食不节，劳役所
伤，所伤在于脾胃之气。脾胃之气不足，可以促使无形元气受病。元气主
卫护周身，如荣卫失守，皮肤间无阳以滋养，故不堪再受风寒侵袭。疾病
之由，表面看类似外感，实际却是内伤脾胃。外感证状：发热恶寒，或寒
热并作，口鼻之气壅盛有余，手背热，手心不热、头痛不止，邪气传里则
有渴。内伤之证：多燥热，咽膈不通，口鼻之气短促，手心热，手背不热，
时而头痛，食不知味，亦有渴，怠惰嗜卧，四肢沉困。凡此诸种不同证象，
有时只在疑似之间，如果不仔细分辨，则很容易出现误诊。外感伤形，内
伤伤气。凡外伤之病，皆属有余之病，主实；内伤之病，皆属不足之病，
主虚。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疾病，治则不同。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
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之皆泻也。
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内伤不足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