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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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极度兴奋。开战前6周，他按照大哥苏联的要求亲赴北京，来向二哥通
报。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湾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跷，立刻中断会面，直接向苏联大
使馆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由于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制约，沮丧又气闷的
毛不敢也没可能说声“不”，中国就这样卷进了朝鲜战争。
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
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以维持直到今天还是家族统治与粮食定量供应
的北朝鲜政权。与“纸老虎”美帝打了个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的虚荣心，
可台湾呢？1953年，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斯大林死后，毛终于可以恨恨地骂他犯了“
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而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做梦做得最长
的一件——解放台湾耽误掉，则直到临终辗转病榻之际，还在念念不忘。
历史螺旋式重复，将不仅海峡两边、还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又推到一个与
半个世纪前何其相似的时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共双方有没有过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努力
呢？
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固然有意识形
态方面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双方背后“洋后台”的态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令美国朝野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杜
鲁门发表“公开抛弃台湾”的声明。毛泽东大为鼓舞，一方面鼓励张治中“为争取
和平解放台湾”“努力工作、刻意经营”；一方面积极准备在7月对台湾用兵。不
料既野心勃勃又胆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顾地挑起了韩战，迫使美国再度介入。在
麦帅发布了《在亚洲遏止共产党扩张的战略计划》之后，毛泽东也扔掉了他温文尔
雅的那一手，声称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
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这年秋天，北京开始炮击金门，两
边关系彻底闹僵。
在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相对说来比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谈判见
长，与对方政要更有着盘根错节的袍泽关系的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试着提出“以
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是“美国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来给无数
人上了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来频频传话给过去的“老人儿”：“
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投向祖国……一律欢迎”；毛泽东也大度地表示：“爱国不
分先后”、“来去自由”。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局作具体商谈，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台
办公室，由周恩来负责。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位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
先生。周主动提出，国共“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继而，在9月间中共中
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正式发表：“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
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
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了之后。”并在以后会见记者时，一再说“
蒋是有贡献的。若回来，会安排高于部长的职位。”
应该说，此时国共双方后边，都没有“更多地想着自己的利益与标准”的洋大
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时刻，正要到来。更为凑巧的是，就在当了总理的
周恩来称赞他二十年代的校长的时候，蒋介石不知是出于他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劝说，也正派人到大陆探风。他选的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
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军的战犯囚徒，他的湖南老乡李维汉正身任统战要
职，另一名老乡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简直就为了和国民党拉关系而在北京养着。
1957年4月，宋委员先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他当天就和只剩下
“美食家”头衔的唐生明吃了饭，第三天见了政府总理和统战部长。这回双方已经
没有棘手的军队和地盘问题。北京于是从政治角度提出“五条”：（1）两党通过
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4）国民党派人到
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5）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简直就是四十年后香港回归和眼下两岸谈判的蓝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
此行可能达成的成就。在余下的几天里，他在北京参观、游览、探望已经特赦的弟
弟——感受到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仅有的那几个月宽松活跃的气氛。
不但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立法委员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负此行，北京方面也做
出了同样的估计。在四月间欢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毫无避讳地
谈到了“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没有如此简单。五月份，在宋宜山兴冲冲回到香港，就自己这次“受
命大陆行”写出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并立即呈送蒋介石之后，万万想不到
的是，主动派他前去的老总统阅后竟然大不悦：不但对北京方面的“五项”完全不
做回应，更传话叫宋不必再回台湾了。更为不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北京开始了那
场被后人称为“荒谬绝伦、形同自杀行为”的“反右”，气氛已经完全不对。
但政治对手的这次失误，却给了蒋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
八大上言之凿凿，全部否定北京这回对他回应的诚意，说是：“统战阴谋”，重新
提出“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并立即与美国在海峡举
行军事演习。
人类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党与党，抑或国与国之间，礼让固然能
换得礼让，冲动更容易激起冲动。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国援助的F…100型战斗机
抵达台湾，台湾军队集结金门马祖，拉开占据大陆的架势。北京立即回应：从8月
到10月炮击金门，共发炮弹四十七万五千发——“海峡危机”时期开始。打炮之后，
毛泽东再作姿态，甩开他声情并茂之笔，撰写《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
呼吁“和为上”，提醒对方“提防美国人”。到了这年秋末，美国和台湾在隆隆炮
声中放弃了以武力保卫金马政策，国民党通过《策动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提出
“以主义光复大陆”。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他一生有两个梦，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湾。事实确实
如他所说：“海峡危机”没过去两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所
谓一纲，即“和平统一”之纲；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项”，更接近毛泽
东的性格特色：（1）台湾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
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
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
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
的事情。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为毛泽东“尊重的同乡兼老友”、
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手里封存着，要到时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钊，两
度赴香港主动联络，甚至老死是地，蒋介石都没有搭理。
这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已年届古稀。作为同样怀着独霸中国、从而得以比肩
于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领袖，不可能不怀着同样心病，无时不将“统一大业”
放在心上。虽然有此共同之处，四十年的积怨毕竟太深。这一命题，或许要留给他
们各自的接班人了。
到了6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实际执掌政务，而1965年7月，原国民政
府代总统李宗仁落叶归根般地回到大陆。也许他传过去了什么信息，也许他的行止
触动了海峡那边一班人的什么情怀，总之，就在这年夏天，据说，十年前曾经受周
恩来之托向台湾传话，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蒋经国由香港秘密接
到了台湾。
曹先生当时也已经不年轻了。据文章说，他见过蒋经国后，于10月间赶到了北
京。当时北京虽然正热热闹闹地开着全运会，讨论着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政治火药
的味道其实已经从几个文人的笔端散发出来。而毛泽东也已经在会上问出“如果中
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
曹聚仁并不知道这些。据说他先在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返回台湾复
命。三天后，在蒋经国的陪伴下，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曹。据一位名叫陈敦德的作者
披露，这次会见只有三人在场，曹传达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与蒋氏父子共同拟
出一份似乎是综合了双方意见的“六项条件”——应该说，这六条相当荒谬，无论
口气、用语，包括条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们共同审视两岸和谈的可能
性的当口，权且把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转述的内情开列出来，供诸位
参考鉴别。这1965年的“六条”是这样的：（1）蒋介石协同旧部回大陆，可以定
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
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汤沐邑”三个字的使用太不伦不类，蒋介石似乎不
至于将自己认作受毛泽东赐予的前朝遗族）。（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
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
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之后再行磋商。（其实那时，台湾完成土地
改革已经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
济援助；财政上若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大陆当时刚刚由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似无此能力，更况且台湾并未出现财政困难）（4）台
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
个师驻守台湾。（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自由市，并为双方缓冲与联络地区。该
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资格应为陆军中将，
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
提高、不降低。
据文章披露，会见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兴奋，只等北京认可后，即正式派
人北上赴大陆了。不料1966年6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对台工作
停顿。而对台湾方面说来，似乎又是一次“以主义光复大陆”的机会。似曾相识的
强大政治攻势再度发起：“大陆政权分崩离析”、“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逆”
……。海峡两岸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与抗衡。
待到缓和的声音重新发出时，已是1980年代初。从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九条《告
台湾同胞书》，又是20年过去了。在大陆的改革已经快把共产党弄得空俱其名，而
台湾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再能够独裁的情况下，这延续了七十多年国共仇恨，难道还
解不开吗？过去结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难道还要向毛泽东、蒋介石那样，把两边
中国人的性命、财富、安宁、尊严，当作自己的筹码来耍弄吗？
失败者的胜利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
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
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
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
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
100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
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灿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10个人能说出卡斯特
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
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 他热情还是
冷漠？ 宽厚还是刻薄？ 爱不爱醇酒妇人？ 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 也许学
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子每个人与生俱来又
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
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 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
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
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 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
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
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
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
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幻像：
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
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
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
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
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
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维特斯（通译为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
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
“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
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
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
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
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
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