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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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杰不愧“德国通”,对这个问题满有研究:“希特勒自幼丧父,饱受身边亲友歧视、侮辱,长期压抑、不得志导致心理不平衡,造成愤世嫉俗的极端意识,这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些共同点,两相联结,一拍即合。”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何关系?”我不解。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合约,虽然他们也很惨,但没有人同情,甚至大家认为罪有应得,因为祸首先是他们挑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背这十字架,被大国踩在脚底,又四面受敌,简直尊严扫地,换句话说,就是‘狗急跳墙’。是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重拾他们的自信,迎合当时德国人的需要和心理。别忘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政府”,这点我同意。
“所以,当时德国人认定只有希特勒才能带领德国,希特勒的领导地位是无可取代的。”阿杰似乎不赞成希特勒一个人背黑锅。
“你的意思是,仇恨可以让人变成魔鬼?”
阿杰点点头:“你也知道,他们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二次大战导致五千万德国人丧生,家园变废墟。”
甚至直到今天,德国还在为二次大战认错、道歉与赔偿,犹太人仍然无法原谅他们。相形之下,中国人是否健忘得多?而日本政府不肯认错,又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无耻行径,难道不必负责或接受惩罚?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以德报怨”就能弭平历史伤痕?我该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或者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肯定《圣经》上耶稣的话语:“当有人打你右脸,你应该把左脸送上去”?上帝存在吗?真理是什么?它对人类命运以丢骰子决定?我不禁深深迷惑。
我们不再交谈,慢慢踱步走出阴沉的纪念馆。外面依旧风轻云淡、阳光明朗,辽阔无比的空地上,原来房舍早已拆除,仅留下一排作为参观展示用;跟我们一起上车的德国中学生聚在一角抽烟、聊天,阿杰看了他们一眼,感叹:“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不了解,二次大战不是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为什么德国人还得继续承担纳粹党徒的罪名,他们哪里知道,人是健忘的,前车之鉴如果不随时警惕在心,历史是很容易重演。”
午后游人不多,偌大的广场更显空旷,宁静中透露着孤寂与凄凉,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一阵风扫过,卷起落叶碎石,发出轻轻呜咽声回荡不去,似在哭泣控诉,为当年的悲惨,发出不平之鸣。几十万在大豪惨死的人命,无数受苦受难的灵魂是否已得永恒的安息?
历史会重演吗?今天世界上战争仍不止息,仇恨酝酿的苦酒,似乎继续发酵,带给人类永不止息的灾难。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1)
夜读杂抄
痖弦(加拿大)
个性
成功的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投影。作品的魅力,来自人格的魅力;作品的光辉,来自人格的光辉。
而人格的完成有赖于个性的执著,人格是个性的。
诗人执著于他的个性,使其向偏方向、终极处发展,诗人便完成了他作品的人格。
冯废名的孤绝苦涩,卞之琳的轻盈俊逸,孙大雨的雄放,李金发的险怪,都各走其偏;偏到了尽头,偏到了终极,于是便呈现了人格的精神。如作者是一位“中庸”论者,那也得极端地“偏”于中,偏到了中的“尽头”。偏到了中的“终极”,同样,人格凸现了。
绝对个性的发展中有人,人中有诗。
性别
天才是无性的。
宏伟的文学头脑常常是半雄半雌结合。纯男性或纯女性的头脑,每每缺乏较高的创造力。
在杰出作家的人格显影里,一定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有生理上的性别;也有艺术上的性别。
有男性的女作家;也有女性的男作家。
关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考证:
英国小说家伍尔芙(VirginiaWoolf,1881~1941)为此还特别举出文学史上的人物为例,说莎士比是半雌半雄的;济慈、雪莱也许是无性的;密尔顿和班?江森男性成分稍微多一点;华滋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男性因子较强;而王尔德则全是女性的。
福楼拜有一次对人说:“包法利夫人是我!”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女性福楼拜的自剖。
乔治桑也是雌雄两面,男性的乔治和女性的奥洛亚(她的本名)。她不全是温柔的;当她高喊“麦束是人民的枕头”的时候,她是一个不穿裙子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伍尔芙说:“每个作家,一定使他的雌雄两性先成婚,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脑子在黑暗里庆祝它的婚礼”,然后,文学诞生了。
在中国,论者从未以这种观点归纳过我们的作家。当然你也可以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男性的稼轩,“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是女性的李白,而读完长诗《衣钵》和《吴凤》,你会发觉:以婉约见称的郑愁予和杨牧,他们竟也是半雄半雌的!
附记:近读康白情的诗话和伍尔芙女士谈妇女写作的散文,使自己的一些思想片断,得到了印证与延伸。
语言
治语言像治田,经过长年累月的耕用,会使土壤疲乏,庄稼歉收;要想继续保持肥沃(创新),必须往更深处去翻掘。
在生活的上层下面,各种语言在跃动着:
有些语言光滑,润泽,像矿物。
有些语言饱含汁液,像植物。
有些语言有生命,像动物。
而最美丽最有力量的语言是有灵魂的语言,它,属于以上三界。
每一分钟,新的语言在诞生;
每一分钟,旧的语言在死去。
抱起那刚落地的新语言的娃娃;
设法使垂死的旧语言再生。
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街角流浪歌人的歌唱得最坏,然而却能感动人,因为,他歌里有生之真诚。
还不是修辞学的问题:“我们去看海”与“让海看我们”,“老是人生之冬”与“冬是一年之老”一类的词性换位,只是简陋的文字游戏,人人可以得而炮制。
应该是思想的问题。语言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深度的语言,其本身就是思想。
应该是作家人格要求的问题:认识上的语言是真;意志活动上的语言是善;感情生活上的语言是美。
形式
法国作家纪德(AndrcGidc)在论古典主义时说:“古典主义的美点是‘质朴’,浪漫主义则始终带有骄傲和炫惑。完善的古典主义绝不含有个人的禁止,但含有个人的服从,个人的隶属;字在句中隶属,句在页中隶属,页在书中隶属。”
这话说明了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作家对形式态度的异同。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上,形式(语言和文体)问题,仍然是一个作家要思考而且必得娴熟的课程。
最多的言语常常只具有最少的含义;有效的言语并非止于言辞以内(言有尽),而是从言辞以外去探索(意无穷)。从情绪过渡到言语,用言语来启示思想,自然是掌握形式的途径,但言语绝不能越过情绪和思想,成为一大堆空洞的余响。语言是传达情感思想的介质,是手段的外延关系,而非本质和内涵。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2)
形式论者常常说艺术的伟大是因为形式的伟大,那只是单方面谈到形式重要时的一种强调语气,并非意味着形式可以决定一切。过分地依赖形式、溺爱形式,甚至玩弄形式,会使一件作品的内在与外在互相分离,互相孤立,照中国古人说法是以词害意,文胜于质。
浪漫主义是放任形式的豪奢者,写实和自然主义是形式的反动者,二者都似乎未能找到表达的均衡点。只有古典主义,依纪德的立场看,特别是法国的古典主义(纪德说法兰西是古典主义的祖国及其后逃亡之处),为我们树立了形式运用的典范。
优秀的古典主义,永远以有限词语而表达无限内涵,它是一种简洁、质朴、内持、懂得制约和滤清的艺术。这种艺术,在欧洲曾经跟浪漫主义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靠着这种斗争而诞生。至于写实和自然主义,在与浪漫对立的角度上,他只是一种古典的精神的再现和回归。
“美是真,而真是美”(济慈语)。前句指的是形式,后句指的是内容,但极致、绝对的美总给人以颓废的感觉,历来文学论著对于形式主义的声讨,大概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附记:近读纪德的《论古典主义》和评论家茹拜(Joubert)的《思维录》,反复玩味,爱不忍释;通过了自己对语言的思考,把其中的精义记在这里。
形象
有一次以画芭蕾舞知名的法国大画家特嘉(Dagas)问好友诗人马拉美(Mallarmc)说,他有许多美丽精彩的“观念”,很想写成诗,但拙于表达,难以成篇。马拉美回答特嘉说,写诗不用“观念”啊。
马拉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观念根本不属于诗的范畴,是属于思想的范畴。观念可以造成柏拉图、康德和爱因斯坦,但却无法造成诗人;思想家不是诗人,虽然诗人一定得有思想。
从观念到诗的演化是一种美学上的逻辑程序,也即形象(Image)诞生的程序。观念的内容只说明一个人对生命推理的深度,形象的内容却可说明他对生命感觉的深度。推理的直陈不等于诗,感性的演义才是诗。
诗的魅力来自形象的魅力。它给予一首诗“音”、“色”、“形”、“动作”和“表情”,它使一首诗站立起来成为生命最具体生动的象征。
伦理的、美学价值的完成是判断形象运作的标准;诗人是否圆满地完成对社会的美之服务,那要看诗人有没有在形象中完成了诗。
让我们从这个认识里出发。
语字
如果说罗丹(Rodin)作品的全部奥秘来自石头,那么诗人诗作的全部奥秘来自语字。
老年的歌德(Gocthc)有一次对人发出这样的感喟,他说他要是能够更精确、切要地抓牢语字,也许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如此的喟叹自然是一代文豪的虚心,但恐怕也是由衷之言。
事实上作家一生的最大战斗便是与形式的战斗。对文学来说,形式中首要的条件乃是语字;因此,作家一生的最大战斗便是与语字的战斗。
生命是诗的原形质,而语字,却是体现这一原形质的惟一媒介。没有语字,就没有诗;如像没有生命就没有诗一样。
主题思想的具体化,人性内涵的典型化,社会殊相的共相化,客观存在的综合化,都要通过语字此一“工具”才能体现出来。
语字是一种工具,而工具是没有生命的;工具必须与诗人(使用它的人)的生命加在一起才有生命。由于二者的依存关系是如此的密切,诗人在寄托、灌注自己给语字之前,一定要理解语字的性质、它的产生条件、它的最大容量和极限,以及碰到放任或制约两个完全不同的对待后的变化与结果。这是诗人的先决智识,也是最后的课题。
里尔克(Rilke)认为好诗(也可以说是语字)是从“需要”中产生的。诗人向外走,走向生命环境(客观)的尖端,向内走,走向生命的诞生(主观)的发源,去寻找那个“需要”、那个“回答”。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有一天“需要”说话了,“回答”回答了,诗人的生命语字便泉也似的涌流出来。
一个生命,一群语字,一首诗。
词类
法国启蒙期的思想巨擘和文章家伏尔泰(Voltaire)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
德国浪漫主义主要诗人诺瓦里司(Novalis)说:“形容词是诗的名词。”
两位大师的观点事实上是站在同一问题的两端,各人都有一些道理,也都不免偏颇。
“名言”(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世界,只能界定意义而无法演示形象;而形容词为名言重新命名,为它化装,为它穿上美丽的衣裳,赋予它鲜活的生命,这本来是好的;但处在今日这个语言空洞、夸张甚至不诚实的时代,我宁可站在伏尔泰的一边去思考。
常见的情形是:很多诗只是一些比喻的堆积,诗人变成了一个只会“打比方”的人。像“在现实的刀俎上/真理被鱼肉着”、“在我舌头的音乐台上/辣椒歌唱着”等等随口可以“拈”来一大堆的句子,究竟有什么诗的实质呢?依此类推如“暮色的帷幔”、“月光的面纱”、“时间的云梯”等“什么的什么”的句型,充其量只能视为一种初级的修辞练习。
词类的运作技巧,不应该是评判诗人惟一的标准,但作为一个文字艺术工作者如不谙形容词如何成为“诗的名词”的奥秘,那不仅是名词的敌人,也是诗的敌人了。
后记:
近读作家刘西渭(李健吾)的诗论和诗人冯至的一些散译,对于他们早在四十年代于中西诗学就有那么深入的触及与思考,敬佩不已。我这辑短札,不过是攀住他们的竹竿,所开放的几朵小小牵牛花而已。无以名之,名之曰《夜读杂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雪楼小品(九题)(1)
洛夫(加拿大)
窗的美学
当暮色装饰着雨后的窗子
我便从这里探测出远山的深度
在玻璃上呵一口气
再用手指画一条长长的小路
以及小路尽头
一个背影。
有人从雨中而去
这是我早年写的一首小诗,如就我的整体风格而论,这只是我所有作品中的一件手工艺品,但却被许多诗选所采用,且颇获读者喜爱。这首诗有情节,有呼之欲出的人物,以及一种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疑真似幻的气氛。在这首诗中,我把窗子当作一个探测外在世界的心灵触角,让想像在一个有限的框子里作无限的飞翔、幻化、停格、扩展。
我的窗子永远是一幅画,其内容随四季的嬗递而变换,春夏多是彩色的油画,而秋冬则日渐渗开为一幅沉郁的水墨。在北美,十二月至三月之间多雨,画面大多变得朦胧而阴黯,有如张大千的泼墨,可探测出这山的深度,但也不免令人窒息。如遇大雪,情况又自不同。在窗下看雪,实为一绝美的经验。去年十二月初某日清晨,隔着窗玻璃只见飞舞的白雪夹着黄色的落叶,冉冉地飘落在绿色的草地上,这顷刻间呈现眼中的色彩缤纷的景象,美极了!只看得我心旷神怡,如醉如痴,不知身在何处。我家后窗正对着温哥华的北山,山顶终年积雪,当晴天万里无云时,远远望去,总会把那皑皑的绝峰想像为一个纤尘不染的神话世界。
明末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窗内人于窗子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如果他看到我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气,然后画一个人向雨中的远方姗姗而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