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案内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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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工作做，别的困难都会解决！我那乐观的性格又立即回到身上，我一路哼着歌打算离开歌舞伎町回家。途中路过剧院前的广场时，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身着西装和黑呢大衣的潇洒的年轻男人们正三两成群地站在大街上。他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为某种生意“拉客”
我悄悄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不断地向在路上行走的女性小声打着招呼，往她们手里塞着广告纸，有的还跟着某个女子走上一段路，似乎在央求或推销什么。我有些明白了，他们在为某种生意“拉客”。
“能穿这么一身高级的衣服，钱一定不会少挣！”这样想着，我感到自己有点寒碜。与他们相比，我的穿着实在是有点土里土气。看看那些衣着光鲜的家伙——藏蓝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衣，配着色彩鲜艳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潇洒的黑呢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闪闪发亮。酷爱时装的我注视着他们，羡慕得心里直发痒。 “赶快赚到钱！我也要穿得亮亮堂堂的！”
次日午后四点，我准时来到了那家旅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和我做同样工作的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上海的老徐。那位老女人和老徐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我只明白她的意思是让老徐教我如何工作。然后，老徐带我走上电梯，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在电梯里，他问我：“你刚来日本？”我点头称是。他笑了笑，说：“这个活儿很简单，就是打扫战场。”
这个房间和我昨晚住过的大同小异。老徐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旅馆么？”我对此也正想知道个究竟，摇了摇头，等他的答案。
“这叫情人旅馆。”他的笑容带着淫亵，“说得明白些，这就是专门给男的和女的干那事的地方。”他打开电视，画面上又出现了一对儿正在口交的男女，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老徐说：“这种旅馆和别的不一样，可以过夜，也可以只待两三个小时。不管你是合法夫妻，还是婚外恋的情人，只要是想找个地方干一下，就可以来这里。”他站在那个装有古怪陈列品的小柜子旁，说：“你看，这还有小工具呢。”
我有点纳闷：“夫妻不是有家么？为什么要花钱来这种地方？”老徐笑了：“这你就不懂啦。怎么说呢？日本的房子很多是木头的，不能隔音，夫妻干那事都不敢出声，到这里就没事了。”他拍了拍墙壁，“这是隔音的，再怎么大声喊旁边也听不见。”见我仍有些不解，他嬉皮笑脸地说：“反正过几天你就明白啦。”
在老徐的讲解下，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内容。说来很简单，在一对顾客离开房间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房间打扫干净。不过，给清扫员打扫房间的时间仅有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打开换气扇更换屋子里的空气，换好床上的枕套被单，将附在浴槽上的客人留下的体毛等污物冲洗净并擦干，将房间里的一切摆设收拾利落；使它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五分钟内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所以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项重体力活。
然而，与劳累相比，这份工作对人的自尊心更是一次考验。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在客人走后进入房间时，就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隐约的怪味，似乎是人体的几种体液的混合，让人恶心。我拿起床前的垃圾桶，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只好迅速把它统统倒进我带来的大垃圾袋。
工作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更加变态的客人。一进门，就看见床上的被单凌乱地散落在地上，而白色大床的正中间是一只刚刚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不得不把它从床上拾起，上面尚且残留着客人的体温。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按捺不住地大叫起来：“神经病！操你妈的浑蛋日本人！也不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去！”那天出门之前，我的日本房东还给我指手画脚地上了整整一堂课，说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缺乏生活常识，如何不讲究卫生，什么中国人在房间里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等……他很严肃地要求我必须谨言慎行，不要破坏他们大日本民族的良好社会风尚。我现在真想把那个房东带到这个床前，让他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讲卫生守公德的。
我和老徐说了这事，老徐拍拍我的肩膀：“呵呵，这个就受不了啦。我跟你讲，我遇到过更变态的。一个傻B把那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我还得给他擦呢。”
这份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在没有活儿的时候可以歇着。我和老徐坐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内聊天，只要有客人离去，门口的一个显示器上就有红灯亮起。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是，从下午起，旅馆里总是有客人，到了周末的晚上，竟然会出现所有房间满员的情况。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在旅馆里打发他们的性生活。
说到老徐，他来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比我仅仅早了半年而已，但他一直在这家情人旅馆打工，以至于成了“专家”。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个问题，就问他：“要是一对同性恋来开房间怎么办呢？”
老徐笑着说：“那得看是女的还是男的。如果是两个男的，我们这家是不让进的，两个女的，可以。”
我问：“为什么？”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老徐说：“两个女的无所谓，就是她们走后，我们也好收拾。两个男的可没那么简单，据说会闹腾得很厉害。”我听得哈哈大笑。
接着老徐又说：“还有呢，有些旅馆，要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可以开房，两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就不行。”
“啊？还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我惊讶地问，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自己第一次和朋友来这里的情形，当时该不会让老板误会自己三个人是来这里干那个的吧？我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来。幸亏，那个程颖早走了一步。
“那算什么？日本人很流行的，叫3P。你没看过日本的色情录像带吧？有不少是几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干的。”
“日本人真她妈的变态。”我恨恨地说，“你说那些电视里的毛片是不是真干？”
“当然是啦。那叫AV。那帮姑娘很赚钱。”老徐说。
“可为什么要挡上马赛克？”
老徐想了想，说：“直接暴露出来是违法的。”
我笑了：“你说这叫什么鸡巴法律！露出来和挡上马赛克要都是真干的话，有啥必要呢？”
“哈哈。”老徐不怀好意地笑了，“你知道我在日本的理想是什么？”
我看着他色迷迷的笑脸，立即心领神会：“我知道，不就是当毛片的男演员么？”他狂笑不已。
此后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临时出去，要我们帮她坐在窗口收钱。我就有了亲眼目睹情人旅馆的客人是什么模样的机会。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来登记。男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已经秃顶的大脑袋泛着油光，看上去是个有钱的老板。女的顶多二十五岁，面貌姣好，尽管是在初春，却穿得很暴露，大片雪白的胸口引人遐想，身材凹凸有致。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等俩人拿了钥匙进了电梯，我和老徐都不禁唏嘘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我想到那个美女可能正在听任糟老头子的占有，心里简直愤怒不已。老徐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思，突然问我：“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有点想。”我说，“你干过没有？”
老徐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我说：“街上不是有很多色情店么？花钱就行啊。”
老徐一撇嘴：“谁说的？日本鸡他妈的不接外国客，让中国人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要不就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呵呵，学好日语呗。等你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谁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
那老头子和美女走后，我和老徐一起进了房间，发现避孕套竟然没用，忍不住又恶毒地骂了老头子一顿。床上凌乱不堪，想想那样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就在这里把自己的青春身体奉献给一个可能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老家伙，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品味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历史教材、影视作品，还有老人讲述的一些往事，毕竟我出生的湖南是抗日战争中厮杀多年的主要战场。所以，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来日本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平民和我们没多大差别。就像我的这位师傅佐藤，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
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的是，他教过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还有在日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最有趣的是我了解的日本料理的基本常识，基本上来自于他。一天他切了一小块生鱼，蘸了下和着绿色芥末的酱油就放在嘴里：“嗯，不错。”又切了一小块给我：“李君，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鱼片，觉得味道怪怪的，实在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吃鱼肉，但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还是做出很好吃的样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觉得很光荣。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切点鱼给我吃。渐渐的，我还喜欢上了这东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不同鱼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来自以口味咸辣著称的湖南，对普遍清淡的日本菜开始时还是不大适应。店里晚上会提供一顿晚饭，我就带了瓶自己的辣酱去。佐藤对这个很感兴趣，尝了一点点，却受不了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还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店里的电视几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赛的直播，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巨人队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他自己却是另一个叫大荣的球队的球迷等等。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还是不能满足。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我都希望能再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
在东京的下落合，有个民间组织叫“学生援助会”，那里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学生的信息。我经常抽空去检索一番，有时也能有所收获。我干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挣到八千至一万日元。周六和周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于奔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会找来范勇和陈海波，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说话解闷。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城市。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