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档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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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总共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这则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而始作俑者，广告的发布人——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其实，为了竞争人才，中情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材料解密，更多的事情被揭露出来。1994年“鼹鼠”埃姆斯间谍案等爆光，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身份，有几十人被处决，更使得中情局的声誉和形象大跌。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它在大学生身上花费了很大气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每年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
中情局的招聘面向全社会，除年轻的大学生外，它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面的人才。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者将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惟一的例外是1950～1953年的史密斯，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人们因此认为，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女性职员在中情局也很少担任高级职务，不过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一部之长。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工作的细节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与华盛顿其他办公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便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你很容易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是，就此打住。而在以前，被问到职业，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问的人也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上述自由并不包括秘密特工，尤其是中情局行动处，那里面主要是谍报、反间谍人员和秘密操作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公众事务办公室
1975年，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面市。由于水门事件和不久之前关于这本书的那场沸沸扬扬的官司，这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很受欢迎。书里有168处空白——出版商特意标明这是被中央情报局删掉的地方。此举令书的身价倍增，人们趋之若鹜，疯狂购买。该书也迅速荣登畅销书的前三名宝座。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公众事务办公室里乱成一团，媒体和公众打来的电话一直没有间断过，被这本书搞得大为光火的上级和同事也间或跑过来，问问消息，发发牢骚。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被这本书折腾得焦头烂额了。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3）
这部书是由神通广大的维克特·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合写的，前者原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执行助理。中情局认为他违反了保密合同，委托司法部对他进行起诉。马凯蒂则认为中央情报局坚持删改他的书，要起诉中情局。两起诉讼闹得沸沸扬扬，最后马凯蒂都输了，并且他的上诉被驳回。但是书还是出版了，并且引起了比预想中还要大的轰动。中情局对此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
令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人郁闷的是，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64年，中央情报局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拿到《隐形的政府》一书的草样，书里面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中情局认为这本书会惹来很多麻烦，一定要予以制止。得知书将由兰德姆出版社出版，中情局去跟出版社的总裁巴尼特·瑟夫交涉，问他能不能把第一次印刷的书全买下来。瑟夫满口答应，说他太乐意了。中情局的人还没松一口气，瑟夫又接着说，但他还会印第二批，第三批。被涮了一把的中情局很气恼，可是没有办法。他们想过把作者送上公堂，可是写书的两个，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是记者而不是它的前雇员。
无独有偶。1977年，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可·斯内帕出版了《适当的间隔》一书，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他的书和马凯蒂一样，事先没有经过中情局出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他最后输掉了官司，被迫把所有稿费上交给政府。
20世纪80年代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将他的《秘密与民主：转变中的中央情报局》一书送审，出版审查委员会要求他删去100多处，主要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部门隔离的部分。特纳很不满，可是他的争辩毫无用处，尽管公众事务办公室是他一手创立的。
出版审查委员会是公众事务办公室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负责对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准备公开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机密。在证明有关材料是出自机密文件的前提下，委员会将对手稿做相应的删除。其审查时间之长，删除力度之大，令人足以打消写作的意图。
公众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情报局中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的8个部门之一，下设出版审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公开资料科等，还有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公众来信来电、剪报、起草局长演讲稿以及联络学术界人士。
公众事务办公室经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公开资料科就更是这样。它主要负责根据《公开资料法》的条款，答复外界关于查阅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要求。不用怀疑，这项工作怎么做都会得罪人。拒绝请求、答复太慢、给的资料太少，或者在提供的资料上有太多涂改的痕迹，都会使提出要求的人生气，批评中情局做法不民主、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太多秘密”，而这些“秘密”都与现在局里的保密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际联系——法律上的规定往往与现实不那么吻合，这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在认为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外人提供了部分材料，却把自己的同事惹恼了。有好几次，其他部门的同事会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发一通脾气，说公开的资料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2001年3月，中央情报局公开了850份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分析报告，共有19000多页。此前，中情局曾公开过2700份左右的类似的分析报告。随后一段时间，它又公开了71份关于中国的绝密材料，并且，估计将有更多的历史文件被解密和公开。这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情报局不喜欢征求外界意见，因此，为弥补自身分析工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它会公开出版一些非机密情报，以征求广泛的检验和评论。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困难还是难以区分哪些资料是可以透露，哪些是不能透露的。中情局还曾因为这个惹来一场麻烦。那时白宫正极力促进美国银行贷款给波兰，而中情局恰巧刊出了一份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说波兰向西方借的大量外债未能使经济改观，连贷款也难以偿还。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气得“脸色发青”，严厉地指责中情局说，一个政府部门损害政府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白宫对中央情报局随意向公众透露情报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控制。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4）
中央情报局的新闻发言人令很多同行望而兴叹，对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基于根本的性质，在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成功不能够张扬，你们的失败不能够解释！在情报这一行里，英雄得不到表彰，得不到歌颂，经常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伙伴中间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设立了对外发言人，不过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可奉告”。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怀疑和指控，他们也只能回答“无可奉告”。因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需要理由，而任何理由背后都会牵扯出很多机密，所以只好表示沉默。这种守口如瓶的做法使它难免遭到误解，而在历史上，中央情报局也习惯了当“替罪羊”。
最让中央情报局头疼的还是那帮“无冕之王”。发言人对新闻界说的东西总是很简单，严格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且是经过局长批准和指示的。记者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打电话请中央情报局就某条消息发表评论，也遭遇沉默。不过厉害的记者绝不就此罢休，他们揪住一点线索就不放，深挖下去，往往能把中情局最不想透露的事情掏出来，公之于众。中情局一位官员曾经不讳言地说，记者们添了不少乱。不过新闻界是不能得罪的，有时候还得借助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们的宣传力量。麦科恩和赫尔姆斯就喜欢通过一些倾向于中情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吹风，有时候中情局也借助新闻界获取和分析情报。总的来说，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内把新闻界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并不信任它。
出于这种心态，中央情报局并不重视对新闻界的联系。有一位官员就曾经抱怨，他以前在总部负责联系新闻界，那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职务，谁都知道他是中情局的人。没想到很快又把他派驻国外，从事秘密行动，而这个岗位又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身份。他无可奈何，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提防，时刻准备撒谎，并保持低调。
特纳上任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认为，与新闻媒介交换意见的做法对中情局是有益的，并且有利于纠正很多错误的或被夸张了的关于中情局的报道，因此，应该改善与新闻界的关系。1977年5月，他设立了第一个公众事务办公室，不定期地向新闻界做情况介绍。负责办公室事务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公共关系专家——赫布·赫特。赫特雄心勃勃又谨慎从事，他头一次把电视节目“60分钟”和“早上好！美国”带进总部，他广泛分发非机密的中央情报局研究成果，安排新闻记者参加中情局礼堂的例会，听取情况介绍和答复询问。赫特尤其强调，在回答新闻界和公众提问时，永远不能说“无可奉告”。
情况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情报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中情局别的部门对此很不理解，尤其是行动部的人。从事秘密行动的行动部特工认为公众事务办公室完全是中情局的另类，它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中情局的宗旨。他们抱怨说，有很多代理人就是因为知道中情局出了个公众事务办公室才不干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泄密，从而导致自己送命。
秉持类似观点的凯西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要求公众事务办公室停止对记者做情况介绍，不过他的做法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把情况介绍的内容范围大大压缩了。1981年，凯西将公众事务办公室改组，并入了别的办公室。不久，出现了“常春藤花冠”和“丹尼洛夫”事件，中情局与新闻界的关系大大恶化了。
“常春藤花冠”是国家安全局主持的一个项目，后被用作窃听苏联的海底电缆，但是被苏联人识破了，装置也被搬到莫斯科的一个军事博物馆里。本来这一事情只限于极少的知情人，但是后来成为指控克格勃“鼹鼠”佩尔顿的证据，媒体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凯西认为这种公开的追逐和评论会危害类似正在执行的项目，而且等于承认美国的非法行为。他考虑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控告详细报道“常春藤花冠”行动的几份报纸。媒体认为他只是要掩盖美国的情报丑闻，对他的威胁更为生气。双方互相指责和诟难，不可收拾。之后发生的“丹尼洛夫”事件，中央情报局利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驻莫斯科的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传递情报，造成后者被捕。这是严重违反“中情局禁止利用记者进行间谍活动”的规定的。中情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一时降到最低点。以至于后来“伊朗门事件”发生后，媒体无不发难，对中央情报局落井下石。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5）
韦伯斯特当局长后，着手扭转这一对立局面。他批评手下人拒绝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做法，因为媒体是对中情局前途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因素之一。他恢复了公众事务办公室，并重视和新闻界的定期联系。罗伯特·盖茨担任局长后，对媒体更为开放，他允许中情局副局长以下的官员接受录音采访，并下令对陈旧的档案逐步解密。
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情局作正面宣传，因此和很多记者，尤其是大报的记者，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它会安排有关的分析人员为记者做专门的情况介绍。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情局的功绩是不能宣扬的，因为要保护信息来源和运作机密。因此，它为新闻界提供的情况多是一些笼统说法，或者相关的侧面介绍。记者们在写关于中情局的东西时，也比较注意。1982年，国会通过《情报工作人员身份保密法》，明确规定公开秘密特工的身份是犯罪行为。这使得记者在写此类东西时更加谨慎小心。
在美国民主体制的约束和推动下，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一直在日益增加中，公众事务办公室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中情局组织的内部运作与机制，但它确实可以称做“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情报组织”。
关于本节开头提到的神通广大的马凯蒂的那本书《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故事还没结束。书中留下了168个天窗，随着中央情报局公开性的增加，一些秘密材料逐步公开，使一些空白处可以填补起来。出版社每一次发行新的版本，就用不同的字体把新补充进去的内容突出出来，因此，出版商玩的这个鬼把戏使得这本书畅销至今。
中央情报局的机构组织
提到中央情报局，人们很快会想到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特工。事实上，秘密的谍报活动只是中情局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从事这一任务的是行动部。中央情报局不是铁板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