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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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唯有加以排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　　　　
　　　　声明一出，世界舆论哗然，欧美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表示反对。纽约《论坛报》说日本有“将使中国仅有空名之独立主权，而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之野心。英国《纪事报》表示：西方多国绝不承认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苏联《真理报》则指出：“日本侵略程序尽行暴露，中国全部将为日本殖民地。”　　　　
　　　　5月，球星李惠堂作为队长率领中国足球队前往菲律宾参加远东运动会。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30年代民国流传的一句话。李惠堂当时就中国足球的代名词。　　　　
　　　　民国初年，在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里，一位酷爱足球的法国教师把这项运动带入学校，并将其推广为上海人最喜爱的一种运动。自此，　20世纪这项最受关注的体育运动正式进入中国。　　　　
　　　　9年前，20岁的李惠堂从广东梅州来加盟上海队以后，立刻以惊人的球技刮起一阵旋风。“球王”的称号在每场比赛都要屡次被球迷喊起。他这样回忆一场决赛过后被追捧的情景：“观众们不断要求签名，纪念册、手帕、帽子甚至衣服背上，直弄得我一身臭汗，应接不暇。同队的队友早已浴罢装束停当，我看看大时钟，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了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　　　　
　　　　作为亚运会前身的远东运动会于1913年创办，是亚洲最大的国际性运动会。日本为了让伪满洲国参赛，以退出比赛威胁东道主菲律宾，遭到中国坚决反对。　　　　
　　　　在表演项目女子游泳中，中国队发挥出色，包揽了所有冠军，“美人鱼”杨秀琼包揽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和100米仰泳四项冠军。　　　　
　　　　在正式项目较量中，中国队的表现一般。田径比赛中，日本得分最多，而中国只能垫底，捍卫中国尊严的唯一项目只有中国足球。　　　　
　　　　志在九连冠的中国队决赛对手正是号称要称霸亚洲的日本队。决赛那天，战况空前激烈，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比分依然是3比3。这时，中国队获得罚点球的机会，李惠堂抓住机会，一蹴而就，战胜日本队。赛后，“中国球王”李惠堂荣获了“亚洲球王”的称号。　　　　
　　　　遗憾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足球并未取得政府的足够重视，未被批准报名参加这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杯。在罗马，意大利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通过加时赛2比1力克捷克斯洛伐克，夺得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南京人爱去茶馆，秦淮河岸边的夫子庙是喝茶的好去处。据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描写，乾隆年间南京大街小巷共有茶座1000余处。文人吟诗，生意人谈买卖，手艺人论行情，冤家调停，闲人听书玩雀，茶馆是一个消遣的地方。　　　　
　　　　1934年6月13日，明孝陵前的一家小茶馆刚刚开张，老板魏宗青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店铺，就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神情沮丧的中年男子。男子先付了两毛钱茶资，又要了一碗阳春面，用两颗金纽扣充当食资后便离开了。魏宗青发现，这个中年男子似乎是政府出巨额赏金寻找的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几天前，仕途不顺的他离家出走，决意轻生。9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气势汹汹地向国府外交部递交了藏本失踪的备忘录，同时，长江上已经挤满蜂拥而至的日本军舰，连出云舰也驶过来了。　　　　　
　　　　此时，南京根本没有作战部队，犹如空城，若日军强行登陆，南京必将陷落。在得到魏宗青提供的线索后，政府的官员们如释重负。军警迅速在明孝陵后山找到仍未下定决心自杀的藏本英明。曾经兴师问罪的日本总领事狼狈地把藏本领了回去，不久就将藏本遣返回日本。江面上的日本军舰无奈地开始了撤退。笼罩南京的战争阴云立即消散。　　　　
　　　　6月1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电影《渔光曲》，影片由王人美、韩兰根主演，讲述了渔民小猫、小猴因为船主与外国人合办渔业公司而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故事。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已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渔光曲》上映的时候，恰逢上海60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但仍观者如潮，连映84天，打破了年初《姊妹花》连映60天的记录。　　　　
　　　　7月12日，上海的温度达到摄氏42度，为63年来最高。南京也迎来有史以来最高气温：摄氏42。8度。　　　　
　　　　此时，整个长江中下游正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热浪席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人们纷纷寻找靠近水的地方以求躲避酷暑。柏油马路在阳光的暴晒下，由于路面温度太高，许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来水管受热爆裂，水柱冲天，水流成湖，只有孩子们开心地把这当成了他们的洗浴场。　　　　
　　　　在乡村，农民眼见田中禾苗枯萎，秋收无望，浙江嘉兴一带受灾尤其惨重。有些人在绝望之下便用砒霜做成馄饨一家人同吃，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本年的报告中写道：“本年夏大旱成灾，区域辽阔，各省被灾田亩约在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万零三千余亩。最严重之华中、华东，遍野哀鸿，嗷嗷待哺……”　　　　
　　　　在欧洲，人们掀起另一个热潮，刊登在英国《每日邮报》上的一幅照片，照片证实英国一个流传了近1　400年的传言——尼斯湖存在水怪！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4）

　　　　刚刚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人们完全被这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照片所吸引。各国游客从四面八方赶到尼斯湖，希望一睹水怪的真面目。据统计，到二战爆发前，尼斯湖地区获得了近10亿英镑的收入。　　　　
　　　　直到整整60年后，照片的作者在临死前承认：所谓水怪，不过是他用洗衣机排水管、泡沫塑料及塑料桶拼接而成的“工艺品”。这个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才被揭穿。　　　　
　　　　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诗中写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许多地方，马帮和人工背运仍然是物资流通的主要手段。　　　　
　　　　在西南，鸦片的税收是军阀们主要的经费来源。各种烟税名目之繁多，有“烟亩税”、“烟苗金”、“烟苗罚金”、“起运税”、“过境税”、“瘾民月捐”等数不清的附加税。　　　　
　　　　在四川的街道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林立的烟馆，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更有些烟馆起名为“中山烟馆”、“中正烟馆”等，烟馆也有等级之分：有专供达官贵人需要的，其内部房间都是最新设备，富丽堂皇；也有中等的，一人一榻；而给穷人准备的烟馆内甚至无窗户，只有两排木板的通铺，通铺上背靠背的距离，摆上烟灯供人吸食。有人形容四川烟民、烟馆众多时就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也是在自己家中吸食鸦片，他为吸烟辩解说：“烟有百害，但利害是相循的，烟的功用，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有无穷乐趣。研究问题时，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　　　　
　　　　随着四川的仗越打越多，军阀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而之前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阀战争已经消耗了四川大部分的财政。为了保证军费，军阀们开始强征暴敛，刘湘的二十一军防区内已将粮税征收至1962年，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防区也征到了1959年。　　　　
　　　　战斗力不强是四川士兵的一大特点。除了武器低劣，训练落伍，长期吸食鸦片烟也是主要的原因。一些川军士兵都有一个竹子编的背篮，上面是一床军毯，下面放着烟枪和其他烟具。他们大多尖嘴猴腮，剔掉骨头没有二两肉，一看就知道是大烟鬼，被戏称为“双枪兵”。　　　　
　　　　这一时期，忙于内讧的四川军阀开始联合起来，他们警惕的目光投向了川北的不速之客。两年前从鄂豫皖开始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在川陕边境一带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7月中旬，四川省主席刘湘联合约20万军队，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起围攻。在炎热的夏季，战斗异常艰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道：“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像蒸笼似的。夜晚，蚊虫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照样坚持战斗。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　　　　
　　　　在历时20多天后，红军终于击退了川军的“围剿”，歼灭刘湘部1万余人，缴步枪千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30余门。长于内争的川军吃了大亏，终于知道天外有天了！　　　　
　　　　10月1日，紧邻四川的西藏，神圣的布达拉宫内正举行着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藏方自司伦以下各级僧俗官员数百人参加典礼，礼节至为隆重。　　　　
　　　　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个精明干练的宗教领袖。20世纪初，他利用清政府的瓦解，使西藏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将他自己的权力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世俗政治的领域，直接统治着西藏。　　　　
　　　　此后，他和中央政府形同陌路，而与英国的关系密切，令人一直担心他对祖国的忠诚。但是，在最后的遗书中，达赖消除了人们的困惑与不安，他这样写道：“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　　　　
　　　　达赖的离世让首都南京十分重视。中央政府抓住这个契机，立即派特使黄慕松入藏，着手褒恤事务，并发布命令；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　　　　
　　　　塞外的蒙古高原，水草肥美，蒙古族人游牧其间，他们性情骁勇，精于马上骑射。在当时蒙古的传统生活中，一位妇女在挤牛奶时，她用一块硬牛皮放在奶牛的鼻子下，让奶牛闻着牛皮的味道，借以警示奶牛：如果不好好挤奶，只能是被杀的命运。　　　　
　　　　这里有传统的婚礼，新娘盛装前来，由她最好的朋友陪伴，帐篷内是一些关系良好的模范夫妻。在给未来的公婆鞠躬后，新娘才能去除面纱，正眼看见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　　　　
　　　　在这场婚礼上，人们仍能看到戴着清朝官帽、穿着清朝官服的王公们，他们仍然眷恋着已经灭亡20多年的清王朝。280多年前，和蒙古人结盟的满族人从东北入关，建立大清王朝。作为统治手段，清王朝对蒙古王公常有恩典与赏赐，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大部分优待都已失去。　　　　
　　　　民国之后，蒙古实行改省改县，昔日区域被划为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本来改省改县都是削减王公势力及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事实上，南京政府一直疏于管理，王公的势力虽受打击，蒙民的生活却也没有改善。　　　　
　　　　上一年9月，为了获得类似清朝一样的王侯权力，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们举行了集会，向南京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国民政府特意派出内政部长黄绍入蒙安抚。　　　　
　　　　当时，内蒙气候越来越恶劣，不断南移的沙漠使得牧民们游牧的草原越来越少。黄绍回忆道：“蒙古的草原快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百灵庙的附近的草已不适于牛、羊的食料。草地的保养不善使得好草一年比一年少。蒙古的马、羊素著声名，可是王公们送我的几十匹马都羸弱不堪，羊亦不肥美。”　　　　
　　　　除了一般蒙民，蒙古王公们也对生活越来越不满，开始迷恋城市生活。有位王公滞留平津，为享城市繁华，不惜将所属旗地好几千顷卖掉，再用所得款项一万两买了一辆汽车后，只兜风一个夏天就把它扔了。　　　　
　　　　黄绍在入蒙前特意仿效清代大员入蒙的做法，准备了很多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但即便如此，双方的谈判依然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很快破裂。最终，分身乏术的国民政府在年初通过《蒙古自治办法》，随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拨款5万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5）

　　　　但是内蒙的自治运动很快被日本人利用，随着日本对华北的入侵，“蒙古自治运动”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这一年，瑞典人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进入中国。斯文·赫定30多年来长期在帕米尔高原及西藏、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和前几次步行或骑马、骆驼不同，这次斯文·赫定是坐汽车进入新疆的，但是汽车之旅同样艰辛，斯文·赫定在书中这样描写：“车子驶进了苏巴什山谷。两边都是高山，车开上了谷底松软的细沙路，在蜿蜒曲折的小水渠中行进。下午1点，车卡住走不动了。我们花了不少钱，才借了两匹马，把车子拉了出来。但走了不久，车子又在水渠正中地方被卡住了。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用。”　　　　
　　　　经过千辛万苦，斯文·赫定一行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在洋行街上，他发现包括火柴这样的小东西都是苏联生产的，中国自己的产品是少之又少。　　　　
　　　　吐鲁番的葡萄闻名于世，本是促进新疆经济的重点。不过此时，葡萄的质量不断下降，虽然产量并未降低，出口却在减少。同样，新疆的牧畜水平也无法保持。由于无人教导农民如何牧畜，马匹都是自然配种，未能优化血统。本来驰名全国的伊犁马、镇西马现在都大不如前。市场上，一匹伊犁马的售价是100元，只相当于苏联沃尔洛夫马售价的三分之一。　　　　
　　　　状况最糟的是新疆的卫生。在新疆政府给南京的《建设新疆计划书》中写道：“居民恒不讲究卫生，兼以习俗之不良，各处患花柳病者甚多，而当地非唯无新式医院，即求一庸医几不可得。对于人民之疾疟，事前既不能预防，病后又不能治疗，人口死亡率日益增高，如不早为之计，不知伊于胡底……”　　　　
　　　　长时间的变乱使新疆百姓的生活大受打击。民国初年，新疆的物产甲于全国，但现在，百业凋零，耕地荒芜，再加上沙漠不断扩大，天气变化更加无常，地震怪风不时为灾，农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粮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给。　　　　
　　　　这时，新疆大部分的贸易往来是和苏联进行的。由于交通不便，新疆与中原地区进行物品交流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与苏联进行货物交流则只需一两天的时间。这时候，统治新疆的是盛世才。　　　　
　　　　盛世才，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