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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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五九、两部手稿之谜
驰骋文坛半个多世纪的茅盾，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和评论、学术论著，都是随写随即发表或出版的。几个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报纸副刊连载，然后由书局或出版社印行。例外的情况只有他在解放后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出来后，既未发表，也未出版，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事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5年初的一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到茅盾，要他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
罗瑞卿说，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主要残余势力。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希望茅盾能早日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拍成影片，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十分抱歉。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心，不敢不实告耳。”
从此以后，茅盾再也没有续写下去。
茅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曾经寻找过这两部未发表的手稿，而且不止一次地寻找过，但是都没有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被什么人拿走了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茅盾的学生，曾协助茅盾创作那部电影剧本的赵明在1981年写道：他“迟迟不见这部作品的发表。大约一年以后，一次我去沈老师家，谈到这部作品。孔德沚同志和我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指茅盾）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沈老师写就的这部作品，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前年我问沈霜同志，他说这部手稿没有找到，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
如果说是茅盾自己烧掉了电影剧本手稿，那么他为什么要烧掉呢？又是在什么时候烧掉的呢？
赵明又写道：“由此可见沈老师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不成熟的东西绝不拿出来。他和鲁迅一样，拿给读者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茅盾的好友周而复在一篇文章里则说是：“茅公自己不满意这个电影剧本，干脆把原稿撕了，一张张垫在他用的吐痰杯子里，然后倒掉。这个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是新文学和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即使不拍电影，要是茅公改写小说，至少我们可以读到另一部《腐蚀》。”
这是又一种说法。但是有没有人亲眼见他撕毁呢？或者竟是没有撕毁，而是失落的呢？
那部已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手稿，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教授在《漫话〈子夜〉续篇》中写道：“这部长篇已经开手，而且已得十万字的开头，可见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关于这部巨著的情况，曾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周而复在《〈永不殒落的巨星〉中》中说：‘有一次德止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一部长篇，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陈白尘在回忆中也说：‘茅公同志解放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沈师母口中透露过，却从来未将原稿示人过，究竟是被抄去还是被毁掉，或者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那么开头的部分，是否保留下来呢？笔者为此曾请教茅盾的家属，好像直到目前为止，已动手的部分或者构思的纲要，都还未有下落。”
被称为《子夜》续篇的这部作品又成了一个谜。
六十、退还稿酬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和复刊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刊物、一封一封信，不断寄到茅盾手中。请他题词或题写刊名、书名，甚至单位的牌子。
茅盾看到新时期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心里高兴，因而有求必应，即使是地区或县一级的小刊物，他也乐意为之。他故乡的“桐乡文艺”、“乌镇中学”、“屠甸中学”、“乌镇电影院”、“桐乡中学生习作选”等等都是他写的。
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干山》等杂志题写了刊头。为京、津、沪和其它省、市甚至地、县办的各种刊物题签，多达一百多种。
他为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题写书名并写序文，给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集《放歌春潮间》题签，为《北方文学》增刊题写《文艺天地》，等等。
作家冯骥才写道：“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有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而我们都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
白族作家晓雪也曾写道，茅盾甚至为一张县级文化站办的八开小报《洱海》题写刊头，并应约为《洱海》编辑部书赠《题白杨图》一诗的条幅。
收到茅盾题签、题字、作序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如获至宝，裱装珍藏。他们将稿费给茅盾寄来，一张张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茅盾的家里。
然而，茅盾却分文不收。他给儿子、儿媳讲：童年时他常在一旁看祖父给人家写匾额、堂名、对联，都不署名，说是“我之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以求名。”乌镇有一家富商嫁女儿，要写一本嫁妆清册，要求凡嫁妆中一切物品，都要写成四字一句的对联。祖父为此花了两天工夫。富商送来纹银十两。祖父不受。他说：“我为人撰写什么，聊以自娱，非以求利。”
茅盾嘱咐家里人把汇来的钱，按汇款人的地址一一退回。
他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理解老人的心情，于是不怕麻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跑邮局，复信、退款。
八十年代第一春。3月7日下午，来自茅盾故乡浙江省的一位编辑，叩开了沈寓的朱红大门。出来迎接客人的是茅盾的儿媳陈小曼。她告诉来客沈老正在休息。来人说，他是《浙江日报》编辑部特地派来北京，请沈老为该报即将开辟的《寄语故乡》专栏题字和撰稿。
陈小曼对他说：“沈老今年已经八十四岁，身体很虚弱，胃口不好，消瘦，体重才九十斤左右。
视力也不了，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零点三的视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对外约稿一般都辞谢了。”
来客听说，有点失望。又听陈小曼说：“不过，爸爸经常向我们谈论起家乡的事，或许对你们的约稿会答应的。”来客又高兴起来。
那位编辑走后，小曼把《浙江日报》社来人约稿的事给茅盾说了。老人答应给家乡的省报写一篇文章。而他体力实在不支，就口述了这篇文章，叫小曼代笔。这篇作于3月17日的《可爱的故乡》，是一篇蕴含着浓郁乡思的优美散文。
茅盾让陈小曼把这篇散文，连同题写好的“寄语故乡”，挂号邮给《浙江日报》编辑部。
《浙江日报》于1980年5月25日刊出了茅盾的题字和《可爱的故乡》后，给他寄去五十元稿费。
茅盾听小曼说了以后，说道：“他们怎么给这么多稿费呢？稿费标准我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收这么多钱。你给他们退回四十元吧！”
小曼写信告诉那位来约稿的编辑说：“稿费五十元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