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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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乐毅复燕昭王，杨恽报孙会宗，太史公复任少卿，李陵与苏中郎，千载之下，读其言，反覆其意，未尝不为之潸然出涕者，传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鲁连之射聊城，已坠纵横之咳唾；邹阳之上狱书，不过幽愤之哀词。君子犹无取焉，况其他乎？自晋以还，始尚小牍，然不过代将命之词，叙往复之事耳。言既不文，事无可纪。而或以高贤见赏，或以书翰为珍，非故传之也。今人连篇累牍，半是颂德之谀言，尺纸八行，无非温清之俚语，而灾之梨枣，欲以传后，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祸烈矣。而其初不过起于执拗之一念，盖《孟子》所谓讠也讠也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当时亦但以快一时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极也。近来名公清贞苦节，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其得位行事，动与世龃龉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笃，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终不能安其位而去，虽诋诃者太过，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顾佐为都御史，疾恶如仇，百僚莫敢闯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邻十余室无人声，其风采可想见，然似亦过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总宪，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萧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抚金陵时，所行过当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浅河，舟胶中流，数日不能前。迎送之禁既严，廪既俱绝，不得已自发白镪，雇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诉冤者，辄受其词，归行之司属。司属以非职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乃取而焚之。其苛碎类若此。然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马，宰相亦然。政和间以雨雪泥滑，特许暂乘轿，自渡江后，俱乘轿矣。盖江南轿多马少故也。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骑也。其后因马不便，以小肩舆代之，至近日遂无复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严禁之，然终以不便，未久即复故。盖乘马不惟雇马，且雇控马持杌者反费于肩舆，不但劳逸之殊已也。
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正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余以万历壬辰登第，其时郎署及诸进士皆骑也。遇大风雨时，间有乘舆者，迄今仅二十年，而乘马者，遂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且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赵清献公有《御试日记》一卷，盖嘉六年御试进士，公时为右司谏，与贾直孺、范贯之皆充编排官，所记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驾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虽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训敕，劳赐茶果酒肴，无日无之。当时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犹慎重勤若此，亦足见作人之盛心，有终之懿轨矣。国朝御试进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传胪，二十二日谢恩，故事，上皆视殿。自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习以为常矣。至于撤御膳，赐考试官，则间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庆之辛未，万历之癸丑，是时慈溪、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时进士及第，醵金为曲江之会，即于同年中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世谓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为探花，不知起于何时。而以第二为榜眼，其名尤俗。宋时及第，不拘人数，遇非常恩泽，有一榜尽赐及第者，亦有随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进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于三甲。而一甲入史馆，二甲授六曹，三甲出为郡县，其迥别不啻云泥。然故同籍之谊，寝以衰薄矣。
唐时进士，榜出后，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赏，于中请一人为录事，二人为探花，其他主宴、主乐、主酒、主茶之类，皆同年分掌之，广征名伎，穷搜胜境，无日不宴。至曲江大会，先牒教坊，奏请天子，御紫云楼以观，长安士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择婿焉。盖不惟见声名文物之盛，丰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韦布，登青云，故慎重其事，以诱掖奖劝之也。今里中儿入泮宫，补弟子员，犹箫鼓旌旗，ピ赫闾里，而登第之日，俨列而进，分队而退，客邸萧然，亲朋嘿坐，桂玉莫惜，征责捆集，而当事者，动欲禁谕之，约束之，稍涉轻肥，便滋物议，此于士子之动心忍性不为无裨，而国家右文宾兴之大典亦稍轻矣。譬之贫家娶妇，合卺未毕，遽令造饭缉麻，一不当意，声色相加，此虽教妇之道，而非摄盛之礼也。
唐时举进士，自状元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奔竞之风，于斯极矣。武陵之荐杜牧，黄裳之访尹枢，虽怜才之盛心，而终非公慎之懿矩也。至于宋而渐密矣，然犹有玉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国朝而禁令益严，二百年来，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独此一途耳。
唐时士子入试，皆遍谒公卿，投贽行卷；主司典试，亦必广访名流，旁搜寒。如王起放榜，先问宰相所欲；沈绚主春闱，承其母命，与宗人及第；牛庶锡贽卷，萧昕要令首拔；至于郑薰错认颜标，虽被冬烘之诮，亦不失为激劝之盛心也。宋初举人被黜者，犹得击登闻鼓声冤。上命重试必多见收，当时谓之还魂秀才，盖其法纲犹宽，疑议亦少，至国朝而禁令之严极矣。迨夫近日，则投刺及门，皆为请谒；知名识面，尽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虏；而旁观之伺主司，如伺寇盗，举荡平正直之朝，化为羊肠荆棘之路；以登贤俊之典，变为防奸明刑之狱；虽士习之渐靡有以致，然而刻核太过，于拔茅连茹之初心，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会试天下，进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论不服，始命重试，取韩忠克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刘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会试，程敏政典试，给事中华昶劾其鬻题与徐经、唐寅等，及揭晓，林廷玉又论之，于是命李东阳重阅，而黜经、寅等十余人，敏政亦坐罢归。今万历庚戌，汤宾尹为房考，越房取韩敬为第一，言官论之不已，但终无左证，韩与汤皆坐褫职。而场中越房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于是行原籍，取所中朱卷，会九卿台省覆阅之，然俱无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盖三见矣，而庚戌为甚。盖议论纷纭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中十七人，盖多知七人名士云。
宋初进士科法制稍密，执政子弟，多以嫌，不令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庆历中王伯庸为编排官，其内弟刘原父廷试第一，以嫌自列，降为第二。今制惟知贡举典试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诸亲不禁也。执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绝，然顾其公私何如耳。杨用修作状头，天下不以为私也，至江陵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联登高第，可乎？万历癸未，苏工部浚入闱，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二君盖同笔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苏取之而不以为嫌，李魁天下而人无间言，公也。庚戌之役，汤庶子宾尹素知韩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后议论蜂起，座主门生皆坐褫职。夫韩之才，诚高而汤之，取未为失人，但心迹难明。卒致两败俱伤，亦可惜也。然科场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当今大一统之朝，有分土，无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虏戎狄，犹当收之，况比邻州县乎？且州县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概禁之，将空其国矣。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预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余时为司理，力争之始解。世庙时，会稽章礼发解北畿，众哄然攻之，上问：“何谓冒籍？”具对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见天地无私之心也。
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至于郡县之吏拜举主为门生，则无谓矣。范文正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盖感特达之知，非寻常比也。今江南如闽、浙，得荐尚难，至江北部使者，诸差旁午于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报，亦称举主门生，其恩谊衰薄，视朝夕相临，游扬造就者，又迳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韬、张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门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时，年逾五十，主司见而悯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后大拜，竟不及门云。
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至于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无造就之素也。当道之荐扬，甄别之故事耳，无陶铸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夫所贵师弟者，心相信也，行相仿也，势可灼手，则竿牍恐后；门可罗雀，则踪迹枉绝；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门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伦之一也。古人之于师友皆恩深义重，生死久要，以臣卿、伯元，一言相许，千里命驾；伯桃、角哀，信誓为期，九原不爽。盖亦自重其信义，非徒为人已也。降及后世，渐以衰薄，然王阳结绶，而贡禹弹冠，禹锡贬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与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无论，即生友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绝响矣。
今友谊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择也。今之人，少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数者皆卒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谓友也，故其中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过十中之一二。而败群背义，忄佥薄无行之人，亦已滥竽其中矣。况少之群居，长则必离，穷之追随，达则必隔，是非毁誉萦其中，世情文罔牵其外，欲其欢然无间，安可得哉？夫士君子处世，而无一二知己之人，可托死生急难者，则又安用此生为矣？故欲全友道，须先择交。其于同塾、同游等辈之中，观其行事、心术灼然无疑者，而后以心许之，勿为形迹所拘，勿为谗毁所，勿为富贵贫贱所移，则庶乎古人之所谓友矣。噫，谈何容易！虞仲翔谓“海内得一知己死不恨”，韩昌黎谓“感恩则有之矣，知己则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士；亦必仅有一二知己，而后谓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来听之可也。
今人处贫贱，则泛滥广交，一切佻闼驵侩皆与游处；及富贵之日，则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响之不幽。此虽友之无良，而对面云泥，亦已甚矣。况其意不过为保富贵计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以绝交为急务，余戏谓：“朋友，五伦之一也。使穷时之友可绝，则穷时之父子、夫妇、兄弟皆可绝矣。”然余卒坐左迁，而后闻善宦者，其母诣之而不得见，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戏也。
自唐以前，最重门族；王、谢、崔、卢，擅名弈世。其他若荥阳之郑，陇西之李，虽皇族国戚，不敢与之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