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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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核对之余，
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这封信最早发表
在《读书》杂志1979 年第3 期上，记得还是我向新璋要了翻拍的照片（当时
国内还见不到复印机），跑到朝内大街《读书》编辑部向董秀玉同志推荐，
这才发表的。现在是各种翻译论集里都收进此文了。
我最早对罗新璋这个名字有印象，也是听说他曾将好几部傅雷的译文，
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用这个办法来学习翻译。后来我问他，
他告诉我，单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 万字（汉语），此外，还
抄了巴尔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他真是我
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
不仅如此，1973 年他利用借调出国工作的时机，硬是挤出四十余天，每
天用四五个小时，到巴黎国立图书馆，把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一
份份抄录下来。每份公告都有一张桌面那样大。据新璋说，有的已印成件，
有的则是清样，有一些上面还有改动校样的笔迹。有些看得出还是从墙上揭
下来的，因为背后还粘有墙粉。更有的上面明显可见炮火烧炙的痕迹。当时
复印术尚不普及，拍成照片还是办得到的。但是那样做需要两万法朗，这是
新璋拿不出来的——借调他去当翻译的单位当然不会管这种闲事。在我罗曼
蒂克的想象中，新璋当时准和普契尼的歌剧《La Boheme》（《艺术家的生涯》）
中唱“Mi chiamano Mimi”（“我的名字叫咪咪”）的绣花女一样，住在能
遥见巴黎圣母院的小小顶楼上，单靠牛奶、面包维持生命。以他当时的拮据
窘况，自然交纳不起这笔“巨款”，于是便再次拿出抄书的笨办法。为了不
致出错，他一一逐字校对——好在他在法文版《中国文学》工作多年，早就
有这方面过硬的职业训练。回国后发现尚存留一些疑难问题，又托仍在巴黎
教书的中国朋友再去核查。后来新璋将这389 份文告译成中文，交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史学界认为这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其中有“309
件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开卷》版编者要我谈谈自己学习的经验，我想不出有什么可写的，倒
觉得罗新璋治学的功夫应让青年朋友们知道，便写下了以上这些，要做学问，
死功夫一定得下。当然，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具体做法就不一定照搬了。
新璋是生长在上海的，念完中学后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学法国语言文
学。他自称是傅雷的“不叛之臣”，听说十多卷的《傅雷译文集》是他统校
的。
家璧先生与福克纳的初版本
40 年代读中学时便常省出零用钱买些文学书籍。当时买得较多的是文化
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其次便是晨光出版公司出的外国文学作品了。
“译文丛书”开本短而宽，而且往往是厚厚的一大册，像个脾气和霭的矮胖
子，给人一种敦实可靠的感觉。赵家璧先生主持的晨光版图书则小巧秀迄，
满可以塞进外衣口袋，封面设计也清新别致，讨人喜欢。进大学后，又在阅
览室里通读了良友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主编赵家璧的名字有了更深
刻的印象。我当然很崇拜伟大的编辑家邹韬奋，但是高山仰止，反觉得渺不
可攀。像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所敢想的无非是生存、温饱之余做一些自己喜
欢也对人类有益的事。总之，从自己的思想基础出发，对带点商人色彩的赵
先生反倒感到可以亲近。我之走上编辑道路固然是50 年代军事共产主义余绪
的“统一分配”所致，但一做就是40 年没有“不安心工作”，也未尝不与少
年时对前辈编辑的景仰有关。总之，对赵家璧先生我一直是很钦佩的，工作
以后，也和他有过一些联系。
可是去年10 月，我收到赵先生的一封来信，里面说：“我你同样爱好美
国文学，神交数十年，虽偶通音讯，但从未见面。我去北京的机会极少，如
果你有机会来沪出差，盼能一见！”我收信后便去信说，据我记得，有幸与
他见面至少有三次。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50 年代的中期。那次我探亲回沪，到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去拜访外国文学编辑同行，记得在摆着几张沙发的该社二
楼过厅里，我见到了几位老编辑，如方平先生、王科一先生——他是我大学
同学，同班不同系，已在“文革”中过早地离开人世。另外还有搞德文的韩
世钟先生，再就是赵先生了。我们天南海北，聊得十分愉快，主要的话题是
交流京沪两地文学翻译出版的情况。我第二次见到赵先生已是80 年代初了。
那时美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开理事会，赵先生是到场的，会后，他邀了黄嘉德
先生和我到他山阴路寓所去小聚。记得当时和黄先生一起乘车前往，经过四
川北路时黄先生指了指路旁一幢楼房，说：以前编《西风》就在那儿楼上办
公。主客三人在赵先生家二楼后面的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里坐下。赵先生兴
致很高，与黄先生谈起了往事，还让黄先生把过去与鲁迅交往的情况写下来，
交给他，由他安排收在一本什么集子里出版。吃饭时赵师母端上来一碗红糟
肉，味道极好。我见体胖的赵先生吃了不少便问他，肥肉您也敢吃？他回答
说稍微吃一点不要紧的。我置身两位老前辈之间，实在没有发言权，却感到
如沐春风，文化历史的积淀迎面向我涌来。
我给赵先生去信后不久，便接到他12 月23 日发出的贺年卡，里面附了
一段文字，说：“文俊同志，你曾三次与我相见，还曾光临寒舍，我完全想
不起了。但我还记得你曾约我为《世界文学》写过一篇书评，文章刊出时，
译者已被划成右派，那是57 年的事。”
收到贺卡后，我怅然良久。仅仅十年前的事，眼看要和东流水一样逝去
了。难怪诗人济慈说他的名字是写在水上的。嘉德先生已于去年四月逝世，
我的回忆眼看已成“孤证”。赵先生的记性其实极好，从他写的几本回忆录
如《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文坛故旧录》可以看出，30 年代的事
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偏偏不算遥远的事在他脑海里却了无印痕了。
在赵先生去年9 月26 日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说：“对美国现代伟大文学家
福克纳的作品，你我二人可以说是同好者，你前年译出了一部长篇，今年又
译出了又一部代表作。蒙你赐赠一册，无任铭感。
“记得30 年代，每逢西书铺中到了福克纳的新著，我务必节衣缩食也去
买来一饱眼福，所以文革前，我藏书库中有不少福克纳著作。昨天又去翻了
一通，发现有他的著名短篇集：Doctor Matino and other stories 一册。
不知你有否此书？我认为他的短篇也很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如有需要，来
信即可奉寄。”
我厚着脸皮，去信表示很愿得到此书。不久以后我便收到了书与赵先生
10 月22 日的信。信里说：“我收藏多年的福克纳短篇集一册，已于前日挂
号奉赠；希望你接连翻译福克纳的两部长篇名作之后，择优为中国读者介绍
一二。
“回忆我在30 年代任良友编辑时，也爱上了美国现代小说家，读了他们
的许多原作后，1936 年出版了《新传统》一书。可惜为了‘做好为他人作嫁
衣裳’的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弃了。现在想来，实在后悔！”
我拆包翻来复去地察看了赵先生另邮寄来的赠书，那是1934 年美国“哈
里森·史密斯与罗伯特·哈斯公司”出版的第一版。扉页上福克纳的名字下，
用铅笔写了“1897…9…25—1962…7…6”字样，显然是赵先生在福克纳逝世后查
了资料所写下的作家的生卒年月日。封三左上角还贴有上海南京路78 号美国
书店的价签，标明书价“5。00”。
《马丁诺》一书收有福克纳14 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叫《伊莱》。我
想起这就是福克纳作品中被译成中文的第一篇，载施蛰存先生所编《现代》
杂志1934 年的第五卷第六期，译者是江兼霞。该期还刊有赵家璧的《美国小
说之成长》一文，里面讨论了福克纳。我不由得要作这样的“大胆设想”：
那篇《伊莱》说不定即译自现在到了我手里的这本书，而那位江兼霞说不定
就是赵先生或是他熟识的某位女士或某位先生。但这个谜只有请赵先生或是
施蛰存先生来解开了。
赵先生信里说为了买书他得“节衣缩食”，这决非虚言。当时法币五元
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冰心先生回忆，有一次她拿到七块钱稿费，这笔钱足够
她一个月的家用了——连保姆的工资开销都包括在内。当时赵先生为良友公
司编的“一角丛书”，售价仅为一角。而1936 年2 月出齐的10 卷精装本《中
国新文学大系》售价也仅是“大洋二十元”。
在接到赠书后不久，我收到美国威廉·布泽（William Boozer）先生所
编的《福克纳通讯与约克纳帕塔法评论》，那是一张八开四版小报，每季一
期，专登有关福克纳作品出版、翻译与评论的情况。在92 年7…9 月那一期上，
我看到一则消息：1991 年12 月在纽约市一家叫Swann Galleries 的旧书店
拍卖了一批福克纳的第一版作品。其中售价最高的一本是《蚊群》，尽管“书
脊略有损裂”，“有几页很有技巧地裱糊过”，但还保留着原来的“红绿两
色有蚊群图案的护封”，售价是1540 美元。其它的书与价格是：《八月之光》，
825 元；《寓言》（签名本，标明数序，有封套），440 元，《掠夺者》（签
名本，标明数序），440 元，《我弥留之际》，302 元；《押沙龙，押沙龙！》，
132 元；《这片土地》，121 元，《士兵的报酬》，110 元；另一本没有护封
的《蚊群》，88 元。
赵先生赠我的那本第一版，出版年代介乎《我弥留之际》与《押沙龙，
押沙龙！》之间，若是拿去拍卖，怕也能值上200 美元吧。
编辑《福克纳通讯》的这位布泽先生本人也是位收集第一版福克纳作品
的“迷”。他曾托人捎话向我索取《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的第一版。我寄去
后他非常高兴，回赠我两本书，其中之一是他自己写的《威廉·福克纳的第
一本书》——《（大理石牧神）50 年之后》。另外，我在《通讯》的广告栏
里看到，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生开有一家“切克托书店”，专门收购与出售
福克纳的第一版作品，还说“备有目录，欢迎索取”。而福克纳1925 年在新
奥尔良海盗巷624 号所租住并在那里写成《士兵的报酬》的房屋，也被一对
夫妻购下，开设了一家“福克纳住屋书店”。
赵家璧先生手迹
为中年翻译家说话
近日在读一本名叫《德语文学精品》的书，50 万字，内收18 世纪下半
叶与19 世纪九位德语作家的作品。所收的作品都是代表作，如歌德、海涅的
诗，席勒的戏剧，施笃姆、凯勒、迈耶的中篇小说。但是冠以这样一个书名，
总觉得帽子大了一些，果然是有其原因的。翻开序言，只见译者语气上有点
嗫嚅：“这个集子，确切地讲只能叫做《近代德语文学精品》。”他还表示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出一本《补编》。再往下去读序言，我的疑团自然也就消
解了，因为译者说：这“实际上是我前30 年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小结，由于
篇幅的限制，只能收进我所译出的一部分作品，但毕竟是一个中年译者的译
文自选集。”原来这是一部译文集！那么何不迳直如此相称呢？译者与出版
者必有其苦衷。是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总存在着一些隐形的法度。
健在的老翻译家出版有译文集的才只有寥廖不多的几位。真要论资排辈，轮
到五十多岁的杨武能先生，还不得等到下个世纪的下半叶！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事情又偏偏要靠正当年的四五十岁的人
来做，本人比杨先生虚长几岁，自觉精力已大不如前，太费劲太伤脑筋的事
已懒得去做了。正确的做法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对起步不久看来有希望的青
年，拉上一把；对即将登上峰顶的成熟的中年人，喝采加油；对于老一辈宝
贵的经验则潜心总结，使后来人更好地学习，少走弯路，而现在的做法却往
往并非如此。
念英国文学的人都知道塞缪尔·约翰逊与柴斯特菲尔德的故事。在约翰
逊着手编他那本有名的词典之前他曾去向勋爵求援。但是按他后来的说法是
“曩昔曾候教于大人正厅外室，乃至见逐门外。”可是当勋爵得知词典即将
大功告成时，却又匆匆在报上接连发表谀美文章，誉之为“英国文学界空前
伟业”。约翰逊遂致上一函，质问与讥讽道：“然则所谓赞助者即彼见人溺
水呼救而无动于衷及其抵岸又重以援助相絮聒之人乎？阁下于我辛劳之枉
顾，如其到来稍早，亦必曾令人感戴，然而延稽至今，我已麻木不仁，而不
知感受矣；我已孑然一身，而无人得与分享矣，我已功成名就，而无此必要
矣。”（引用高健译文）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里也会碰到一模一样的勋爵，但与约翰逊有类似遭
遇的人还是有的。
另外，出版译文集，这本身对于繁荣文学事业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位文学翻译家（如果他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家的话），经过多年砥砺琢磨，
已锻炼出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他必定会选择适应自己艺术趣味，可以发挥
自己优势的作品来译，在译的过程中也必定赋给原作一些个人的风格——这
里就有值得观摩学习的地方。据我观察，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建国后成
长起来的译者，他们并不比前辈翻译家逊色——否则我们便真是一代不如一
代了。有识见的出版家能出版他们的译文集，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坊间
既然早就有了中青年作家的多卷文集，又为什么不能出些中青年翻译家的译
文集呢？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漓江出版社1993 年9 月初版。）
可爱的小鹿
回想起来，《爱的教育》恐怕是我所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了——比
这更早的，只能是童话故事之类的“小人书”。现在闭眼一想，丰子恺先生
画的插图还历历在目。而印象最深的，则是两个胖墩墩的小孩站在装有布帘
的书架前的那一幅。这篇故事与这幅画，对我后来几十年走与书为伍的人生
道路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我之所以要提丰先生为《爱的教育》所作的插图，是因为不久前见到了
另一本书。那是在北京图书馆的开架中文书借阅室。在“奥地利文学”那一
格里，我见到《小鹿斑贝》的书脊，抽出一看，封面上是一只毛茸茸的紫色
小鹿，那独特的风格马上告诉我，是出于韩美林先生的手笔。
《小鹿斑贝》是现代儿童文学名著之一，作者是费里克斯·萨尔登（1869—1947），解放前即有译本，似乎也被瓦尔特·迪斯尼改编成动画片。我在
北图看到的这一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年出版的，据译者范信龙、钱
雨润序言交待，是译自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英译本。不过书中所附
高氏英译序并未提到此点，只说他在船上阅读原稿，十分欣赏。高氏自己真
会动手翻译吗？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