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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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觉得便宜了。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对我国普及莎士比亚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口皆碑
的。但在莎译的精益求精上我国的翻译家们还应不断进取。我觉得出现了卞
之琳先生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88　年人民文学版）对我国文学界来说
是一件幸事。翻译能影响文学发展的进程，这样的例子累见不鲜。先不提“活
下去还是不活”那一段精致的译文（孙道临朗读的配音真应该制成“白金碟”
CD　发行，这才是真正的天皇呢！），就读一读《奥瑟罗》4　幕3　场中女仆爱
米丽雅关于“男女平等”的台词吧。这一段，卞译是：

“可是我以为总还是丈夫先不好，/老婆才堕落。他们要疏忽责任，/把
我们珍爱的东西乱抛给人家；/或者要无端吃醋，蛮不讲理，/把我们乱管束
一气，或者要打我们，/发狠心削减我们的零用钱——/好，我们也会狠；尽
管善良，我们也会报复的，。。（请注意，每一行里存在着一定的节奏。）
在朱译那里我们读到的则是极流畅的散文：“照我想来，妻子的堕落总是丈
夫的过失；要是他们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把我们所珍爱的东西浪掷在外人的
怀里，或是无缘无故吃起醋来，约束我们行动的自由，或是殴打我们，削减
我们的花粉钱，我们也是有脾气的，虽然生就温柔的天性，到了一个时候也
是会复仇的。”朱译的汉语具明清小说韵味，又夹带吴侬软语底腔，读来犹
如食熟透的莱阳梨。卞译许是为了照顾音步与押韵，个别地方显得有些涩，
但与原文扣紧，且具匠心。

《英国诗选》

王佐良编的《英国诗选》（人民文学1988　年版）也是近年来的外国文学
翻译的重要成果。按说英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的诗。偏偏译诗不易欣
赏。从五·四以降，一直到“文革”后，我们的译诗才算趋于成熟，译诗家
们踩出了一条可行的路，一批称职的其中一些还是相当优秀的译手出现了。


王先生编的这个选本从选题上看是精当的，从所收的译文看也代表了当前我
国译诗的最高水平。编者的序言、题解，译者的注解又给读者提供了必要的
帮助。

请听选集里的这一段译文：“听见的乐声虽好，但若听不见/却更美；所
以，吹吧，柔情的风笛；/不是奏给耳朵听，而是更甜，/它给灵魂奏出无声
的乐曲；”。。抑扬起伏，徐缓有致，像不像远处传来的长笛独奏？

《国王的人马》

我还想提一提《国王的人马》（罗伯特·佩·华伦作，陶洁译，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6　年版）这本书。美国小说大家读得很多了，海明威·福克纳的
作品，文学爱好者都已耳熟能详，不必多费唇舌。我独独不解华伦（现一般
译作沃伦）这部有名的小说何以未在我国引起注意。这部1946　年出版的小说
写的是政治斗争，所阐述的则是一个认识自我，寻找本性的问题，这本书故
事套故事，很有看头，它也可以使我们不致皮相地了解美国的政治。作者在
他的一首诗里点到过小说主旨：“承认复杂是单纯的开始，/认识必须是自由
的开端，/认识完善的方向便是自我的死亡；/而自我的死亡正是人格个性的
开始。”如果觉得这些玄机不好参透，不妨把该书找来读一读。


译人自语

请容许摘引两位前辈文学翻译家的话：

“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
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
能容忍。”

——傅雷

“。。这一切使得翻译更为不易，但也正是这点不易使翻译跳出‘技巧’
的范畴而变为一种艺术，使它能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无数世代的有志之士——
他们明知其大不易而甘愿为之，而且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他们是再创造的
能人，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搭着桥梁，他们的努力使翻译工作变成一种英雄
的事业。”

——王佐良

提笔再三，但我再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了。


也谈文学翻译批评

去年8　月，中国译协文学艺术委员会等几个单位发起，召开了一次“文
学翻译评论研讨会”。会上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文学翻译批评的矛
头应该指向什么方面、什么人的问题。是应当着重反对为了发财什么坏书都
敢译，而且又是抢译、乱译的那些人呢，还是像前一时期有些文章那样，较
集中地批评有影响的老翻译家，甚至包括公认的而又已故的翻译大师。持前
一种看法的人自然是理直气壮。认为对大翻译家也不妨评一评的人都表白自
己绝无反对清污之意，但因事情涉及师辈，也未能将心中的看法和盘托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思考了有些时日，近来又读了罗新璋同志的《关于〈文明〉
的译者与作者》（见《文汇读书周报》1991　年9　月14　日）一文，心里的想
法似乎更清楚了一些。现陈述如下，望能得到同行与读者们的指正。

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乱译、抢译等怪现状，我想，除了既得利益者与主张
彻底自由化的人之外，大概是没有人不反对的。这和保护生态环境一样，涉
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是一个不言自明、无需讨论的问题。所需注意的是
批评与处理时应掌握好尺度，这与提高文学翻译水平应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
题。

说到提高我国文学翻译的水平，要做的事自然不少。有人提议应在高等
院校设立翻译系，也有人建议开办翻译讲座。当然，开展翻译理论的研究，
进一步介绍国外翻译经验，整饬不严肃的出版社，加强与壮大外文编辑的队
伍，提高编辑的素质，以上这些，都是应该做，有关方面也是尽量在做的。
但是无需多说的是，开展翻译批评应是诸多措施中相当关键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面临的便是批评的重点与方式、方法的问题了。低水平的译作自
然有必要加以批评，一般报刊上经常登载的便是这一类的文章。中等水平的
也应该批评。不妨说，在翻译批评上也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以上所说
大抵是属于“普及”类型的。但是，倘若真的想使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更
上一层楼”，出现赶超傅雷、朱生豪等前贤的翻译大师，那么，光是敬仰他
们，学习他们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冷静、细致地分析研究他们（包括健在
的第一流翻译家）的译品还存在着什么问题，是否还有在今天看来可以改进
的地方。在这里，光是从感情出发是于事无补的。我们这些译界后辈可以说
都是从学习傅、朱诸公起步的。我们无不对他们怀有崇敬的心情。但是说是
不该“枪打出头鸟”也好，不应“鞭打快牛”也好，学科带头人总免不了要
忍辱负重。头戴滴血荆冠上十字架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他的弟子马太、马
可、路加、约翰。领队的大雁总得承受最强烈的顶头风。这里不妨打个不甚
恰当的比方。教师为了照顾多数学生的接受能力，一般总以得六七十分的试
卷为例，在堂上讲评。但是别具匠心的教师则并不总是如此。他们有时也会
把尖子生的答案拿出来示众，指出他们并不是没有弱点，而且讲评时还动真
感情，使尖子生大受震动。但是也很可能，这些尖子生中日后会出现某项国
际竞赛的金牌得主。这里要解释一句，譬喻总是跛脚的，笔者绝无把批评文
章的作者比作高明教师之意。也不妨把翻译批评比作打擂台。打擂台自然是
向武林高手挑战。即使是被一脚踢下台来，只要是在某个招数上胜霸主一着，
那也是虽败犹荣。新璋同志在其文中提到：要评名家就应评能反映其高水平
的代表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用“文学语言”复述他的见解，那就是：
拳击比赛中应狠击的是对方保卫得最为严密的要害部位，比如头部，而袭击


其“柔软的下腹”则既违反比赛规则，也有损运动员精神。倘若说我与新璋
同志意见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还想把他的意见再推进一步：为了使中国的
文学翻译水平再提高一个层次，不应回避以高水平的译家、译品为批评的对
象。相反，应该有那么一些有心人，除了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之外，也应着
重指出尚可改进之处，并且最好能有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我认为这样做，不
但是有益和必须的，而且也是符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的。

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批评名家名译是可以的，他们不赞同的是某些
批评文章作者的做法。看来，批评的方式不仅是礼仪是否周全的问题，而且
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问题。如果写翻译批评文章时也套用批改学生卷子的方
法，就未免把文学理解得过于简单。抠语法、准确理解词与词组的含意，这
一切，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是重要的，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有些批评文章的
作者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在他们看来，名译中只要出现一些
这类的问题，便“余俱无足论”矣。可是正如钱钟书先生曾指出的，林纾的
译文可谓“错误百出”，但仍不失为精采的译品，而且文采斐然，甚至在某
些方面超过原作。语法、词意、事实、典故方面的错误出现得多是不应该的，
数量超过一定限度也会使“矛盾性质转化”。但是文学翻译还有更为宏观的
问题：对全书的精神理解得是否准确，译文所用的风格是否贴切，作者的感
情是炽烈的还是淡漠的，态度是含蓄的还是外露的，文字口语化的程度又如
何。。。总之，要考虑的方面是很多的。何况有些批评家在挑错上采取的是
“抽样检查”的办法，只是比较细致地查对一部数十万言的书中的某几个甚
或一个章节。在找出若干个错译与可以商榷之处后，经过排列与组合，便扣
上一顶讹误甚多以至“错误百出”的帽子，这样做是不够公允的。叶水夫同
志在研讨会开幕词里再次引用了茅盾先生在第一次全国翻译会议上说过的
话：“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地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
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
以及从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作全面的深入的批评。这样，才可以
逐渐地树立起严肃、认真、刻苦研究的作风，达到逐渐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这段话虽然说于1954　年，但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大家努力攀登的目标。

但是，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有足够水平并愿意付出巨大心力写这样
文章的人还不多。倘若只有达到这样水平的批评文章才能发表，则等于杜绝
批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还不能拒绝基本上属文字校订式
的批评，但是希望它们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看法是客观与全面的。批评文
章自然是以批评为主，但是所评译品的优点与可取之处，亦不应完全不提。
从以往的客观效果看，写此种文章时切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宜用讽刺
挖苦的口气，最忌采取相声式的夸大手法。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最为稳妥。

就老翻译家的角度看，也并非没有值得反思之处。我原以为翻译家应是
“越陈越香”，现在感到亦不尽然。翻译这门技艺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也
和别的行当一样，有一个从学艺到逐渐成熟、达到高峰、趋于停滞甚至衰退
的过程。达到全盛期后想要长期保持最高水平并非易事。因为人的精力总要
逐渐衰竭。像伯纳·萧那样越老越精的人毕竟不多。即以白石老人的高超艺
术，在他衰颓暮年之际，握管之手怕也不能如鼎盛时那样挥洒自如了。在这
样情况下，想画一张非“稚拙体”的作品也会有些困难。不少老翻译家对此
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越是名声如日中天，越是小心翼翼，这是珍惜羽毛。
有些却不那么明智，出版家来一急电催稿便乖乖地交去。而交去的译稿会不


会是自己身体欠佳、心绪不宁时不能充分代表自己水平的产品呢？从一个翻
译家的整个事业生涯看，总有良品与一部分不那么良且不说是莠品的产品。
新璋同志文章中说看来出版译家译品全集并非良策，此言极是。至于家属坚
持全集一字不改，更非爱护先人之举。以我自己的经验，译稿多请人读读，
总能发现毛病。老翻译家在交稿前亦不妨让平素对己不甚买帐的子侄辈细读
一遍，尽量从文法、常识、逻辑、规格、语言（特别是所谓“粗人”的对话，
老先生们反倒掌握不好）诸方面多加挑剔，然后酌情修改。这样做确可避免
不少因疏忽与主观（这是老人的通病）所造成的错误与不妥之处。

若是真的受到批评，而且言之凿凿，确有道理，老译家亦不妨豁达超脱
一些。不必弄得心烦意乱，摧残自己的健康。对于所评各点，该接受的接受，
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亦应据理力争，不必客气。倘若评文作者有借评名
家以自重的不纯动机，对其无理纠缠处，不妨加以教训，好让后生小子们知
道廉颇虽老，却尚善饭，手中有真理的老者也不是好欺侮的。这样一来，译
坛上有连台本戏好看，攻守双方大脑皮层也会活跃起来。退一步说，受批评
也总比被全然漠视滋味好受一些。

老翻译家也应认识到，目前确有一批后生正在迅猛地追赶上来。一般地
说他们旧学根底尚嫌不足。但十来年的门户开放使他们与外界联系密切，对
新思潮、新动向的“行情”较为熟悉。他们对外国同龄人的思维方式、感情、
语言，比老一代更容易领会。即便以汉语来说，也在不断发展中。新一代人
的对话说得快一些，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便不能全懂。以他们的语言来译当
代外国新作家口语色彩强的作品，自然占有优势。我看某些译制的电视片如
《神探亨特》时，便深感汉译对白中那种节奏、韵味与词汇，都远非自己所
能驾御和传达的。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新的一代对文学艺术已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士别三日，确是不能不刮目相看。何况在理解与解释古典文学上，在
国外也是日新月异。此外，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文学翻译亦不
例外。经典名著每过一代（三四十年）总有新译本出现，这在国外早已是通
行的做法。鲁迅先生的译品在30　年代属巅峰之作，但建国后国家出版社逐渐
认识到也不妨重新请人翻译，这绝不仅仅因为原译是从二手语言转译的关
系。老译家若是见到自己译过的作品出现新译本，不妨采取“欢迎参赛”的
开明态度。当然，后来者若是毫无优点，毫无特色，便无出现的必要。即使
出版了，也迟早会被淘汰的。


拊掌话旧译

我是不大喜欢重译别人译过的东西的。英美名诗大抵已有不错的译文，
所以我的译诗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作品居多。惟一重译的小说则是欧·亨利
的《警察与赞美诗》，那是应金子信先生的邀约翻译的。当时他在编《外国
短篇小说》，因未能获得原译者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只得让我重译。那是
在1978　年，多年未工作谁都手痒。要是搁在今天，这篇重译便不会出现。我
后来见到原译者（也是老朋友），向他解释。他淡淡一笑，说没有关系。他
见过大风大浪，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多年后，小儿进了高中。有一天我见他对着一本教科书窃笑。这可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