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浪大化集-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朋友告辞了，他从皮夹子里取出来给我看的字条却留了下来。
这是半张极普通的稿纸，背后还是一封信。辨不清写信人的名字，只知
是某年11 月2 日写的。全文如下：
光潜同志：
手头有几本过期的出版工作，
奉上，请参考提意见
即此致
敬礼
显然，这是新闻出版署（当时是不是叫出版局？）里负责编《出版工作》
（一种内部刊物？）的某位先生写的随赠刊寄去的一张便条。
正面（其实是背面）就是朱先生的字迹了。我经手发过他的译文，所以
是认得的。上面写的是陶渊明《形影神》的结尾四句：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据来访的朋友说，这是朱先生见他遇事常常心烦意乱，在一次会面时特
地写下来劝慰他的。这位朋友当时“双肩挑”，负责着一个不大不小单位的
大大小小的事。他到我这里来也是为了松弛一下神经。因为我那架老式录音
机录有不少盘西方古典音乐，那是别处不易听到的。当时新问世的砖头大小
的卡式录音机是有路子的人从国外带回来的稀罕物件，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
没有的。从这一线索推断，这四行诗当是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
照说“做思想工作”是我这位朋友份内的事，可是朱先生却出于公心，
也许还是出于对旧日学生的关心，在“逆转”着给这位朋友做思想工作。这
确实打动了我。因此，朋友那天忘了将字条带走，我也一直忘了寄还给他。
我将字条与一些信件一起放在一只牛皮纸口袋里。这是我的“秘密档案”。
过上一阵，逢到要找材料或是整理东西时，总要拿出来看看，并想上一阵。
朱先生也是在向我做“思想工作”呢。
后来在一本1933 年北新书局出的《诗经楚辞古诗唐诗选》里，我找到这
首诗的英译。译者是英国人阿瑟·魏莱。英译是这样的：
“Drift on the Stream of Infinite Flux，。。
Without joy，without fear：。。
When you must go——then go，。。
And make as little fuss as you can。”。。
应该说是译得不错的，但是我从那第四句里怎么也念不出陶诗的恬然与
豁达，倒是咂摸出了些许英国式为人处世方面的幽默味儿。那是在教我在入
土之前别给这个世界添乱呢。
对所引的第一句，英译里加重了水的意象的份量。这正投了我的所好，
不妨说是表达了我的一个理想。我酷爱游泳，但短胳膊短腿，俯仰自如，浪
遏飞舟是决难做到的。具体行动做不到，在精神上这样向往总是可以的吧。
因此便决定将这本小书定名为《纵浪大化集》，以此表达自己对前贤的景仰。
李文俊
1995 年岁暮
朱光潜先生手迹
认识自我
Gu qi seamtóu
——希腊德尔斐神殿入口处
所写的两个词，意思是：
“认识你自己”。
住房上的烦恼
我参加工作后，先是住集体宿舍。结婚后有了一个小房间。这以后许多
年都没有变化，直到孩子14 岁一家人仍然住一间。1986 年搬家，总算有了
一间不用放床的工作室，孩子也单独有了一个“玻璃笼子”（外窗安铁格，
内墙需为过厅采光）。但新居位于两条通衢大道交叉处，嘈杂声终日不断，
连夜间也不得安宁。刚静下心来写上几个字，便听到售票员小姐在公共汽车
里催促买票的“娇嗔”。最刺激神经的莫若她们对着扩音器吹气的“呼、呼”
声，那是专门对付坚不让道的骑车勇士的。所以，我宁愿让臂腕上的汗水把
稿纸沾湿，也不愿打开窗子。另一个办法就是索性开响收音机唱机，让黑人
女歌手、拉管、萨克管的吼声压过12 楼下的杂音。
近读凌叔华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91。1），才知道旅居伦敦的女
作家在住房问题上也有烦恼。凌叔华在那封1986 年的信里写道：“我去年自
从四五月起，被一家以打金针、卖成药发了财的马来中国人哄诱小女小莹来
央求我出卖住了卅年的屋，我当时心软，应许了出售楼上二层楼房，自己住
在楼下（地底）也可将就，不必搬家及四出觅屋之苦恼。买房人立即交钱（贱
价出售），我收到也立刻分与女儿及孙女，俾可补助她们生活。不意买房人
野心甚大，买到上面二层之后，即找工人来大加修改，以便逼迫我住不下去，
也得把留下二层出售（贱价的）与新房主，他们全栋收下之后，可以大大装
修，全栋出售，不到三个月，便可增加四五倍价钱。新房东一来欺我衰老不
能抵抗，他们便决定先拆我的住房的天花板，以示威。（在半夜十二点前，
大块天花板连带电灯，居然掉落在我卧房床前，幸亏我未上床，否则要砸死
了！次日我向新房主抗议，他们推诿工匠搞的。）
“可是过了十来日，新房主授意工匠半夜打开我后面之窗，他们把我衣
柜衣衫及书架上各物，甩了一地，细瓷都打破了，形同被大盗光顾过。时值
冬夜，我即招凉大伤风。我抗议无效，房主反叫工人在我住室内，靠窗起了
一道墙，我住在里面不见天日，等于坐牢了！在同时，我因夜中窗户大大打
开，故受了寒，发生恶性感冒，两月不能动。明知敌不过这种恶毒房主，只
好让步出售了自住的二层屋。但未移交屋之前，要另找居处，找到后，又遭
跌伤腰骨，至今扶仗而行，未能一人出门户，此中苦恼，非言可述。”
凌先生提到的这种恶人，在国外确实常能遇到。留学打工的大陆学生常
说，在海外对待他们最狠的往往是华人。白人厉害，往往是从大处着手。华
人却爱搞些“狗×倒灶”的小动作。我在国外时就遇到过一位NG（吴）姓的
香港去的肥婆，体重足有180 斤。每天除了打麻将别无他事。别人寄给我的
汇款她可以退回去，房门钥匙押金我交的是两元她退还时硬说是一元。。。
旧时上海二房东的形象我早已忘记，却不想在海外重又得以睹见。
故乡水
就连珠海本地人也未必清楚白藤湖国际金融度假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
们几个人在广州下了火车，坐了三四个小时的士，被拉到珠海市区的一个度
假村，才知道这并非要去的地方。于是又坐两回的士，花了一百多块钱，还
坐上轮渡横穿过一个海湾，才在饥肠辘辘中来到目的地。我们是来参加第一
届“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的。
尽管经过不亚于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折腾，来到这里，我还是很高兴。
我是广东人，而且是中山县的，而珠海过去是中山的一部分。我这个出生在
上海只回过一次广州的中山人总算回到老家了。度假村是很现代化的，但是
一出门，路旁的竹篱后面，便可以见到农民一家围坐在歪歪斜斜的方桌旁吃
饭。佐餐的除了蔬菜，也就是咸鱼虾酱一类当年我祖母常吃的东西了。那个
跪在长板凳上进食的细脖颈留“铜盆头”的“细蚊仔”，不就是当年的我吗。
小铺里除了卖可口可乐与生力啤酒外，还挂着一串串大蕉。那就是小时候阿
婆往我嘴里塞的又粘又滑、带点酸味的生果了。时已十月中旬，但是在太阳
底下，皮肤仍然感到灼烧，花树也格外秾艳，和北方的沉郁、江南的秀丽就
是不一样。
我终于来到我从未到过的故乡了。我是纯粹的广东人，父亲是香山县的，
母亲是南海的，与康有为同乡。不管填什么表格，我从来都是在籍贯一项里
写上“广东中山”四字，虽然我出生地是上海。但在上海我也总被人称作“小
广东”。现在广东话又时髦起来了，听着那种不伦不类的“粤语”，我简直
要起鸡皮疙瘩。他们哪里懂得广东话的妙处！我们广东人管小气叫“姑寒”，
想必小姑嫁到寒微之家，势利的嫂嫂鄙薄她，才这么叫出来的。我们叫神气
活现为“沙尘”，在我想象中，是某个恶少领了一彪人马扬长而过，卷起一
天尘土，遭到细民们的唾骂。我幼时外婆教我唱的儿歌是：“鸡公仔，尾婆
娑，三岁孩儿学唱歌！”
可是我无法寻找我的故园。的士驶入中山境内，穿过石歧镇，从车窗望
出去都是高楼大厦。我只知我的老家是石歧附近的茅湾村。什么区，什么乡，
一概不清。但到了珠海也就是回到老家。在白藤湖边，我脱去鞋袜，听任湖
水涤洗我的走了千里来到这儿的双脚。湖水是多么地清多么地温暖，荇草款
款飘荡，是多么地温柔，似在轻轻抚慰归来的游子。不远处有条小舟，女的
撑着篙，男的撒着网，这不就是我的祖祖辈辈熟稔的景象吗？当然，偶然也
有机船驰过，发出了突突突的声音。这汪碧水哟，都要把我的心溶化进去了。
赴珠海前我曾写信给在上海的老父亲询问故乡的情形。但是回到北京又
去一信之后，我才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
“你在9 月25 日曾来信问我，想到茅湾去看看老家，问我有什么熟人。
我收到信后，真是没有办法讲出来！
“我从八岁离开茅湾后，已有八九十年了，老的已经过世了，年轻的都
不认识！我的房子一共有两间，一间给张润婆住了，还有一间给他儿子、媳
妇等住了！而且房子都很小的，房子后面有菜园及禾场、果园等，到现在已
经大大变动了，或者归公了！
“我的母亲是乌石乡人士。她一家有很多人，有四姊妹、两兄弟：大舅
父叫郑惠贞早年出国美洲，在那里开了一间杂货店，后来叫他的儿子阿山继
续他的位置，惠贞独自还来乡下，在抗日期间，我在香港渣甸洋行任职，惠
贞舅父曾与我通过信，来叫我帮助他孙子交学费。关于二舅父惠回，早年已
过世，他的孙子阿佩在1950 年（疑是1930 年——文俊注）左右来上海曾在
怡和洋行栈房做过工作，后来日本侵略期间不幸去世。
“听说阿佩的母亲也住在茅湾村，对于我的房子等情况，她都知道的。
“其实茅湾村离开澳门是十分近，一望就可以看到澳门。”
的确，我小时候听老人讲到澳门时，总叫它为“澳门街”，口气中那仿
佛是隔三岔五总要去赶集的一个小镇。
倘若时光倒流回去二十年，不，哪怕是十年，我是会设法留在珠海，找
份工作，慢慢寻访我的茅湾村，像听音乐一样听阿佩的孙辈讲纯正的、带拖
腔的香山话的。
负疚感
很久以来我就对我的妹妹有一种负疚感。这种情绪逐渐形成一个“情
结”。在我逐渐进入老年时，它对我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抗战时期，我的家庭一下子从小康落入了困境。父亲经常失业，大哥不
得不辍学，到一家钱庄去当“学生意”。妹妹与小弟则被疏散到外地的舅父
家去，那里至少有一口饭吃。小弟有宠爱他的外婆的荫庇，能继续过他“金
色的童年”，只有六、七岁的妹妹实际上成了帮着干家务的小丫头。舅妈有
好几个小孩，不可能照顾周到。外婆有点不明事理，采取的不是“一碗水端
平”的政策。听说有一次妹妹睡梦中从阁楼上翻跌下来；幸亏身体轻，居然
没留下任何伤残。等到战争结束，弟妹被接回来，我见到妹妹双手红肿，长
满了冻疮，头发也因为有寄生虫不得不剃去，戴了一顶绒线帽，好久好久都
在弄堂里抬不起头来。
接着她上了小学，和我在同一个地方，每天由我领她上学。那时家境已
经好转，每天早餐后可以领到五六片又甜又脆的饼干，让我们一路走一路吃。
这就是一天中很让人高兴的一项节目了。我们从家到学校大约要走十分钟，
得过两次马路。我很快就把饼干吃完了，妹妹舍不得吃，总是像蚕宝宝吃桑
叶那样沿着边缘一点点啃，过马路时总还剩下三四片。她年纪小，胆子也小，
不敢一个人过。我到那时必定以不带她为威胁，要她“上贡”一片饼干。她
从不肯，到犹豫，到作出决定，必然有一番思想斗争——每天如此！但最后
总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单从一两片饼干看，事情不值得一提，但就儿童心灵
上所受的折磨来说，则是与一个无辜者受冤狱相差无几。记得马克·吐温还
是谁说过，小孩有时也很残忍，可以成为十足的恶棍。我当时的所作所为，
就和现在乱设关卡敲农民竹杠的地头蛇们没有什么区别。
妹妹逐渐长大，进了中学，又进入大学。但毕业后境况一直不算顺利，
总是在偏僻的小地方转来转去，所学的专业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机会。直到80
年代初，才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学里落下了脚。但时机毕竟错过，直到快退
休才评上副教授。其实据我观察，她既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又是个天生的教师。
后一方面我特别不行，上了讲台，半小时内就能把全部学问倾吐殆尽，再下
去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摸爬滚打一路奋斗过来，虽然落下个遍体鳞伤，
但处境怎么说也比她强一些。虽说人人生来平等，这不过是个理想，在实际
生活中还是很难实现的。
我与河南
由于在《南阳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有人便以为我与南阳有
什么关系。其实什么关系也没有，我甚至还无幸拜访过这块宝地。不过，我
与河南省倒确实有些因缘。
“文革”期间，我们社科院（当时叫“学部”）在河南息县建立了五七
干校。后来，全体人马又都拉到明港军营里“集中搞运动”。因此我也足足
吃了两年河南的五谷杂粮，饮了两年的河南水。日子一长，河南话在我听来
分外亲切，让我感到像说这种话的农民一样淳朴、厚实。当然，那两年里，
宿舍窗户上的铁勾常被拧走，门口水桶里的水勺往往不翼而飞，地里的庄稼
也会被提前收割掉。这不免使下来“接受再教育”的老九们感到难以解释。
但也正是多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使老九们对中国基层的真实状况有所
了解，看问题不再从书本从概念出发。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未始不是一种
“再教育”。
我曾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吉普，送昏迷不醒的老同事庄寿慈去信阳的医
院。头天晚上，他和“五七战士”们被指令到禾场上去看样板电影。戏散时
坐在小马扎上的他再也起不来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几天直到他的家属从外
地赶来。社科院有不少同志将自己的骨灰留在了河南，他便是其中之一。庄
寿慈同志是个优秀的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从事文化工作，人品极好，
至今还常有人念叨他。
“文革”后我只回过河南一次，那是在1987 年。当时河南大学外语系让
袁可嘉、朱虹和我去开封讲学。我们所讲的——至少是我所讲的——学生们
并不感兴趣。据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练好外语口语以便出国。但学校方面由
于某种原因特别热情。临走还蒙校长李润田颁给我们一人一张“兼职教授”
的聘书。说来惭愧，我后来再也未曾为河南大学出过什么力。那张聘书至今
还存放在我的柜子里，时时提醒我自己还欠着河南大学也是河南老乡一份情
呢。
三学俄语
解放初期青年人学俄语成风，我亦不能免俗。
回想起来，我学俄语也曾“三起三落”。
第一次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当时大学尚未复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便看广告进了一个俄语“速成补习班”。地址记得是在陕西南路一带的一幢
花园洋房里。院子大门旁钉着一个“苏侨协会”的牌子。教师只有一位，显
然是我们从小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