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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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间，我去了一趟青岛。她的变化之巨，几可让人晕眩！昔日如画的风景只蜷缩在以八大关为中心的城南，其中又多是早年德国人留下来的建筑。现在开出了以东海路、香港路为骨架的城东新区，到处是高楼连云，绿茵盖地，鲜花竞彩，雕塑庄严。构思精美的五四广场、音乐广场，恍如珠环玉佩镶在了长达15公里、沿海的东海路上，有海风来时，你或许能听到新区的一片叮咚之响……
青岛的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举国知名，毋庸再说。此外园区经济发展迅猛，青岛已有31个工业园，如日本工业园、韩国工业园、海尔工业园，以便于企业集约经营和经济能量的集聚。
俞正声在青岛呆了七年，先当市长，后做书记三年。尽管此后他调京任建设部长又几年，但我每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们都会津津乐道青岛的巨变，很大程度上是在他这七年里干出来的。他刚来时，搞房改，又提高水费，虽有补贴，但习惯了大锅饭的市民们亦不满。他走时，青岛的工资水平总体上翻了一倍，老百姓由此没有不信服“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上了一位姓韩的女师傅的车去机场，我告诉她，现在俞正声在湖北当省委书记，她一句话脱口而出：“这真是湖北人的造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1）
胡平：江西与湖南具有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不但两省的人口有割不断的亲情血缘，彼此一直来往，而且山水相连，地理条件也惊人地相似：北方都濒临长江，且都有一个大淡水湖，即鄱阳湖、洞庭湖，东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环绕，且共有罗霄山脉及南岭的一部分。然而，两省的社会发展轨迹却迥然有别。历史上的江西辉煌一时，海内称雄，而湖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发展迟缓；近代以后双方角色发生急剧转换，湖南如美少年般迅速崛起，铁肩担当，享誉天下，而江西则龙钟老态，自怨自艾，鲜有作为。据我所知，这一情况曾引起不少大家如梁启超、熊德基、谭其骧等先生的注意，遗憾的是他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对此问题抉幽烛明，考镜源流。
历史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入现代后，湖南、江西，同为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里最早举着火把与红缨枪从煤窑、茅屋里冲出来的兄弟。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20余年，两省除了各自背负着苍茫的历史巨影而显得有些举步维艰，又面临着中部地区急欲发展的共同尴尬。现在——当我们决意打破这不东不西的尴尬，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结束中部一度弃妇式的哀怨，去唱出洞庭风潮的激越、鄱湖烟云的雄阔时，毋庸置疑，相邻的两省恰似对峙的两山，彼此间都在天光下不动声色地较着劲，暗影中彼此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但我以为，读者们在本次访谈里亦可看出——与此牵绕不散的，彼此间肯定还有一份来自历史深处，或者说是遥远血缘的关切……
朱翔（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2001年的人口是6；562万多，人口总数在全国排第7位，人口密度在全国比较高，平均每平方公里310人。GDP产值是3；987亿元，大概排在第12位，本来排在第11位，后来福建追上来了。湖南的人均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是人均800美元左右，湖南是人均600美元左右，大概低了五分之一，排在全国第17位。湖南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16位，人均寿命排在第19位，总的来讲湖南比中等发达省份要差一些，总体实力却还可以，主要是因为人口多。湖南的行政区划共有72个县，29个县级市，14个地（州）市，5个经济区，现在14个地（州）市全部改成了地级市。
湖南在历史上开发得比较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湖南只有三四十万人口，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大迁移以后，才陆续得到开发，人口也逐渐多起来。三国时期湖南出过几个人物，比如黄忠在这里驻守过长沙郡，孙权在岳阳（巴陵）当过官，还有那个挨打的黄盖是湖南人，三国后期的蒋琬也是湖南人。屈原是湖北人，但死在湖南。湖南在历史上大批出人才的时期是在近现代，晚清以后形成了湖湘文化，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湖南出的经济人才不多，近百年没有出过一个大资本家，主要是出军事人才、政治人才，像10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10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57位上将中有19位是湖南籍。湖南出人才有几个高峰期，一是湖湘文化繁荣的时候，湖湘文化重儒轻商，多出文史哲人才，像王船山、魏源、陶澍，商人没有地位。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像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这批人。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出了很多革命家。湖南的人杰主要集中出三乡，即：湘乡、湘潭乡、宁乡。湘潭毛泽东一家就有七八个，湘乡出了陈赓、曾国藩等人，宁乡出了刘少奇等人。湘东的山区也出人才，像李立三是醴陵的，谭震林是攸县的，王震、张震、杨勇、彭佩云都是浏阳的。湖南还出英雄人物，像雷锋是望城的，罗盛教是新化的，向警予是溆浦的。湖南可能是中国近百年出革命家、军事家人数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四川，湖北和江西可能还要排后一点。
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2）
江政华（湖南省委讲师团教学辅导处处长，副教授，硕士）：先秦时的楚国还比较强大，当然主要是长沙一带，其他地区还很落后，特别是湘西、湘南，历来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有“瘴疠之气”，是“武陵蛮”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近这些年湖南连续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先是长沙出土的三国时的，后来是龙山出土的战国时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交通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大发现，这一切可说明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那要发展就非常困难，甚至无从谈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况就是这样，从“天时”上看，虽然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却游离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临安（今杭州），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区。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那时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没有什么地位。从“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没有一点区位优势。当时由北向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徽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这样就更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
从“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 5；783 名，属于湖南的只有 57 名，仅占其中 0。98％ ；又如明代科举人物，湖南人中进士 427 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9％，状元1名，在全部 89 名状元中，仅占 1。1％ 。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别是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大战乱，更是导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芜，这是历史上湖南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据历史资料及民间传说，元朝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很严酷，别的不说，仅准许几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就可见一斑。所以，汉人的反抗非常强烈，湖南地区亦然。后来红巾军在江淮流域起义，其中的陈友谅部队就主要活动在湖北、湖南一带，湖南有不少人参加了。以后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激烈水战。有一次还打得朱元璋落荒而逃，被围困在康郎山，情况非常狼狈。军师刘伯温宽慰朱元璋说，这里有“糠”，那么“猪”就有活路。后来果然在山上挖到了粮食，大批人马转危为安。多年相争的结果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坐稳江山后却来报复曾经支持过陈友谅的湖南人。朱元璋曾派军队三剿湖南，其中一支是从新疆调来的军队。“文革”前，北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据说就是这支军队的后人，他的籍贯是湖南桃源，却是维吾尔族。经过反复围剿，湖南人死的死，跑的跑，结果造成湖南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据说那时候路上丢了钱袋，过几个时辰走原路回来，钱袋还依旧在那里；许多田地也因多年没人耕种，长起了合抱的大树……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我认为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移民因素。由于湖南开发较晚，从五代开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宋元两代已成风气。三剿湖南之后一方土地总不能一直荒芜下去，官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时移民湖南达到高潮，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也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此后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渐趋于平缓。据统计分析，历史上迁入湖南的移民来自全国16个省市，其中来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区主要的姓氏毛、罗、李、周、彭、庞、刘、苏等，都来自江西，邓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为江西人，这一切有史为证。我们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从江西移来，到我父亲这一代，还经常唱山歌：“我们从江西搬过来，传了十八代……”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来自江西什么县，族谱上只写了来自“江西大叶（音）树土地”，可能是一个旁边有棵大树的土地庙。为什么不准写从江西何县何村来呢？当时是强迫移民，江西人不愿来，怕你们去寻根，不安心呆下去。
当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开发比湖南早，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移民素质比湖南土著人高，我们老家的房屋与当地土著的风格就不一样，有山墙，讲风水。前些年报道的湖南岳阳山区的张谷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个姓张的风水先生建的，整个村呈八卦图形，很有意思。当地土著人一直发展缓慢，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姓朱的土著村子，一两百年过去，还是二三十户，一百多人，而我们在桃源的江姓已经发展成三个大村落，有一两千人，大家彼此间时有走动。移民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迁入湖南不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三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3）
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
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慷慨就义，为中国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说“唯楚有材”并不符合古代湖南的历史实际，那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群雄并起的局面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导组建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四分之一强；同盟会最初两年有会员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人黄兴和蒋翊武，之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再如，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数量之多，进出国门之频，均为各省之冠。根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六分之一；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则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6。8％。仅平江一县，在国共两党少将以上军官中就有1000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