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_冯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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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文章需要寂寞，文章自古憎命达。生活在低处，生活在边缘，才能对现世若即若离，不助不忘，保持神智清醒。当宣传部长，给高力士写传，成不了文学大师。被贬边陲，给街头三陪写传，离文学大师近了一步。塞林格躲进深山，性欲难耐时才重现纽约街头，报摊买本三级杂志，给杂志封面上着名的美人打电话：“我是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要和你睡觉。”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20世纪80年代就回国了，他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热力学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2002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五年祭。小波生前寂寞潦倒，死后嘈杂热闹。这些年，这些天，报纸杂志互联网拼命吹捧，小波的照片像影视名人商贾政要似的上了《三联周刊》的封面，一帮人还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我这个本来喜欢小波的人，开始产生疑问：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我也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艺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比如我们可以夸《北京故事》真情泣鬼神，但是不能夸它文字好。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像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卒读。几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书给我的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分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发现小波之后，我很快就不看了。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我还是喜欢看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
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小波的早逝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现代汉语文学才刚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小波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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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永远的劳伦斯
英文书念得多些的中国人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越？我个人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睡有屋食有肉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酒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千古幽情。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耐读。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几乎无一不可被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却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最强烈地来自劳伦斯的文字。
劳伦斯生于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死于肺痨，终年44岁，是本世纪文学史上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人物。他上接狄更斯、哈代，下启詹姆斯、福克纳，是近、现代文学的连接人。最重要的作品有：《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之作，小说旧瓶子装新酒，篇章结构不出维多利亚小说窠臼，但是社会背景已经不再重要，人物心理开始唱主角。小说写尽恋母情结，有些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儿子，同妈妈的联系绝对不止是一条脐带，一把剪刀不可能剪断。没有情人，他们不能长大，情人的作用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离不开妈妈。美国现代图书馆的20世纪百部小说排名上，《儿子和情人》远远比劳伦斯其他入选小说靠前，看来酒还是比瓶子更重要，老实作文比故弄玄虚更有效。没准百年后念中文的人偶然记起琼瑶，只是因为《窗外》。《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松散的三步曲。记得第一次读《虹》的时候窗外雨疏风骤，几十页书念得我心惊肉跳，我忽然发现有些人闲了，可以想出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说中的女人，让我想起交配后要杀死雄性伴侣的雌性昆虫。
劳伦斯是能于无声处听见惊雷的人（昆德拉是另一个）。人最大的悲剧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啸，而在他的内心。劳伦斯临死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残酷的朝圣之旅）。或许就是这种苦难，这种对自己的心灵绝不放过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中国文人最吃不得的是心苦，讲究的是寄情诗酒，内庄外儒，心态平和最重要。或许，文章的区别，中文和英文的区别，说到最后还是人的区别。但是我没有道理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字，不吃苦，体会不到苦难，写不出苦涩，一个作家永远成为不了大师。
谈劳伦斯，不能不提他的最后，也是最遭非议的一部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遭非议是因为性爱描写，但是它成名篇并不仅因为它。小说主题重大：人，性，自然，工业，异化。
但是，现在是20世纪，不少人已经觉得劳伦斯假道学，充满基督式说教。要是亨利·米勒写人格异化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上面的一段文字就会被一句话代替：“当你烦躁迷茫的时候，操。”（《北回归线》“when you feel confused；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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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难能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亨利·米勒是我了解的文化人物中，元气最足的。
从古到今，有力气的人不少，比如早些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晚些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中国的写一百七十万字《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和写二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这些人突出的特点是体力好，屁大股沉，坐得住，打字快，没有肩周炎困扰，椎间盘不突出。他们的作用和写实绘画、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差不多，记录时代的环境和人心，有史料价值。
从古到今，偶尔也有有元气的人，他们的元气可能比亨利·米勒更充沛，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下的痕迹太少，我无法全面了解。比如孔丘，抛开各种注解对《论语》做纯文本阅读，感觉应该是个俗气扑鼻倔强不屈的可爱老头，一定是个爱唠叨的人，但是，当时没有纸笔，如果当时让孔丘直抒胸臆，现在大熊猫一定是没有竹子吃了，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没有王八汤喝了。耶稣对做事的热情大过对论述的热情，不写血书，只让自己的血在钉子进入自己肉体的过程中流干净。佛祖可能在文字身上吃过比在女人身上还大的亏，感觉文字妖孽浓重，贬低其作用：如果真理是明月，文字还不如指向明月的手指，剁掉也罢。晚些的某些科学家，想来也是元气充沛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热爱妇女，写的散文清澈明丽，可能是受到的数学训练太强悍，成为某种束缚，他最终没能放松些，多写些。
亨利·米勒是思想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真正的思想者，不讲姿势，没有这些故事、悬念、人物像血肉骨骼一般的支撑，元气剽悍，依然赫然成型。既然不依俗理，没有系统，亨利·米勒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在一些支持者眼里，亨利·米勒的每一页小说，甚至每十个句子，都能成为一部《追忆似水年华》重量级的小说的主题。外国酒店的床头柜里有放一本《圣经》的习惯，旅途奔波一天的人，冲个热水澡，读两三页，可以气定神闲。亨利·米勒的支持者说，那本《圣经》可以被任何一本亨利·米勒的代表作替代，起到的作用没有任何变化。别的思想家，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添加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层砖瓦，然后号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亨利·米勒不需要外力。一个小石子，落在别人的心境池塘里，智识多的，涟漪大些，想法多些；智识少的，就小些，少些。亨利·米勒自己扔给自己一个石子，然后火山爆发了，暴风雨来了，火灾了，地震了。古希腊的着名混子们辩论哲学和法学，南北朝的名士们斗机锋，都有说死的例子，如果把那些场景记录下来，可能和亨利·米勒的犀利澎湃约略相似吧。
亨利·米勒是文学大师。崇拜者说，美国文学始于亨利·米勒，终于亨利·米勒。他一旦开始唠叨，千瓶香槟酒同时开启，元气横扫千军。亨利·米勒是唯一让我感觉像是个运动员的小说家，他没头没尾的小说读到最后一页，感觉就像听到他气′ 吁吁地说：“标枪扔干净了，铁饼也扔干净了，铅球也扔干净了。我喝口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在一秒钟的时间里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的文字像是一碗豆汁儿和刀削面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几年以后，我进了医学院，坐在解剖台前，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如皮球般僵硬的人类大脑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管理实验室的老大爷说，这些尸体标本都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现在收集不容易了，还有几个是饿死的，标本非常干净。我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胸中肿胀。那时，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前面，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在瞬间，我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反过来决定我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亨利·米勒一辈子思考、写作、嫖妓。他的元气，按照诺曼·米勒的阐释，是由天才和欲望构成的，或许这二者本来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我听人点评某个在北京混了小五十年的老诗人，其中有一句话糙理不糙：“流氓，每个有出息的人小时候都或长或短地当过，难得的是当一辈子流氓。”这个评论员说这番话的时候，充满敬仰地看着老诗人。老诗人喝得正高兴，下一顿的老酒不知道在哪里。他二十出头的女朋友怀着他的孩子坐在他的身边，老诗人偶尔拍拍他女人的身体，深情呼唤：“我的小圆屁股呦。”
亨利·米勒讲起过圣弗朗西斯，说他在思考圣徒的特性。anais nin问为什么，他对anais nin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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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小猪大道
猪和蝴蝶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
我喜欢猪早于我喜欢姑娘，我喜欢蝴蝶晚于我喜欢姑娘。猪比姑娘有容易理解的好处：穿了哥哥淘ì 下来的大旧衣服，站在猪面前，也不会自卑。猪手可以看，可以摸，还可以啃，啃了之后，几个小时不饿。猪直来直去，饿了吃，困了睡，激素高了就拱墙壁，不用你猜它的心思。猪比较胖，冬暖夏凉，夏天把手放到它的肉上，手很快就凉爽了。猪有两排乳房，而不是两个。等等这些好处，姑娘都没有。
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t46，庚申猴）的时候，由于只发行了三百万张，半年就从八分钱的面值升到两块。那时我上小学，才学了算术。我和我老妈算：全国十亿人，三百多人才轮上一张猴票，这三百多人里就有三十来个属猴的，猴票的价格还得涨。我老妈给了我两块钱，放在贴肉的兜里，叫我去黑市买猴票。我在崇文门邮市买到猴之后，在王府井附近一个工艺品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个猪造型的存钱罐。造型独特，我从没见过。青底青花，母子猪，大猪在下面驮着上面的小猪，两头猪都咧嘴乐着，小猪背上开了一个口子，钢儿就从那里进去，标价两块。我立刻觉得，同是两块钱，比猴票值。一，两个猪比一个猴，多；二、培养攒钱的好习惯；三，那个大猪身材像我老妈，大腿粗，小腿极细。我跑到东单邮电局邮市，两块两毛卖了那张猴票，买了母子猪存钱罐子，又买了一根奶油双棒冰棍。我告诉我老妈，我老妈夸我算术学得好，日回报百分之十，这一天过得有意义。
又过了两年，庚申猴票涨到十块一张了，母子猪存钱罐满大街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