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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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萨尔曼身边时，他对着我微笑，摇头不已。他说：“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跟我说，‘你还好吗？’我说，没事啊，我还好。他说，‘好，好，好。’”萨尔曼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们依次坐下，维迪亚、比尔·布佛跟我，坐在那顶大马戏班帐篷下的舞台上。观众不少，不过，还是有种狗展的气氛。我们应邀表演，站在两只后腿上独立步行，跳圈圈，好让读者大开眼界。布佛说：“对谈后的发问时间，你们打算怎么进行？”
维迪亚说：“不回答任何问题。”我笃定确知他深恶痛绝这类活动，不过，既然是他自己答应在先；可不是我掐着他的脖子逼他这趟浑水的。他的一般理念就是：“作者不可先行于作品之前。”或是更有甚者：“作者自当隐形遁世。”书籍才是重点。不过，眼前一本书也没有，只有座无虚席的帐篷里，一张张瞠目瞪视的脸庞，以及一种提讯审问的况味，台下每一张脸都像是一颗炽亮的灯泡。
比尔散漫杂芜地开场──他提到我的新书时，维迪亚就懊怒地坐立不安──比尔说：“保罗，你比维迪亚年轻二十岁，”最后问了一句：“身为一位作者，维迪亚给了你什么呢？”
我谢过他，然后说：“比尔，我要先提出两点更正。我并没有比维迪亚年轻二十岁。我今年五十五，维迪亚六十四。我们认识在三十年前，当时，我确实感觉自己比维迪亚年轻了二十岁。当年，我感觉非常年轻。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位年长得多、智能得多、经验也比我丰富太多了的人。”
维迪亚静坐一旁，冥想出神。他一言不发，我们上台之前也几乎未曾交谈。他穿着一件暗色西装外套，底下套着一领毛衣，暗色毛线长裤，深色的皮鞋。他似乎听得很仔细，而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而你问到他给了我什么？”我说。“我以为，他给了我一切。最主要的是，他给了我自信，让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他说，每个作家都不一样，如果你写得好，就可以独领风骚。我一定要写自己的书，不能模仿别人的作品。我的创作一定要出自内心，而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个下笔的理由。”
向左看，我可以瞥见维迪亚在点头。要我先起头对话，让我心生不悦，而且，我也觉得自己越讲越没章法。
“1966年，我初次结识维迪亚的时候，我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维迪亚是我遇到过的作家当中，第一个负有完整的使命感，完整的自我意识，对他自己与对他的小说，坚持着绝不妥协的态度。假如他立下了一条规矩，他就会彻底遵守到底。他说，作家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他问过我一次，或是两次：‘你确定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确定你一定要当个作家吗？你确定你一定要过这样悲惨的生活吗？’当时，我才二十四岁。我说：‘我豁出去了。’”
一场文学对谈（2）
维迪亚坐在我身旁，距离近到我可以听见他一丝不耐的叹息──或许，只是他在费力地喘气调息。虽说他坐得这么近，他的眼神却不落在我，抑或观众身上。他落座自成一种角度，让他仰首望天，而他身边另外一端，比尔·布佛倾身跟他交谈──对着他的肩膀，因为维迪亚始终侧身不愿面对他。他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他宁可身在他方。
比尔开始再问我一个问题，此时，出于谨慎──因为，维迪亚，这场野台戏的巨星一直缄口无言──我转而跟维迪亚问道：“你曾经写过，‘身为受害者就是悖离常理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维迪亚清了清嗓子开言道：“嗯，我想‘被害者’一词或许已经遭到扩大引申了。我当时只有想到那些在政治上完全无助的人，他们毫无权利，无处申诉，我心里想着：他们总是悖离常理。之前，我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奴役与革命之时，得到这个结论。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我现在在想的是加勒比海沿岸的奴役状态──而作为受害者就是悖于常理。奴隶就是悖于常理的一群人。那是真的。这个字现在已经给引申出广义了。之前，我想到‘被害者’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个字义。我在想的时候，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现实的方式。我不会一概而论的。”
我说：“所以说，你那么说的时候，就不是从现代意义出发的。”
“不，我的意思跟某个窝在大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绝对不一样。”维迪亚说话时带着一股急躁的精力，通常他只有在焦躁易怒时才会如此发作。我已经注意到他局促不安的坐姿，也看得出来，他另有心事。“不，那就是另外一种被害者了。”
观众里有人听他似乎在嘲弄大学而哄然发笑，这段笑声歇落之时，我还是持续着这个话题，想要引他多谈一些。
维迪亚扬首，目中无物，说道：“关于我自己，我不会这么想。我只处理我手边现有的材料，我也不会像这样一概而论。”
我感觉被他顶了回来，也没多说什么，就任凭沉默冷场。轮到维迪亚端菜上桌了。或许他也对：我的问题显示他的不适令我尴尬，使得我企图对他逢迎，讨他开怀。
他趁着四下无声，自信充沛地响笑数声：“抱歉，我不是故意要中断对话的。”
布佛想要挽救这停断了的片刻，说着：“保罗，倘若我可以插嘴的话。昨天晚上我才从纽约飞过来，而我搭火车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你的书。在某些方面，世上再也找不两位作家，像二位的差异这么大，然而，你们还是有些近似之处。其中一点就是，两位都是在英国成为作家，建立文名的。就你而言，维迪亚，你是在负笈英国，在牛津求学之时，才成为一位作家的。而在保罗而言──你，保罗，同样也在定居此地时成为作家。住在英国对你们二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比个手势请维迪亚先回答。
维迪亚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蜷缩在他的椅子里，用心专注，再度抬起目光，对着马戏团帐篷篷顶支架说话。“各位应该要考虑到，”他说，“写作其实是一种体力劳动业。书籍也是具体的产品。书籍要经过印刷、发行、评论、阅读、经销──书本是种具体的成品，是一项商业活动。书本也是工业社会发达后的一种效应。你不可能光是拍拍鼓就能打出一本书来的。”他接着让这句话沉淀下来。“因此，1950年间，我刚刚出道写作时，假如你要用英文写作的话，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作家。就是这里。不会是美国，因为我在美国没有熟人，也缺乏渠道。我只有在这里才有人接应。当然，我也绝对不能待在其他英语系国家，因为，我想他们国内连出版业都付诸阙如。”
他皱起眉头，双臂抱在胸前，看来昂然不屈。“1950年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相同。现在变得相当多。澳洲、加拿大自己的出版业都已经羽翼丰满，印度现在也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出版业了。而每每以外国身分写作，是件非常困窘为难的事情。”
布佛问道：“为什么说为难呢？”
“因为，很少有人能分享你的经验、你的成长背景，”维迪亚说，“我的弟弟，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还跟我说，或许他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真正理解我写的东西的人。至于他尝试写作的东西，我也比一般人要多一分了解，我们有着共同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所要针对的观众、读者，是一群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话，我们就会变型为完全不同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刻意处在真空状态，几乎总是为我自己而写，几乎总是驱除观众，不要预设读者。我感觉，美国作家跟他的美国读者，或是一个法国作家跟他的法国读者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我总是为一些漠视我的材料的读者而写。”
布佛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归千里达呢？”
“你不可能拍拍鼓就打出书来的！”维迪亚高喊着，“就是这么简单。我还能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剧烈地摇晃着身子，故作不解之姿来嘲讽他。“我的意思是，想像地进入──那种探寻。谁会出版你的书？哪些人会想阅读呢？又由谁来评论呢？谁会花钱买书呢？谁要付钱补贴你的劳务呢？那些都不属于探寻。”
一场文学对谈（3）
观众看到维迪亚脖子青筋凸起，火气上升，传出一阵不自在的笑声，布佛捱过笑声停顿后又说，千里达充裕的文化素材当然就是维迪亚的虚构小说的取材来源。
“是啦，是啦，难免吧，因为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手上也就只有这些材料，”维迪亚说，“那也是你二十啷当的时候萦绕胸怀的材料。这一层材料也很重要，因为，那是种完整的经验。年事稍长之后，经验都会修改。不过，那是非常纯真的。”
“关于观众的问题，我只是很纳闷，”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才发展出这种什么人在读你的书的意识？”
“我压根儿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有什么人在读我的书。我很少碰到读过我的书的人，”他说，观众笑了起来。“我碰到过太多太多人，一个劲儿瞎吹乱捧，还能跟我做完访问。”笑浪此起彼落，接着一片死寂。冷场中，维迪亚又微微一哂，说道：“不过，我可没打算再度中断谈话。”
“没的事，你并没有中断对话。”
“喔，那好。”
我说：“可是，现在的写作环境已经变了。”
显然地，他不想对我提问。因此，我只有自屈谦卑的访问者位置，再三提出问题来请求他解释。他的影子再度落在我身上。我介意吗？一点也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占据了整个舞台，面对着一群认真的读者观众。只是，我有预感──是的，预感──维迪亚无意与他人分享舞台。
“而今，你曾经说过，撰写《毕斯瓦先生》一书就像是你的伊甸园，”我说，“我只是想像着某种天堂──当然是要加引号的，特殊意义的天堂。我想，你一定知道你那句话的意思，要不要跟我们再多说明一些呢？”
维迪亚皱皱眉头说道：“嗯，严重的焦虑。严重的贫穷。伦敦超乎寻常的污秽生活条件，尤其是对于像我自己这一类的人。很难找到安身栖息的地方。”
观众一听维迪亚提到自己亲身受到英国种族歧视的妨害，莫不竖起耳朵，专注起来。外界经常将维迪亚看做一个专赏别人闭门羹的势利眼，整天牢骚满腹的抱怨者。
“1958年，奇迹般地，我在史崔特罕山碰到一位女士，她让我住在她的房子的顶楼部分，”他说，“她全天工作，所以，白天的时候，整个房子只有我一个人。对我来讲，这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当时，这本书已经写到第二年了，我也开始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力道何在。我非常非常快乐。出书之后，人家对这本书有什么评语，我都不在乎。”
他讲到这段将近四十年前的写作历程与完稿后的满足快意时，显得十分愉快。我向后坐进椅子里，搜索枯肠，想要再挖出什么问题来请教他。
“而那也的确是我的伊甸园，”他说，“因为那种投入与幸福的单纯洁净之中，有种纯真。过去──你也知道，现代人说不定都忘记了──过去，你出版了一本书，接着就没事了。没有人会来采访你。没有电台访问。没有电视节目。书籍出版以后──就自生自灭。当时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当时没有像现在这种展示作秀的要素。那就是某种纯净。”
我说：“当时，你知道自己在写一本企图宏大的书吗？”
“是的，当时我就知道我正在写一本企图非常恢弘的作品，而这份体认在我心中益发坚定。这本书一开始不过是个概念，我一面写，才一面发展完备的。”
我说：“我想要再多探讨这个话题一些，因为，我曾经读过所有相关《毕斯瓦先生的房子》的书评，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你一点也不在乎书评怎么写。一般书评反应都相当不错，却也不见欣喜若狂。他们乐见这样一本书出版面市。《新政治家》……”
“烂书评！《政治家》上面那篇烂书评。还是我自己的纸头呢！”
“你感觉如何呢？”
“我不在意！”维迪亚洋洋自得地说，“我知道尘埃落定以后，就不会有问题的。我还得安慰我的编辑呢。我总是习惯说，‘算了啦──不会有问题的。’”他想到自己还去安慰编辑，就哈哈笑了起来。“当然，我在美国还得安慰一连串心碎的编辑了。‘没问题的！不会有事的！’假如是女编辑的话，还是哭成泪人儿，说着，‘我们应该要安慰你才对的，结果反而是你在安慰我们。’”
我说：“那是你去印度不久以前的事情。”
他点点头，等着我提出下一个问题。现在，我已经确切就定平庸的访问者位置，而维迪亚凌驾腾空，变身为非常非常有名的受访者，文艺活动的焦点。这样也好：他开心，我也开心。他不想听我，或是任何人，扯些写作方面的废话。那只会叫他厌烦。不过，一谈到《毕斯瓦》，他就活跃健谈起来了。
一场文学对谈（4）
“你写过三本有关印度的书，直接反映你在印度生活与旅行的经验。同一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只写一次，接着就走人了，再也不回头。”
“保罗，当初我就咨询过你，还有其他几个人的意见。我问你说，‘我该再写一本跟印度有关的书吗？’那个主意是从其他源头冒出来的。我问你，而你说，‘时间揆隔了十三年。你应该要再写一本书的。’”
我脑中没有自己说过这样的话的印象。不过，如果我真讲过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在他重返印度与出版《受创的文明》一书上，略略表点功劳。
“那是一本完全不一样的书，”他说，“我第一本写印度的书是非常个人式的反省。那本书──你知道，我们家族在1880年间就迁离印度了。当时我们在比哈尔邦上普拉迪施东北地区，过着赤贫褴褛的生活，饱受兵变叛军跟其他土豪劣绅的蹂躏。印度是个随时叫人发指胆颤的主题。而胆怯焦虑就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第二书就比较客观分析了，因此，书中叙述的距离也就拉开了，而我也只是想要再次前往印度，写一本不一样的书。第三本书中，我已经掌握住这种新的写作方法，旅游书，‘旅游’两个字在这里就有些突兀了。不以你单方面的想像去探索一种文明，而是透过当地人活过的生活经历，摸索出这种文明的形态。”
我说：“对我来讲，最有意思的就是再回到某个国家，再仔细端详那个地方，再写他一次。”
“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也会变，”维迪亚说，“我想要在既有的知识上，添加新的概念。我不想自我重复。我期盼着每一本书都不同于先前经历的纪录。有关旅游书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做得津津有味的，纪录下当地人的叙述与说明，尽可能地贴近事实。好像，我比较偏好这一类的旅游，而不是跌跌撞撞地冒险犯难，再捏造呈现在虚构小说里，写些毛姆风格的小说。”
我意识到该是再提出下一个问题来戳戳他的时候了，就说：“接下来，我还要再请教你一些问题。昨天，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去佳士得公司参观‘印度影像’的预展，有人跟我说，我不巧正好错过了你。”
维迪亚说：“喔，我的天哪。我的秘密全曝光了。”我也知道，这样起头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