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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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的训示。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