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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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和党、社会党左翼以及一些民众一起做出了一个严厉的抉择。6月13日，大约有100名议员退出了议会，从而让政府背上了一个违宪的恶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法西斯人士虽然与墨索里尼有着一些典型的共同之处，但他们却把自己这一举动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时一些平民的做法相提并论，自称是“亚文丁退出”。国王、军队和教皇都动摇了，左翼的先锋们也采取了更加严厉和苛刻的立场，但他们自身的特点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命运。
墨索里尼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迂回包抄。6月17日，他宣布由前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出任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绝妙的决策。费德佐尼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物，由他出任内务部长打消了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怀疑，以及那些旧的精英们对于当前正处在苦恼之中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怀疑。费德佐尼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的顺从态度表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已经同意与民族法西斯党合并了，这也确保了费德佐尼自己不会再搞阴谋策划去妨碍墨索里尼的意志了。
不管怎样，反法西斯人士逐渐发现，他们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时间的推移对他们也不利，他们的许多分支机构都暴露了。到1924年11月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最高纲领主义者，他失望地总结说，“客观地讲”，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是类似的。在法西斯小分队多年不停的攻击之下，工人阶级已经非常衰弱，变成了没有什么活力和目标的“分散的、支离破碎的民众”。他抱怨说，意大利共产党没有什么路线和方法来控制局面。较为温和一些的社会党人对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态度感到很吃惊，但对于他们敦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却充耳不闻。民主党人士乔瓦尼·阿门多拉又退回到了原来的不妥协态度，声称：“我们这些有修养的中产阶级才是意大利最后的希望。”他的这种态度让那些确信自己是为工人或者农民服务的人听起来肯定不会太顺耳。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不在《晚邮报》上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了，虽然有些迟到，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再次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虽然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增加，但报纸的编辑还是没有能够为这场危机提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天主教人士中，斯图尔佐和德·加斯佩里在考虑是否应当取消不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禁令，但是更具权威的教廷发言人宣布，整个亚文丁试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法西斯统治下最黑暗的日子里，反法西斯人士可能会认为亚文丁的经历帮助锻炼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在1924年的环境中，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控制还构不成大的威胁。
更为喧闹的还是法西斯分子自己，当时他们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法里纳奇。他在自己的报纸《克雷莫纳新闻》上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早在6月14日，他就警告说，如果各省的法西斯相信是党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那么麻烦就大了。虽然墨索里尼在罗马发表了多次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出色的演讲，但是法西斯已经不能从“依靠战胜那些被征服者而获得的权利”中回头了。墨索里尼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并且必须背水一战，义无反顾。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自己的口气却有些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思地尽说些听众们爱听的话。虽然为了对付反对派和任何“颠覆活动”的复活，他自己也组织过官方的法西斯集会，但是，当他走出最初的迷惘之后，他便命令他的官员们及时地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特别是法西斯极端分子的情况。他继续谴责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马泰奥蒂，并否认自己个人对此负有任何的责任。他还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一暗杀行动是“野蛮的、没有任何用处的、反法西斯的，并且用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反对墨索里尼本人的。”墨索里尼用任命费德佐尼来向议会下院保证，他还是喜欢“法制”和“国家的和解”的。然而，他还是加上了一点野蛮的暗示，宣称无意“放弃那些我们负有极为神圣的义务并且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原则”。他也向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传递了类似的信息。民族主义者现在已经与其他势力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毕竟，“法西斯主义”是由旧有的各种“主义”组合而成的。他继续补充说：“意大利的法西斯化必须继续进行，但是不能强制性地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
几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政府居然挺了过来，墨索里尼认为是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由党的精英。他宣布，新的意大利在国内和国外都需要和平，但是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尊严、骄傲和纪律”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合作是“可能和值得的，结果是丰硕的。”法西斯主义已经走过了使用大棒和蓖麻油的时代，现在甚至应当表现得温和一点了。“当有一天国家对我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我会平静而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在从银行到外交政策等每个领域里遇到的那么多重大而艰巨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些诱人的话语让类似法里纳奇这样的人更为迫切地感受到，在自己的话语中一定要避免任何“威胁和恫吓”。墨索里尼告诫说：“你不能只摇动一枝橄榄枝，而应当摇动一整片橄榄树林才对。”
但是第二起暗杀却把这一危机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9月12日，法西斯代表及工会主义者阿尔曼多·卡萨利尼在罗马大街上被射杀。看起来，现在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了。法里纳奇立即做出了反应，呼吁适可而止，并要求阿门多拉、阿尔贝蒂尼、斯图尔佐和图拉蒂为法西斯付出的牺牲负责。像他自己这样真正的法西斯已经不能再容忍自己的手被束缚起来了，妥协只可能是别人干的事。他号召各省的法西斯分子支持和拥护自己，并敦促说：“决不能把但丁和马志尼的国家拱手送给列宁。”
有一段时间，墨索里尼反对并顶住了要求法西斯小分队发动“第二波”攻势的压力，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是这么表示的。10月4日，他小心谨慎、虔诚而又带着些明显的军事领导人的精神声称：“一旦哪一天军队变得具有煽动性了，那么国家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此外，他又开始趁机讨好位于米兰的博科尼大学里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了（他还适度谦虚地报怨说，自己至今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做学问的机会）。他还到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米兰资产阶级的一个爱国堡垒——进行了官方的朝拜。另外，他还非常礼貌而得体地对贾科莫·普契尼的去世表示哀悼，称他的音乐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带来了“纯洁而辉煌的荣誉”。在北部许多小城镇里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赞扬当地人的美德。但是，他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在11月11日又一次向议会保证说“拉西主义”正在减退，并且“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违法行为已经不单单是无法容忍了，而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一周之后，他又在参议院半开玩笑地说：“否则，那些反法西斯的派别也可以再来一次‘法西斯’亚文丁退出嘛。”
行动还是要有一些的。到了12月份，急切地叫嚣要采取行动的人已经不止法里纳奇一个了，而有关马泰奥蒂被害一事的司法调查已经触及德博诺和芬齐了，并且墨索里尼自己也再一次面临被控有罪的威胁。另外还有谣言说，法西斯内阁中也发生了公开的意见不一，德斯特凡尼请求辞职，而包括费德佐尼在内的众多由前自由党和民族主义人士担任的部长也都惶惶不安，并且很难控制。法西斯分子中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费德佐尼担任内务部长这件事以及墨索里尼自己无休止的推诿和搪塞上。尽管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的潜在的竞争者提出了告诫，称“意大利只能有一个神话——那就是领袖”，但他还是敦促他的领导墨索里尼尽快吹响发动进攻的号声。托斯卡纳的极端法西斯分子库尔齐奥·祖克特（他的笔名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更为人所知）毫不悔改地对墨索里尼本人发动了进攻，声称“并不是墨索里尼带领法西斯夺得了总理的位置，而是法西斯帮他夺取了权力。”现在，“墨索里尼必须服从各省法西斯的革命意志，要么就把革命赋予他的权力交出来，即使是暂时交出一段时间也行。”
压力在不断地积累，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92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指示各级官员转告所有在家过圣诞节的议员们，让他们必须全部回来参加将于1月3日举行的议会会议，届时总理将发表重要讲话。墨索里尼还试图让公众保持平静——据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说，1925年1月2日，一个来访者在早上9点钟与墨索里尼见了面，并且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但丁散文的高雅优美的风格及其意义。墨索里尼还声称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每天早晨都要读一篇但丁的诗歌，这也意味着他在第二天发表的演讲的内容将肯定会受到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影响。然而毫无疑问，尽管他还在担心国王、军队和旧的精英们可能会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政变做出负面的反应，但他现在已经被说服并已下定决心要公开地解决危机了。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3）
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言辞非常激烈，把反法西斯的“亚文丁联盟”的行动谴责为“从其目的来看是一次违反宪法的退出，一次不能接受的事变。”墨索里尼自己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聪明人，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并且完全不在乎利益的得失。”如果他想建立一个切卡，那么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不管在6月份里有什么样的阴谋，现在“我对议会和全体意大利人民宣布，我，一个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有政治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如果这些暴力活动的爆发是特殊的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也应当对此负责，因为从开始主张参加一战一直到现在，是我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并创造了这一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又宣称：“当两股无法协调的力量相遇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武力。”墨索里尼说完这些话沉默了片刻，这时一位竞争对手注意到，法里纳奇带头第一个大步穿过议会大厅走上台握住了墨索里尼的手。1925年1月3日，马泰奥蒂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宣告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
言辞之后就是行动。1月12日，国王批准了墨索里尼的新内阁。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一些人离开内阁，主要是自由党人士。到了8月份，墨索里尼自己已经集总理、外交部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民航部长于一身了。后来，他又兼任了社团部长（1926年～1929年）、殖民地部长（1928年～1929年）和公共事务部长（1929年）。此外，1926年11月，墨索里尼又重新把内务部长这一职位抓到了自己的手中。这种权力的轮回有它独特的一面，身兼数职并不是巩固个人权力的最为明显的途径，希特勒和佛朗哥从来都没有像墨索里尼这样做过。当然，墨索里尼兼任的众多部长职务的绝大部分日常工作都是由副部长们来做的，而这些副部长职务绝大多数又是由法西斯分子担任的。例如，格兰迪从1925年5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巴尔博从1926年11月起担任民航部副部长，泰鲁齐、比安基和阿尔皮纳蒂都先后担任过内务部副部长（比安基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共事务部副部长），琼塔担任副总理，博塔伊则担任社团部副部长，就连已经从马泰奥蒂事件中脱身的亚历山德罗·莱索纳，迪诺·阿尔菲耶里以及德博诺也在其他部门担任了副部长。从1925年7月起，朱塞佩·沃尔皮接替德斯特凡尼担任了财政部长。此人曾奉行焦利蒂的路线，以前是一个中立主义者，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最终被阿门多拉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总督，从1922年10月起，他也开始甘心情愿地为法西斯效命了。通常，独裁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实用性的特点，例如，沃尔皮直到1923年7月才加入法西斯，但他却声称自己早在1921年1月就已经是法西斯的成员了（他还夸口说，1922年，自己曾在46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后来担任殖民地部长的莱索纳逐渐地扮演起了墨索里尼与阿尔巴尼亚政客艾哈迈德·索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角色。从1925年1月起，已是总统的索古又在1928年成为了国王索古一世。作为对莱索纳在行贿和外交方面的技巧的回报，法西斯党的历史上也对他进行了记载。
随着政府职位的变化，法西斯党内部的管理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经受了马泰奥蒂事件的阵痛之后，1924年8月，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包含15个成员在内的紧急情况指导委员会。1925年2月12日，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为民族法西斯党惟一的书记，并且宣布将在党内肃清腐败分子、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一心想发迹的人和玩世不恭者。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这位新上任的党的书记下令说，法西斯党各地方上的争论必须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政府工作的声誉”。墨索里尼任命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法里纳奇为法西斯党的书记是为了加强对各地方法西斯党的控制，这是一种“让贼来捉贼”的方法。法里纳奇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内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墨索里尼却掌握了他受贿的事实和其他一些弱点，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他。墨索里尼后来还多次使用了这种手段。法西斯党在经过肃清之后又经历了大的扩张：在法里纳奇的管理下，党员人数在1924年下半年减少到了不足60万，但1926年又猛增到93．8万人。民族法西斯党的大门再次敞开了，那些有眼光、能够认识到加入法西斯党的好处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认识到打算长期执政的墨索里尼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都纷纷加入了民族法西斯党。
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与法里纳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反映出了法西斯政府和他的领导人的许多问题。法里纳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得到了诸如马拉帕尔泰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法西斯革命者的认可，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普雷齐奥西和他的报纸《意大利生活》也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法里纳奇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他最高兴做的事就是谴责对宗教的虔诚，还喜欢对任何礼貌和庄重进行嘲弄。他在法西斯政权中担任主要职务几乎一直到法西斯灭亡，并且坚定地支持与纳粹结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法里纳奇更像是一个坦慕尼协会的成员，而不太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在法西斯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角色，并且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杜米尼和杀害马泰蒂奥的凶手辩护，但他既不是一个希姆莱，也不是一个戈培尔。除了他自己，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不会发自内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