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0-谍影重重情深深(犯罪推理小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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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民开导他：“你放心，我们不会为难你，你说出来我们绝对保密——反正刘黄光也已经死了，不可能再报复你。”猴子眼里闪着泪花，痛苦地说：“对，三千块，是我老婆送的！没想到刚干几个月……”
袁世民问徐杰：“听说现在的管事犯是犯人选出来的，你们这里也这样吗？”
“这也是这几年才兴起的一种制度，目的是防止象刘黄光那样的人捞黑钱。这种制度象其他新制度一样，开头大多只是一个形式，但现在的监区级领导都比较年青，上进心很强，这种制度正在慢慢地完善充实，明码标价卖轻松岗位的现象应该少了许多，具体的情况我当然不可能完全清楚，但轻松岗位上的犯人越来越少，涉黑涉毒和死缓无期的犯人在轻松岗位上几乎绝了迹，便是很好的说明。”
林洋洋不想让徐杰多谈这些敏感的问题，问猴子：“黑猪给了刘黄光大概多少钱？”
“这个可说不准，刘教……”他看了一眼徐杰，见他抿着嘴笑，眼里并无威胁的恶意，大胆地继续说：“这人其实挺贪挺黑的，黑猪跟了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有时也这么发牢骚。”
袁世民兴奋地问：“黑猪也这么认为？他是什么时候说？”
“有一次喝醉了酒，他咕嘟地这样说了一句，还有一次……”他抬眼看了一下三个警官，又低下头，犹豫着不说。
徐杰以温和语气鼓励他：“猴子，你应该了解我，不可能故意为难你的。我可以保证，你说的话，我绝对不会讲出去，他们两个人更不会讲。你把你的心里话、想发的牢骚都发出来，心里会舒服一些，再说，如果你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破了这几件大案，我们也可以给你加分，甚至记功减刑。”
第四卷 第十八章 第二节
猴子抬头鼓起勇气说：“还有一次，黑猪说：‘他妈的，刘黄光真是太黑了，竟要我给他出八万，简直是在放我的血……又不能全怪我！’另一个人问他什么事，他没有全醉，说现在不能讲，等出去后再说。我当时听了不太相信，后来听八监区的一个人说，有一次刘黄光和黑猪在值班室喝酒，有人在值班室里放了一个窃听器，将他们的私话醉话全都录下，敲诈了一笔大钱……”
林洋洋惊问：“窃听器？值班室里有窃听器？你见过那些东西吗？”
“听说那些东西很小很小，一般人难以看到更难以买到，因此开头我也不相信，但后来还是相信了。”
袁世民努力掩盖着惊喜问：“为什么？八监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怎么知道的？”
“他叫黄培军，外号叫‘大胖子’，和黑猪是死党。他们一起喝酒时，黑猪说监狱里面有窃听器，大胖子开头也不相信，但后来左科长抓了他一次赌，搜走一万五千多块钱，他终于相信了。”
袁世民追问：“为什么？”
“他和其他一些人分析，左科长之所以能准确地知道他们藏钱的地点，肯定是他听到了什么，但他们只有两三个人打牌，什么都封得很紧，不可能有人泄密。他们左分析右分析，最后认为他可能是放了窃听器。”
袁世民和林洋洋惊喜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徐杰很奇怪地看了他们一眼。袁世民问：“刘黄光和黑猪死的那天晚上，你发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
“那晚我大概是十点左右睡的，后来迷迷糊糊地听到铁门的声音，这样的情况太正常了，没太在意。凌晨三点来钟，我见值班室的灯还亮着，以为他们又在喝酒，习惯性地偷看一下，没想到竟闻到了血腥味……”
“习惯性地偷看？”林洋洋插话：“那你是不是经常偷听？”
猴子自知失言，脸红了，低头不语。
袁世民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刘黄光有没有情妇？”
“有，肯定有！他情妇的哥哥在这里服过刑。”
袁世民身子前倾，惊喜地急问：“她哥哥叫什么？”
“叫周军，周老头子，以前也是我们监区的一个事务犯，他走了我顶他的班。”
林洋洋问：“周军的妹妹叫什么？你知道他们租房的大概位置吗？周军现在可能在哪里？”
“我好几次听见刘黄光对着电话里肉麻地叫小敏小敏，估计周军的妹妹就叫周小敏；他们的租房在哪里，我一直在偷听，但没有听到。周老头子释放后，可能到深圳打工去了，再没有到监狱来过，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袁世民问：“还有别的情况吗？”
“暂时没有了。”
“猴子，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等案子破了，我建议监狱给你记功减刑。”他很满意地站起来，把一包只抽了几根的好烟给了他。猴子慌忙站起来，躬着腰双手接着，连声说谢谢。
他们从六监区出来时，球赛已经结束，偌大的高墙大院内又恢复了宁静。宽广的操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整个监狱鲜花绿草，整整齐齐，看了很舒服。
“假如没有高墙电网武警岗楼，这里真象一个优美的学校！”林洋洋感叹说。
“的确，从硬件来看，很多中学还不如这个监狱。这里面有图书馆，专门的教学楼，阶梯教室，烧柴油的整洁食堂，档次较高的操场，房顶的蒸汽热水缸等等。罪犯的生活也不象一些电影里所描述的，或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餐餐都是萝卜白菜、南瓜汤，没有什么油水。事实上，他们每周都要吃两餐猪肉两餐鱼或者鸡、油豆腐、鸡蛋等荤菜，就象刚才猴子所讲的。鲁再国当副监狱长的时候，在这方面抓得很紧。”徐杰又不失时机对外宣扬中国现代文明监狱的进步和好处。
袁世民迅速抓住关键问题问：“鲁再国……你觉得鲁再国这人怎么样？其他干警和犯人对他的评价又如何？”
“无论在普通干警还是在广大的犯人中，对鲁再国的评价都不错，象我这种不趋炎附势的人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你就可以想象。”
林洋洋问：“这个人贪不贪？作风上有没有可能产生什么问题？”
徐杰说：“在监狱大多数人的眼里，鲁再国是一个非常清廉作风很不错的好领导，至今我还没有听到哪个人说他贪了多少钱，养了什么情妇。假如硬要找出他的什么缺点，就是他这个人过于严厉，不留情面，胆子太大，象批准左光辉那个冒险计划那样，因而他也得罪了不少人，另外，他离了婚，喜欢喝酒，对他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我怀疑，这一次有人在陷害他，并且还没有完。”
“有人陷害他？还没有完？你有什么根据？”林洋洋惊问，复杂的表情似乎又在怪他信口开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是杀死周进兵何志同并打伤左光辉的最大嫌疑人，因为只有他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我和其他许多干警，包括很多犯人，都认为他不可能是这种阴险残忍的凶手，至于为什么那个真正的凶手能如此准确地知道周进兵的越狱计划，也许……也许……”他有所顾忌地看了一眼林洋洋，被她期待的目光所鼓励，大胆地说：“俗话说，隔墙有耳，既然高墙内的值班室里有窃听器，也许鲁再国的办公室里也有这种可怕的东西。”
“你是说，鲁再国的办公室里也有窃听器？”袁世民惊喜地拍了一下徐杰，大声说，把其余两人吓了一跳。
“为什么不可能呢？监狱领导的办公室里出现窃听器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因为晚上只要套开办公室的门就可从容不迫地安装，比在人来人往的值班室里更方便，而且那里面的秘密更值钱。”
“对啊，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林洋洋也惊喜地说，眼里放出光彩。
袁世民赞许地说：“小徐，你的分析能力不错嘛，也可以干刑警。”
徐杰高兴地说：“我仅仅是猜测而已，究竟是不是，那要你们去印证了。当刑警我可不是这样的料，我不敢冒险。”
袁世民说：“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可以说是找到了多个突破口！中午我请客，下午再查黄培军和周军的档案。”
徐杰拿出手机看了看，说：“12点多了，到我家里吃点算了吧，冰箱里有菜。”
袁世民笑道：“那好，我就不客气了，今天看你这个准妹夫的手艺怎么样。”
徐杰和林洋洋不好意思起来。袁世民继续说：“小徐，等我们把这些案子破了，你们就办酒；洋洋嫁给你，我们很放心！”
徐杰因为林洋洋的领导赏识他而狂喜不已，红着脸说：“那我先谢袁队了！”
第四卷 第十九章 第一节
秦长江和潘文海的来访，又勾起刘黄光遗孀李秀贞的伤心往事。他们同在一个厂里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后来该厂的效益江河日下，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窘，好在刘黄光的父亲还有点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刘黄光调到红山监狱。监狱虽不是一流的行政单位，但比频临倒闭的企业无论如何强多了。
刘黄光刚刚进去的时候，仍和以前一样，按时回家，生活象走上了一片坦途，是他们婚后十几年来最幸福的时光。可是好景不长，他自从当上中队长后，经常不按时回家。她仔细盘问，他要么说是值夜班，要么说是有应酬，她不必问。她不信，问他的一些同事，他们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知道。
秦长江问：“你估计他在外面有情人吗？”
李秀贞说：“肯定有！我一直在查，但刘黄光这个人很鬼，防我防得紧，我一直没有查到，不过我基本上能肯定，那个婊子是一个犯人的妹妹，听说还是一个学生。”
潘文海问：“你把这个情况给他们领导反映过吗？”
“我没有抓到他的半点证据，怎么好说，况且这样一来，岂不毁了他！——但没想到，他最后竟是一个这样的下场！”她又哽咽起来。
秦长江问：“他出事的那天晚上，一个陌生电话打到他手机上，开头他没有接，第二次接时，他变得很殷勤，没说几句便去值班，是不是这样？”
“对，是这样，我对你们的人说过好几遍了。”
秦长江说：“那你还记不记得，他接电话的第一句话里，有没有对对方的称呼？”
“没有，确实没有！如果有，那个凶手我就能确定了！我一直在苦苦追忆，他前几个字里有没有什么称呼，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也许是他造孽太多，才得了个糊涂冤死鬼的下场！”
潘文海问：“他以前接电话，尤其是接他领导或其他同事的电话时称不称呼对方？”
“有时喊，有时不喊；我怀疑那晚对方故意讲得很快，他来不及称呼。”
秦长江问：“对方的声音是不是很大，你能不能听到？”
“听不到，完全听不到！他为了不让我听见，声音一般都调得很低。如果他也听不清，才临时调大一些，有时则干脆到卧室里接听。”
“当时放了电视没有？”秦长江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仍不死心。
“放了，但当时他正在吃饭，电视机的声量很小，他讲的话我听得很清楚。”
秦长江失望地叹了口气，点上一支烟，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潘文海继续追问：“他在电话里讲了什么？”
“没讲几句就挂了，具体内容很普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接完电话把酒一口喝光，没有吃完饭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潘文海又问：“他离家时的情绪怎么样？”
“很好，出奇地好，接完电话后更好，可以说是很兴奋。我问他什么好事，他说反正是好事，要我别问，到时就知道了……”
秦长江来了精神，问：“好事？他不要你问，那你估计是哪一类好事？”
“可能是升迁的事吧。他当副教导员已有四年，他常说可以升一升了，也正在想办法。”
潘文海问：“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是不是请哪个监狱领导？”
“应该是吧，但具体请谁，他始终不对我说；我的嘴巴不严，他怕我到外面乱说。”
“他和哪个监狱领导的关系最好？”李秀贞说：“好象都可以。一把手汪监狱长是他老乡，聂政委又是他的老领导，主管人事，而鲁监狱长是他的顶头上司，在人事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政治部主任也有一定的人事权。刘黄光是一个很圆滑的人，他似乎和任何一个领导的关系都好，谁都有可能帮他，所以我虽然能猜到那晚是一个监狱领导跟他谈升迁的事，但难以断定具体是哪一个人。”
潘文海追问：“他和哪个监狱领导的关系最好？”
“汪监狱长是一把手，应该是他吧。”
“汪振东？”秦长江低声自言自语。
“不过我也说不准，刘黄光究竟和谁最好，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李秀贞忐忑不安，生怕得罪了汪振东。
“要想迅速查出杀死你丈夫的真正凶手，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尽快找到那个持陌生电话号码的人，只要确定了这个人，什么都好办，二是尽快找到他的情妇，从她那里可以挖出很有价值的线索。你好好回忆一下，打听打听，如果在这两方面发现了什么，请尽快与我们联系。”潘文海拿出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新的发现，请直接和我联系。”李秀贞含泪点点头。
八监区四楼值班室，下午。一个肥头肥脑牛高马大的犯人坐在墙角，接受袁世民他们三人的调查。他就是“大胖子”黄培军。
袁世民单刀直入地问：“怀疑原狱侦科的副科长左光辉使用窃听器抓赌，是不是你首先提出来的？”
黄培军说：“可能是吧。”
林洋洋疑惑地问：“可能？为什么说是可能？”
“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这么怀疑，我不清楚。关于左科长抓赌得了什么仙法的猜测，早已有各种说法；我被抓了赌的第二天，无意中看到一本间谍方面的书，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把我的怀疑说给别人听，也许这种说法就传开了。”
袁世民问：“你断定左光辉的仙法就是使用窃听器，根据是什么？”
黄培军说：“主要是从一句话得出的结论。那一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也是我进这个监狱以来最倒霉的一天。里里外外一些朋友来看我，送了不少钱，总共是一万九千四百多，都是现金，藏在我们监区的电视机里。这种藏钱方式，我已用了两年多，一直没有出现问题。当天晚上，外监区一个老乡来玩，问我进了多少钱，要不要他帮我保管一部分。他这人很老实，从不打牌喝酒，我很信任他，以前也曾帮我藏过钱，干部都认为他没有钱，一般不搜他的身，从没出过事。我得意地告诉他，现金有一万九千四百多，藏在电视机里，没有人知道，他不必担心。”
“半夜里我与另外几个人打牌，被左光辉抓了个正着。他搜我们的钱，但一分都没有搜到，笑着问我有没有钱。我拍着胸脯说没有钱，有钱一定会打到生活卡上，如果有现金，情愿被没收。他笑着说：‘好，大胖子，这是你说的，不要后悔。’我说当然不会后悔。他要我们全部出去，把门用一个桌子拦住，然后用对讲机呼来两个特警队队员，监视着我们三个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