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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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只要不是全部接受条件，在鄂、湘、粤、桂，以及上海、江浙，这些陈文强的势力雄厚的地区，抵制运动是不会停息的。
而在掌握了警察或厘金大权后，陈文强完全可以不通过什么表面上的抵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他暗地里一声令下，鄂、湘、粤的巡警便会对某些他指定的国家商品进行加税、加收厘金，并且在运输途中进行刁难。一次两次下来，还有多少商家会经销、贩卖？
没错，杰姆在被指定来谈判前，已经看过了很多的分析研究资料。也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只要不是以战争手段，对于陈文强的打击和压制很难达到目的。与其得罪他，被他的各种表面、暗地的手段遭受损失，倒不如结好与他，象德、美一样，从而争取利益。
“本官与美、德合作的协议没有秘密条款，都公告于报。”陈文强在继续说着，强调着他的条件，“正因如此，才被朝廷和国内民众所接受，不致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如果贵国要合作，条件最多是持平，绝对不能超过。你要知道，广九铁路修筑的困难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各国势力的均衡。如果不考虑贵国的利益，本官早就与德、美展开协商谈判，敲定事情了。”
“这一点我方完全同意。”杰姆点了点头，说道：“鉴于贵国现在的舆情，条款一定不会令陈大人为难。”
陈文强的脸色稍霁，说道：“港督卢押阁下就任不久，便要集资捐建香港大学，本官还是比较钦佩的。”
“是的，港督对教育事业极为热心，前总督张人骏大人还慨然捐出二十万元，成为第二大捐款个人呢！”杰姆笑着附和道。
“德华大学乃是本官一力促成，今又有美方愿意将退还的庚子赔款一部分注资于该大学的扩大，并且确定了派遣留美生的办法。”陈文强微笑着说道：“香港大学的建设恐怕要在三四年之后方能建成，这还是捐款比较顺利的情形。所以，本官倒觉得继续办好德华大学更加实际。如果港督阁下有意，将香港大学作为德华大学的分校，能够更快地建成开学。”
“这个——”杰姆想了想，苦笑道：“这恐怕要港督大人同意才行。而且，这不是合作谈判的必要条件吧？”
“当然不是。”陈文强随意地摆了摆手，笑道：“本官只是随便一说。”
随便一说？杰姆知道陈文强已经表露了意图，那就是与香港大学争夺捐款，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德华大学与香港大学离得这么近，争夺优秀生源，争夺捐款资金，倒也无可厚非。
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并不是美国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而是在原来每年应交的“赔款”中扣除。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每年仍必须由中国政府从各项捐税摊派中征收，交给美国花旗银行后，不受中国政府支配，而是另立“助学基金”由美国政府监督使用。
而陈文强争取到的差不多便是两广应该负担的赔款摊派，尽管不是握在自己手中自由支配，但对兴学助教还是大有禆益。德华大学本来是偏重理工科，与德国也有派遣留学生的协议。现在又多了政法学院，打开了向美国留学的道路。
说到底，建设一个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人才，理工科人才固然非常重要，政务、经济、法律等人才也不可或缺。
对陈文强的全能和长袖善舞，杰姆真的是刮目相看了。不仅仅是发明创造、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更善于利用变化的形势纵横捭阖，拉拢分化，在列强中渔利。
拉拢亲近德国，使其资本进入垂涎已久的华中地区，因此而得到了优惠的贷款，避开了英法的苛刻条件；抵日亲美，借着这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急于修复自身形象，又从美国人手中捞到了好处。
显然，陈文强这种巧妙的运作是相当有效的。清末的中国，列强看似形成了联合之势，但却不是精诚团结的那一种。很简单，列强之间有矛盾，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象德国和英法，美国与日本等等。这样就有疑忌和争夺，想重演庚子年间联合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只要象陈文强这样强势一些，善于利用舆情和民众，主动权呢，便差不多能握在手中。
你想投资，你想贷款，那就拿出诚意，拿出优惠条件来。否则，别管这是你宣称的什么势力范围，陈文强有的是办法把你排挤在外。国家资本过于敏感，那咱就搞个跨国民间商业贷款，或者就是暗中运作，对外则称本国民间集资。
办法有的是，英法两国在粤汉铁路便领教了陈文强的手段，眼睁睁看着德国资本在鄂、湘两省依托铁路而铺开，进入中国腹地。
同样，在广东的建设中，陈文强又拉上了美国，这使得英国不得不认真地考虑陈文强的价值。（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八章不能容忍的折腾
一个看似强硬，但却不失冷静、理智，且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家的情况判断精准的家伙。
在陈文强这里，虚声恫吓不管用，狡谋奢望不好使，他似乎有着某种魔法，能看穿对手的真实心理，强硬表象下的虚弱内在。
该惹时惹，该躲时躲；该隐忍时隐忍，该反击时也毫不客气。澳葡便是一例，被蓄谋已久的闷棍打得晕头转向，偏偏又得打落牙齿和血吞。
陈文强只是随便一说，杰姆却知道他的影响力，想来香港大学的筹资建设恐怕要拖后了。但这件事情本算不得什么，不过是新港督卢押邀买名声罢了。而谈判最重要的是敲定广九铁路，这条对香港关系重大的工程绝不能再落到德、美手，甚至全部由中国人出资也不行。
但陈文强并没有立即答应广九铁路如何修筑，尽管英人已经答应贷款，条件与德、美两国相同，还答应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英两段分别修筑，且管理权由两家共同掌握。
杰姆有些搞不明白陈文强还要什么，为什么不签署协议，使他能够尽职而归。
陈文强却是不紧不慢，取出一些资料，递给杰姆，淡淡地说道：“广东的社会治安是本官份内工作，希望贵方能够支持。”
杰姆有些迷惑，不知道这广东的社会治安与香港当局有什么关系，接过资料仔细阅看，他才明白过来。
1906年8月，同盟会所属的香港《中国日报》进行改组，冯自由借资五千元，购取香港中国日报发行权，终使香港中国日报暂脱险境。冯自由继陈少白主持香港中国日报不久即被推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而这也正是冯自由开拓“革命事业”最为活跃的几年。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没有横空出世的复兴会，陈文强也不想对同盟会继续打压。但形势不同，广东将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自然就不允许别人染指或者是搞破坏。
本来睁一眼、闭一眼地忽视，倒也可行。可在“二辰丸”事件中。冯自由等人竟然计划联合海盗抢劫“二辰丸”船上的枪栻，并趁势在香山和前山起事，这无论如何让陈文强不能容忍。
疯了吗？又想搞起一帮乌合之众穷折腾一下？陈文强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在革命，还是在瞎折腾，或者只是证明存在感，显示中华革命党没闲着，没消沉？
至于要求港英当局予以配合、协助，陈文强也是要赶尽杀绝，而是建议关闭《中国日报》。让冯自由等人自动离境。只要离广东远一点，陈文强便觉得达到了目的。
“就在今年，《中国日报》报社四楼发生爆炸，俨然正在制造炸弹，图谋暗杀或掀起动乱。”陈文强着重强调道：“广东的稳定，以及社会治安，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我希望贵方能重视起来。将这一干人等驱逐出境。没有稳定安全的环境，我想与贵方的合作也不会顺利进行吧？”
尽管因为冯自由等人搞出的动静较大。已经引起港府方面的不安，“警方多次传问调查，劝他自动离境”，但杰姆对此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敢轻易答应陈文强的条件。毕竟这关系到港英当局的尊严，以及法津的独立。
“陈大人的建议。我已明白。”杰姆委婉地说道：“但证据是否确凿，是否有必要驱逐这些人，我还要请示港督，相信会有一个令陈大人满意的结果。”
“希望如此。”陈文强微微一笑，说道：“本官清乡剿匪以来。屡有盗匪逃避于香港，这对香港的治安也有威胁，希望我们就此能达成了一个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
“这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杰姆沉吟了一下，说道：“打击犯罪，维护香港治安，亦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
……………
与澳葡翻脸之后，陈文强再无顾忌，频频出动水师舰只，载着武装警察对海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便是在与澳葡有争议的水域也是如此。
海盗在此打击下或亡或逃，广东商民拍手称快，唯中华革命党却是切齿痛恨，因为他们眼中的“反清义士”正在遭到杀戮，他们的“革命力量”正在受到摧折和损失。
不仅仅是海盗，还有陆上的盗匪、会党、散兵游勇，在持续且不断深入的清乡中也是损失惨重，或降或逃或被缉捕。广东这个曾被同盟会寄予厚望的起事之地，越来越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大义下，在陈文强与澳葡发生武力冲突时，复兴会，或者称为联合阵线的率先表态无疑占据了道义的高点。中华革命党既无法利用此时机在广东起事，又不甘象鹦鹉学舌般发表相同言论于复兴会之后，便唯有沉默一途。
殊不知，越沉默越被动，越令民众产生疑惑，特别是南洋的华侨、华人。之前的抵日运动，北辰等人的态度便很暖昧，不肯亮明旗帜直斥日人之无理，痛国耻之羞忿，亦无热情参与其中，已经令人颇为失望。
而在大事大非中立场坚定，言辞有理有据的复兴会，则再一次争取到了无数的人心。这当然与西南战事的稳固，复兴会已经据有一隅并向清廷发出强有力的挑战有关。
空喊革命而事无成，空中画饼却终不可得。不管你向人们描述的是多么美好的前景，总要让人感觉有成功的希望吧？同为革命党，复兴会高举旗帜，勇猛向前，自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华革命党的扩张和发展。
这个时候，恐怕北辰等人才意识到失误，匆匆忙忙地命令汪精卫等人在东京重新把同盟会的招牌立起来。但这已经晚了，东京同盟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转向革命联合阵线，在舆论的宣传下，新留日学生更愿意奔向前途光明的一边，旧招牌——同盟会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未完待续。）
第一百六十九章革命领袖的选择，反攻在即
尊敬或是尊重，但并不是服从和拥护。
陈文强并不是非要与北辰过不去，他只是不赞同北辰的革命方略，只是对北辰的言辞和行事持反对意见。
“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我首倡革命，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都要服从我；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尽管北辰并没有把这样的话付诸于外，但陈文强却读懂了他的心理，也正是这样，他才选择了另起炉灶，选择了组建并资助复兴会，选择了树立并扶持宋教仁这个能够虚心接受意见，能够纳谏如流的领袖。
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首倡革命不假，一个“革命先行者”的名头是不是已经很够褒奖呢？难道就因为是首倡，便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化身，把自己的理论和方略视为金科玉律的革命真理？
不，连穿越者陈文强也不敢如此狂妄自大。他也就更不会习惯于崇拜于某人脚下，盲从所谓的革命唯一领袖。
一个固执己见，甚至是跋扈的人，是得不到陈文强的赞赏和支持的。这也就是包括查理宋在内的一些人屡次相劝，甚至安排机会让两人面谈，也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没有使陈文强拜倒敬服，从此忠心追随。
北辰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值得赞扬的，但未必就是一个合适的国家的领导人，未必能有建设国家的能力，未必有在复杂国际形势中纵横捭阖的睿智。就象历史上的丘吉尔，坚忍不拔地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但也就此而已。冷静的英国人民很快便选择了他们认为更加适合时代形势变化的新领导。把声望卓著的老英雄推到了一边，令世人瞠目。
相反，宋复华在思想理论上则更加切合实际。就以借外债为例，他与陈文强交流的时候，便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
与陈文强相似，宋复华对均势外债也持赞同意见。他认为列强间互相牵制，此正中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
虽然两人之间也有分歧和争论，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统一意见，但在大方面，说是志同道合也不为过。
而复兴会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这与领导人之间的精诚团结是密不可分的。起初或许是因为陈文强财力雄厚。很多意见有屈从的意味。但革命形势的变化确实很符合陈文强的设想，从而也很大程度地证明了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到了现在。道路已经确定，各项革命工作走上了正轨，前途一片光明，大部分时候的意见统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明一暗，互相促进，相互借力。革命形势的乐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些只为少数的高导领导所明白，更加不为外人所知。
历史不能重演，但近似的场景却可能出现。革命军西南起事，打到现在。便颇有些象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前后的状态。
从表面上看，围攻或者说围困西南革命军的清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态势看似有利，却存在着致命的隐患。
首先是多头指挥：由于清军是由各省抽调而来，虽然有锡良这个名义上的总指挥，但分防各地的部队长官往往各行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畏战、怯战的心态相当普遍。而部队之间不团结，配合不力，甚至时或互相拆台，这样的指挥层应付平稳战局尚可支吾，一旦战况突变，就很难作出准确、及时的研判和决心。
其次是兵力分散：由于处于包围态势，清方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在相当广阔的范围的多处要点，前敌兵力不敷，后方的二、三线更形空虚，不得不大量依靠壮勇、团练补数，这种布置是建立在革命军沿袭死守战略的假定上的，一旦对方转趋攻势，集中突破一点，清军很难阻击，且第一道防线一破，空虚的腹地将立即暴露在革命军的兵锋之下。
后勤呆板也是一大隐患：清军还沿用陈旧的制度保证军需后勤供应，这种体系的优点是管理便利，供应稳定，适应阵地战、围攻战需要，缺点是不适应战场流动多变的野战模式，一旦革命军跳到外线作战，这一体系将很难迅速跟进实施保障。
反观革命军，在起初的猛烈进攻并夺取了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后，在西南大搞整顿，不仅是招兵买马，训练部队，壮大军力，更把重点放在政务、经济方面，等各项制度建起，便是猛虎出柙，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而在这段时间里，战场上也不是一片寂静。其中有清军的进攻、防守，有革命军的袭扰、反击，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清军各部的弱点正在被革命军所一一掌握，比如惮于肉搏，意志脆弱、怕苦怕累，军事部署缺乏整体性，领兵将领及士兵都缺乏实战经验等等，这都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