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之崛起-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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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库伦镇抚使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孙中山还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段祺瑞在军阀角逐中黯然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而遭通缉拿办，他借日本使馆之助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队进攻。中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锟、吴佩孚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也只是口头谴责，不敢以武力去制裁。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俄国的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苏联的卫星国，脱离了中华大家庭。
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了。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居然成了苏日之间罪恶的交易了，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等条件下，允许外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奉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面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子文拒绝签字，并且他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最后这个条约是由王世杰签的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蒋介石政府正式出卖了外蒙古。如此的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194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的1月5号，当时由蒋介石把持的中华民国就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民政府发表公告说，外蒙古人民在194号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所以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审议决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出由行政院转持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告知于中国的国民。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还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但1961年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当时在联合国仍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的民党政权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立。
神侣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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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七十章布局晋钞风波（十一）
当天晚上，沉默了几天的蒋介石，终于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让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晋钞风波，最终画上了句号。
在第四路军现控制的山西地区，设立太原行署，行署主任由宋哲武推荐，报中央政府批准。太原行署仍属山西省治，但太原行署一切政务均有太原行署自行决定；设立大同、晋南两个行署，归山西省政府辖制。
山西省政府主席仍为商震，但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需迁至临汾；山西省银行交由太原行署管辖经营，山西省政府自即日起，不得再发行晋钞和任何纸币；在太原行署辖区内的山西省政府所有财产，均归太原行署所有，并由其自行支配。
任命李培基继续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任绥远警备司令；成立内蒙自治省，任命白云梯为省政府主席，井岳秀为内蒙自治省警备司令，省政府所在地为包头。
除矿产资源税外，太原行署、绥远、内蒙自治省所有财税收入均归当地政府所支配，太原行署、绥远、内蒙自治省、外蒙自治省均归北方边防长官公署节制，境内财税可由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统一调用。
同时，军政部正式同意第四路军增设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军的番号。
显然，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无力解决晋钞问题，可蒋介石也不好把刚刚交给张学良的“东西”，马上再从张学良那里要回来，只是在张学良明确表态后，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舆论，这才同意了山西民众的要求。
不过，蒋介石很清楚，晋钞问题之所以闹腾得这么大，甚至也让他这个中华民国最高领袖很有些灰头土脸，这后面一定是宋哲武在做手脚。对于宋哲武如此挟民意，要挟中央的举动，蒋介石不仅很反感，甚至也可以说很愤怒。只是现在他却不能有任何明确表示他的不满，更不要说做出什么解气的举动了。
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苏俄对外蒙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在外蒙挑起事端，那里是需要宋哲武和他的第四路军来应对的。而外蒙那里，不要说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更主要的是，现在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尽快解决各地闹得正欢的“赤匪”，尤其是江西的朱毛红军更是越早扑灭越好，否则必成党国心腹大患，在蒋介石眼中，朱毛红军才是他最大的威胁，同朱毛红军比起来，所有地方军阀势力都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他已经引进张学良入关牵制宋哲武，自然他也绝不愿意看到张学良在华北一家独大，张学良也是需要有人掣肘的，这个人当然非宋哲武莫属。
不过，若论权谋，蒋介石可有的是手段，蒋介石可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咽下这口气的，宋哲武如此做，也正好给他制造张学良和宋哲武之间的矛盾增添了内容，这样好的机会，蒋介石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
虽然为了解决晋钞的事情，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宋哲武的几点要求，可是也不能全都随了他宋哲武的心愿。
对于宋哲武提出把山西省政府的全部资产都交给他的要求，蒋介石只是部分的满足了宋哲武，这样，他对张学良和商震也算有个交待，不至于让这两人对他蒋中正不满。
绥远已经在宋哲武的绝对控制之下，经这次晋钞风波一闹，蒋介石估计张学良很可能不敢放手去接收绥远了，而且就是要他跟宋哲武开这个口，他也不好说，毕竟宋哲武曾经帮助过他。最后，蒋介石没有征求张学良的意见，就直接宣布了李培基、傅作义和白云梯的任命。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培基是商震的旧部，而商震又是张学良任命的，宋哲武和商震不睦，李培基也不可能和宋哲武一条心，倾向张学良那是必然的。这样做即让张学良容易接受，宋哲武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他也得到了绥远的管辖权。
至于任命傅作义担任绥远警备司令一事，蒋介石也是基于同样考虑，张学良和傅作义之间的事情，那可是全中国人都知道的。
任命白云梯为内蒙自治省省主席，也并没有按宋哲武的要求任命井岳秀为副主席，此举既是告诉井岳秀，我蒋中正才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我说的才算数。更是为了给宋哲武一个警告，跟我蒋中正还是少耍些手段的好。
当然，蒋介石在痛快地摆了宋哲武几道后，还是不忘了再给宋哲武几个甜枣尝尝，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对于宋哲武这样他暂时还无法一脚踢开的的人，软硬两手都要用，既要示之以威，又要施之以恩。
宋哲武所要的三个军的番号，何应钦已经跟他提了几次，都被他一直压着没给，这次可是要批准的。井岳秀的副主席虽然没有给，可是给了井岳秀一个警备司令。
而蒋介石最终同意把太原行署、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