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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落架的凤凰-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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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怀心事,一时议立不决。 
  这朱由崧虽然占有天时、地利,但他的人望太差,不能服众。据当时人所写的《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朱由崧害怕自己不被拥立,一方面写信给马士英的部将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请求协助,另一方面,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藩王玉玺、金印、文书文件等,统统带给马士英,传达了自己已到南京的信息。 
  当时南京的实权人物,一个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个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马士英收到朱由崧的藩王玉玺后,野心骤然膨胀,认为是“定策拥立”的绝佳机会。便送书信给史可法和兵部侍郎吕大器,“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是请尊朱由崧监理国事。但江南士绅,尤其是朝中的东林党人,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他们属意的人选是潞王朱常 ,因为“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 
  这里又不得不提起一段历史的隐情:原来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因为万历皇帝宠爱其母郑贵妃,所以也就把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恩宠逾于诸皇子。万历皇帝甚至几次起了废长立幼之念。但每次都遭到了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虽然东林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最后迫使万历皇帝不得不于公元1600年,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出封洛阳为福王,成为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所以东林党人早已和福藩结下了不解之冤。为防止福王登位后的报复,以钱谦益为领袖的东林党人,便以立贤为名力主潞王承继大统。潞王虽有贤名,但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双方意见都汇集到当时握有重兵的史可法那里,但史可法对福王不满,对潞王也有顾虑。“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意,面折大器”。成功地拉拢住了吕大器,这样砝码就向福王一方倾斜。 
  在此情况下,马士英为了抢得定策元勋的头功,首先向朱由崧表白心迹,不等史可法的信来,便先斩后奏,决定武力拥立,造成了既成事实。“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成为从龙文臣的第一人。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史可法此时还蒙在鼓里,他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还在诉说朱由崧有“七不可立”的理由。没想到此信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这也是后来史可法在朝廷遭到排挤的重要原因。随即,马士英便带领江北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见大势已定,虽满腔愤懑,但为了避免朝廷分裂,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 
  朱由崧借助三镇的军事实力得以跃登九五,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江北诸镇军阀常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变得飞扬跋扈,不可节制。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 
  1644年4月,福王开始正式监国。5月15日,正式由监国登基,即帝位,改1645年为弘光元年。成为“南明三朝”(弘光、隆武、永历)中最早建立的王朝。圆了老福王追求一生都没有实现的帝王之梦,虽然只是破碎的山河,但承绪的毕竟是曾经辉煌的大明帝国的宝座。 
  但他和他的老爸又是一个德性,一生都尊奉享乐主义的哲学。他即位之后,一共做了两件事:酗酒和猎色。除了醉酒,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完全彻底地交给了女人;而一离开女人,就又在酒中长醉。 
  先说喝酒。朱由崧被灌输最多的就是他父亲的讲话集《朱常洵训言》三卷,其主体思想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因此好酒的趣闻也多。近臣刘宗周曾劝他戒酒,朱由崧不管内心怎么想,表面上说得还是十分动听:“先生这是为我好,为大明朝好,以后便不喝了。”见皇上如此真诚,刘宗周有些过意不去。帝王是天下至尊,怎能一点酒都不喝,况农夫多收了三五斗,还要自酿几坛老酒。刘宗周怪自己一时性急,没有把话说清楚,就进一步补充说:“当然也不是这么绝对,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不算什么。酒能健身。”朱由崧忙说:“照先生这么说,喝酒总不全是坏事。我如果拒绝就显得太不近情理了,就照先生的意思,以后就只喝一杯罢!”显得非常无奈又委曲求全似的样子。没想到以后喝酒,太监就给他准备了一只像大海碗一样的特制金杯。每次喝酒,只喝一半,旁边的人就赶紧给他斟满,并打趣说,没见底就不算一杯。 
  再说朱由崧的好色。他即位之初,朝廷规模还不具备,他就迫不及待地纵情声色,一心一意地享乐起来。他派太监到处收罗美女以充宫掖,闹得苏杭一带鸡飞狗跳,吓得有女儿的人家赶紧把女儿一嫁了事,使得民间嫁娶一空。直到灭国前两个月,他还忙于计较后宫妃嫔的数量之少。据清初史学家谈迁笔记记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日裹骸出”。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一样变态,以奸淫幼女为乐,甚至强奸至死,纯粹是一个变态的色情狂,实在骇人听闻。 
  朱由崧苟且偷生,一点也不以国事为念,把政事都委托马士英处理,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他还自得地说:天下事,有老马在。 
  朱由崧如此昏庸,外镇军阀又不听节制,他也不管,只在酒色中快活一时是一时。自然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东林党人对朱由崧被立为皇帝本身就怨气十足,他又这么自甘堕落,正好南明朝接连发生了“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童妃”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拿来为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服务。东林党人便借机质疑朱由崧继统的合法性,使得文武官员和百姓疑窦满胸,于是党争又起。斗争残酷又激烈,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童妃之案   
  童妃与福王失散后,虽然沦落民间以乞讨为生,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福王的努力,盼着和他团聚。 
  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打听到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的消息,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她急忙去寻找邹太妃,哪知一到太妃的住处才知道,太妃已经被皇上接走了。童妃就又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候,也冀望南京能派来使者接她进宫。可是左等右等,南京方面始终没有传来一点信息,好像她根本不存在似的。她只好毛遂自荐,自己跑到南明河南巡抚陈潜夫官邸,自报名号,称自己是当今圣上的原配妻子童妃。曾与福王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战乱而离散了,现千里寻夫。并将何时嫁给福王,何时逃出等情事说得详详细细,不由人不信。她最后强调说,有已被迎进南京做了皇太后的邹太后为证。 
  陈潜夫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不敢怠慢,备了皇后仪仗,并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吹吹打打地将童氏从河南先送到湖北汉口,再有镇守荆楚的左良玉护送。一路旌旗飞扬,冕旒秀发,牙樯锦缆,直到金陵水门停泊。所过州县,早有地方官员争先以皇室之礼迎候。 
  据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童氏也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人就是这样,得意时往往忘形,而很少想起先前的艰难。所有人无不认为童妃就是当今圣上的妃子,巴结还来不及呢,也便没人计较,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大概就是皇后脾气吧! 
  文武官员们如此热烈隆重的礼遇,不料弘光却无动于衷,态度与冰霜一样,甚至听了怒不可遏,弄得这些文臣武将们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进退了。 
  当时弘光皇帝安于江南一隅,整日纵情淫乐。他招了不少秦淮歌妓,从晨至夕,唱着缠绵悱恻的江南小曲,在靡靡之音中挨过时光。大臣们终于觑着机会,撺掇越其杰上前呈报:“陛下,童妃已经到了南京,可否安排相见?” 
  弘光皇帝眯着那双酒意正酣的双眼,不耐烦地道:“何来妖妇?我不认识她,交锦衣卫处理就是了。” 
  朱由崧拒不召见,并要把童妃交付锦衣卫审理,这大出大臣们的意料,一个个狐疑满腹,也不敢再问。只可怜了童妃孤身一人,几经辗转,受尽了战乱之苦,千里跑来投亲,满以为从此便可以跟随皇帝享皇妃之福,重温昔日夫妻恩爱的旧梦,哪知竟被押到锦衣卫监狱来了。 
  自从童妃到南京后,虽然弘光表面上不承认,可内心里还是焦躁不安。他知道,自己作福王世子时曾娶黄氏为妃,黄氏不久去世。后又娶李氏为妃,李自成兵陷洛阳,李妃不知去向。就在他继承福王王位时,又封了一位童妃,曾生一子,但没养活,在逃难战乱中又与童妃失散多时,现在哪还把童妃放在心上了。 
  越其杰将童妃交给锦衣卫指挥都督冯可宗审理。毕竟是皇妃,冯可宗一点也不敢马虎。他将童妃安排在监狱里最好的房间,送最好的食品。这童氏虽然玉颜憔悴,云髻欹斜,但童妃与生俱来的体貌与大家举止,自非平常凡俗女子可拟,首先生了怜悯之情。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说你是皇妃,有何物证?” 
  童妃委屈而凛然地说:“没有什么物证,只有患难的夫妻之情。见了皇上,他自然知道我是不是童妃了?”童妃心生悲哀,说完忍不住伤心的大哭起来:“我与他乱世相逢,患难与共,他竟然忘得干干净净,我来投奔他连面都不见。早知道一到南京就被送进监狱,还不如在河南被叛军抢去或杀了。做一个妇人,嫁着了皇帝还是这样结果,那平民百姓不知要怎样受尽凌辱呢!” 
  冯可宗听罢哭诉,很是同情,极力安慰,表示要尽力向皇上如实禀报。因为童妃识文断字,冯可宗便拿来了纸笔。童妃就将自己和弘光皇帝之间的往事,包括相逢的时间和恩爱的细节,他们流散的过程,天气的冷暖变化,都一一写得详细。冯可宗仔细地看了一遍,感觉非身临其境者,是不能为之的。况且童妃字迹隽秀,文采斐然,是确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冯可宗更加相信了童妃所言非妄。 
  当冯可宗拿着童妃的书信,呈给弘光时,弘光脸色陡变,看都不看就丢到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 
  冯可宗看皇帝不耐烦还斗胆多了一句嘴,问了一句,您不看她的书信,能否召童妃进宫,确认一下真假?皇帝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非常气恼地说:“这个人自称是童妃,真是妖妇,她全是一派胡言乱语,若明天来一个张妃,后天来一个李妃,朕是不是都要相认?” 
  很明显,皇帝是铁了心的不认童妃了,可冯可宗还这样不识时务,自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弘光正式下令,撤销冯可宗的审讯官之职,查他的背景,改由太监屈尚忠审理。 
  冯可宗只得委婉地托监牢的看守转告童妃,皇帝不认识她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童妃终日在狱中哭骂,绝食抗议。本来长期的颠沛流离童妃的身体已经染病在身,加上在南京的精神打击,几天功夫,绝望的童妃看上去都脱了人形,像骷髅一般的难看。太监见皇帝不认她,也索性施加凌辱。 
  见此情景,刘良佐等朝臣,上疏力争:“童氏必定不是假冒。”极言皇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 
  连马士英也认为:“如果不是关系真情,谁敢自称是陛下的王妃?” 
  但弘光始终既不见面也不回应。 
  弘光为堵住悠悠之口,便下一道手谕: 
  朕元妃黄氏,先朝册封,不幸夭逝。继妃李氏,又已殉难。登极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闻知?童氏不知何处妖妇,诈冒朕妃。朕初为郡王,有何东西二宫?据供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若果真实,朕于夫妻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夫妻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蔽?宫闱攸关风化,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 
  屈尚忠可不像冯可宗那么有耐心去辨明真伪,见皇上不认,就动用大刑,严加拷讯。童氏始终矢口不移,坚称自己就是童妃。最后实在被折磨得不行了,只好改口说,自己是假冒的。满希望以自己的妥协换取一条生路,谁知屈尚忠在得到了供词后,便于1644年7月1日的深夜,密令狱卒将她勒死在狱里,此案算是了结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在备受酷刑、精神失常之后,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 
  也有记载说,她是绝食而死的,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温睿临的《南疆遗史》)。 
  总之,这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   
  信任危机   
  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真正的妃子。既然童妃是真正的妃子,那么,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对于弘光皇帝来历的怀疑了,从而引发了南明王朝最严重的一场。 
  人们不禁要问,弘光皇帝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拒绝承认童妃的身份呢?是不是他有难言之隐?或是怕她看出什么破绽?南明王朝,从官到民,从朝到野,不少人心里都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把当初迎立福王时的种种蹊跷联系起来了。据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急于拥立新君,曾与幕僚密谋,拥立藩王,抢得头功,这样以后朝廷的事情才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挟其私心,马士英便派其私人顾问杨文聪,“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聪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就这样,福王被马士英接在营中,能证明福王身份的,也仅仅是一个王侯的印玺。 
  人们普遍推测,其实真正的福王已经死了。因为福王从许州出奔之后,有好几个月时间,他的履历行状记载不详。自然也不排除有不逞之徒,杀死福王夺得印玺,从而冒名顶替福王,承继大统。因为皇位这个东西,金光灿灿,十分诱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豪杰枭雄,拼却了性命都不可得,而仅凭一个王侯的印玺,就可轻而易举唾手得到,天下没有比这种风险更值得一冒,更有价值的了。这样一个冒名顶替者,自然难以逃过曾经是他亲密爱人的妻子的法眼。 
  当时的东林复社党人鼓动最力,他们得知童妃下狱后,如获至宝,大造舆论。他们质疑弘光皇帝的合法性,闹得朝野一片喧哗。在他们看来,福藩继统,就等于承认自万历以来,他们在残酷的党争中是最后的失败者。东林复社党人自然不承认这种失败,正像童妃案给阉党一派提供机会一样,也给东林复社党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童妃事件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弘光朝廷越描越黑,朝野上下,都认为童妃是真的。这事一直折腾到南明小朝廷覆亡,才算罢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邹太后不出来证明一下真伪呢?在此引用二则古人的记述,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一则是黄宗羲的记载:“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弘光趋迎,屏人密语者久之,遂为母子”。与此大同小异的,是林时对在《南都三大疑案》的记载:“(弘光)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半晌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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