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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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
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这让汉回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
至广西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
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
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与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购买。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
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任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桐陵。
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叛乱且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却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里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这样的状况，是朝廷怎么也不可能接受的，此时又有捻匪人马冲入陕甘等地四吓唬滋扰，朝廷担心陕甘登第彻底失控，急忙调派闽浙总督左宗棠率部前来平乱……
第665章矛盾尖锐
“季高兄，此行可千万要当心！”
在与福建接壤的梅州县，吴可跟匆匆赶来的左宗棠见了个面，闲聊了一下各自的状况后便把话题转到混乱的陕甘地区。
越是了解陕甘地区的回汉冲突，吴可心中越是心惊，左宗棠傲视没提前做好准备贸贸然一头扎进去，可以说一定会吃亏。
陕西还好一些，朝廷兵马虽然连战连败但实力尚存，一些重要城镇依旧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可甘肃的情况就糟糕了，几乎整个甘肃省都落入回民叛乱武装之手，左宗棠想要平叛所处的将是四面皆敌的恶劣环境。
陕甘之地的回汉仇杀十分严重，甘肃的汉人差点被回人叛军屠光，左宗棠要是率兵进入甘肃的话，将面临一省回民之仇视，这样的可能想想都感觉心寒。
可以说，回民做得比太平军彻底多了，他们占领甘肃那真是占领，都不带一点折扣的。不像太平军最鼎盛之时，都没有完全占领一省之地，每每都是与清军势力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事态发展到眼下这一步，再说什么也没啥意思，只能好好准备进入陕甘地区清剿当地叛乱，不管情况有多糟糕左宗棠只能胜不能败。
……
“梦臣放心就是，为兄自有计较！”
左宗棠先是诚恳的感谢了吴可的关心，而后自信满满说出一番让吴可目瞪口呆的话来，让吴可明白左宗棠却是早有准备，其对陕甘回乱的了解颇深，显然接到朝廷调令之后，便做足了准备功夫。
对此吴可只能道一声佩服，左宗棠作为土生土长满请士大夫阶层，能量之大人脉之广不是吴可这等‘爆发户’能够比拟得上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被视为普世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一直被视为普世价值。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往往被视为异说。“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宇。……见中国人修斋设醮则笑之。”汉人则视“回回白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为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
入清以来，尽管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官方对待回民的正式态度尚较宽容，但士大夫阶层中对内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族群的偏见和歧视却甚嚣尘上。
雍正年间，山东巡抚陈世绾两次上奏，指陈回民罪状，请求禁绝伊斯兰教。所奏内容虽为一己之辞，但这种思想在大清的官员中，却较有代表性。
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回民官员们来讲，在充满歧视与偏见的官场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根据伊斯兰教规，安拉是唯一信仰，禁食猪肉，禁止饮酒。但很多情况下，回族官员往往不得不向皇帝以及其他崇拜的神或偶像进行跪拜，而皇帝赐宴或共同宴饮时，酒肉之禁亦往往不能守。
宗教类回教徒不食猪肉条记曰：“凡以回籍服官者，荐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喫肉，不能辞也。”
乾隆继位以后，朝廷对待回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士大夫阶层和各级地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针对回民的文化歧视和宗教歧视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司法歧视便产生了。
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后的100多年间，一系列专门针对回民的律文、例则不断地被制定和完善起来。这些律文、例则使得回民沦为法律意义上的贱民，地方官员在处理回、汉诉讼时扬汉抑回的态度大都根源于此，而一般民众对待回民的态度也深受其影响。
汉人欺负回民，往往认为自己是主人，人多势众，有优越感。对于回民，则认为他们是客户，是少数人无足轻重。是以肆意侮辱，毫无顾忌。冲突中有汉人将猪肉投入回民井中者，有在回民集市宰卖猪肉者，亦有以猪肉故意碰沾回民衣襟挑衅者，不一而足。
故此，“回之防汉，恒虞待以异族；而汉之视回，尤轻蔑而兽畜之。”
同治以前，频繁发生的冲突与摩擦，汉回未尝交恶，或偶因羊豕启争，亦相怨一方而已，旁观者不以为然。从回民到汉民，从民间到官方，彼此都习以为常，认为其不过如漳泉大姓之械斗，未必叛也。因此，几乎没有人想到这种冲突与摩擦会导致同治年间那样一场惨烈的战争。
同治以前，在回、汉矛盾比较尖锐的关中地区，汉人不尊重回民的宗教禁忌，往往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咸丰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头上给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道光年间渭南县某整治回回的办法。
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偏袒汉民，致使回汉矛盾激化。
有细心之文人如此描述陕甘回汉人矛盾：“回、汉杂居时，常有无赖汉人侮辱回民。有一汉人以猪肉触到回民的衣衿，回民当面就把衣衿割去，遂至成讼，汉宫不仅不能解决纠纷，且吓唬回民说：‘拿猪肉触你衣衿，你便割去衣衿，若拿猪肠绕你的颈项，你也持刀割去你的头吗？’此回民听后，愤怒万分，然以人少势微，不敢和汉官为敌。
除了这种因宗教禁忌引发的冲突外，也有因宗教原因产生的利益冲突。咸丰七年，渭河以南演戏摊款，回众以宗教关系，拒不接受，遂起械斗。后虽经官府禁止，但地方绅士起而反对，以为演戏自古皆然，岂能以“回匪”关系，便行禁止？
此类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回、汉杂居的村落之中，乡村中公权与教权发生矛盾是导致回汉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
吴可听得好一阵目瞪口呆，他虽然知晓回汉矛盾深重，但没想到矛盾的源头却是从此而起，大开眼界之余心中难免惴惴。没想到陕甘回竿矛盾激烈到这等地步，看来想要以温和手段解决根本没可能。
同时左宗棠又告之回汉矛盾另一冲突点——地畔相争！
地畔相争是回、汉冲突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陕甘地区著名的皮影戏《打羌白》第二出回回头目马盛上台有四句道白：“家住沙窝在马家，地畔相争动杀伐。”
所谓“地畔相争动杀伐”一句，指的就是同治回变起于地畔相争。同治以前，回、汉田畔相争主要发生在回、汉人口分布密集，人均土地较少的地区。关中回民人多地少，对农耕之事相当重视，不但吃苦耐劳，而且懂得精耕细作，甚至不惜以小麦换汉人粪灰肥田。
正因为如此，许多不为汉民所重视的边角之地，大都变成了收获颇丰的高产之区。例如大荔沙苑回民善于农事，会经营沙地，护沙的工作做得很好，白马营的粮食产量很高，是从前人称为“金粮”的产地。
相对于一般的汉人，回民较为富裕，有一定经济能力去购买新的土地，而地少人多的现实情况也使得这种扩展的欲望更为迫切。
以回民巨堡南王阁为例，该村回民人口众多。有一千数百户，北部羌白镇、东部八女村以及西部的毕家村均为汉民所居，唯有南部为回民势力范围，但又邻近沙苑，土地较少。回民富裕而地少，所以尽力向汉人买地，南王阁西面金水沟一带的土地逐渐购为已有。
对于那些离本村较远的田地，只要汉民肯卖，也不惜受跋涉之苦，重金买人。比如南王阁的回民在距离本村20里路的姚期寨买地，地里没有粪，要从南王阁运去，每日只能运一同半。
汉人则利用回民买地心切切的心理，意图高价把地售出，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售地与回民，便永不能赎回来了，所以不愿把地售给回民。矛盾彷徨之中，冲突由此而生。
而陕甘地区周期性的集市或庙会既是乡村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人员汇集、大众娱乐的场所，在乡村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赶集时，双方往往因为细故小事发生争斗，甚至引发械斗，杀伤人命。
同治以前，泾阳的经纪牙客对于贩羊牛为业的回回很不公平。汉人来卖猪，经纪牙客很顺利地给的是好价钱。回回卖牛羊，他们百般习难，估的价钱很低。因此泾阳县流行着两句话，就是“黑猪卖的是白银子，白羊卖的是烂银子”。
而且，回回卖了牛羊，往往不能及时收到钱，有时长达一两个月。西安鱼化寨这一带过去汉、回杂居，常因此故打架，后来便闹成大祸。从前七月十一日是双水庙汉人过会的日子，回民小贩常上这里来赶会。汉人吃柿子论把儿（蒂）算钱，但汉人或把把儿吃下去，或抛掉，结果打起架来，回民经常吃亏。
八月十四日是三会寺回民的会，汉人就去赶集。有一天集上双方打了架，死回民六人，汉民一人。结果告到官府，回民被轰下去，从此回民便衔恨在心，以致积怨成仇，弄得不可收拾。
第666章扯皮
左宗棠这么急着秘会吴可，不是为了在吴可面前炫耀他对陕甘回乱的了解，而是找支援来的。
别看福建搞洋务兴办船政局弄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可毕竟福建洋务才刚刚开头，除了口号喊得响亮其它地方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左宗棠明白这一点，所以便急匆匆找上了吴可。
作为南方三督联盟的两面旗手，关系又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好朋友，左宗棠十分清楚两广地区实力到底有多强。
在吴可的保驾护航下，两广不仅建立的完善的轻工业体系，各种轻工业产品能够做到完全国产化，还有一部分产品甚至卖到了外国。
如此成绩放眼真个大清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初左宗棠听到消息的时候振奋不已，第一时间来信要求吴可主动宣传，将这样大振官民士气的好事宣扬出去，帮助本就火热的洋务热潮更填一把大火。
可惜的是吴可不愿出这样的风头，让左宗棠遗憾不已备感失落。
不过两广出产的轻工业产品，却是在福建市面上大行其道，活跃了福建经济不说还引得一干福建富豪纷纷效仿，这对左宗棠来说却是一桩好处，不用官府亲自动手民间便自发形成一股大办轻工业的浪潮。
正是因此，左宗棠才更加明白两广实力之雄厚。要不是吴可隐藏得极深，又将治下轻工业新式工厂分散各地的话，只怕两广早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兴盛之地。
福建推行的很多洋务举措，其中都有两广支援过来的人才帮忙，这才免去了花大价钱请洋人的麻烦。
更让左宗棠惊讶的是，两广方面不仅轻工业发展迅猛，在重工业以及军工厂方面也是着有建树。
两广拥有三家具备制造火，枪的火，枪工厂，还有五家专属子弹制造工厂以及配套的火药厂等等军火工厂，每年的产量足够供应两广清军训练所用，还能有一部分库存留做储备之用。
就两左宗棠带到福建的那上万楚军人马的弹药补充，也都是从两广军工厂那头提供的，听说两广这边还在尝试制造火炮，就是不知道现在出没出啥成果。
而且琼崖的矿区发展十分迅猛，一系列围绕着矿区开办的工厂给两广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钢铁，两广的军火工厂不愁没有合格的原材料供应。
这，就是两广强大的底气所在！
左宗棠此行就是为了两广自产的枪械弹药，他奉命入陕剿灭当地回民叛乱，以当地的情况而言所需弹药物资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朝廷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他可不敢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朝廷身上，自己也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时候两广的资产军械和弹药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左宗棠的请求，吴可很爽快答应下来，不说两人关系亲密，左宗棠此时有难处他当然得帮上一把，更何况左宗棠又不是不付钱。
两人商量了整整一天时间，便将军火供应的事儿谈妥，而后便趁机聊了聊各自对眼下大清局势的看法。
总之，两人都对朝廷平息叛乱有信心，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平息叛乱，谁心中都没底。
好好的跟左宗棠聚了一回，因为时间关系第二天便各奔东西，左宗棠忙着回去整军备武做好出发准备，吴可也要跟手下后勤部门打好招呼，让他们做好协调工作一旦左宗棠启程他所需要的大批军火物资立刻跟进。
同时，陕甘回民叛乱让吴可心生警惕，回去之后立即召集手下幕僚收集有关方面的资料，同时也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