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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4266-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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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做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得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其中,就包括这低薪制。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海瑞看来,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吏、教谕、师爷、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怎么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他五十个铜钱作了柴价,回头关上院门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的县丞、主簿纷纷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银子地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招待住宿都是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我昨个儿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海瑞偏执症患者(4)

    四    
    把海瑞变成“海怪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崇拜的太祖朱元璋。    
    明朝初年,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居官简朴,为人老实,人称“老实罗”。一天,朱元璋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到罗家私访。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到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朱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过意不去,说:“好秀才怎么能住这样的烂房子!”即刻赏给了城里的一所大邸宅。(吴晗《朱元璋传》)    
    其实,使“好秀才”不得不住这样烂房子的人正是朱元璋自己。开国初年,正是他为官员们定下了历朝以来最低的俸禄。    
    之所以规定低薪制,一是因为开国之初,财政困难;二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心底对官员们总有一种仇恨的潜意识,他不希望这些人被自己养肥;三是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他们入仕,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并不应为一己私利。所以,薄俸正好有利于他们砥砺节操,保持正气。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只不过其他朝代没有低到这样让人吃不饱饭的地步。    
    一方面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制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朝的著名清官轩“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在清官的传上,这种窘状笔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遇到了适合环境的细菌,贪污不可抑止地疯狂生长。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朝以来对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育”,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动人教育人转化人。    
    这两种办法都如水中捞月,无济于事。历朝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登峰造极。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几乎帝国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下,明帝国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九年(1386),十九年里,或者任中被杀,或者任中被罚,竟然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居然没有一个人办公。为了政府运转,朱元璋只好开恩,叫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在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他先后树立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典型,对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并且编了《彰善榜》、《圣政记》等宣传材料,广为宣传他们的事迹。严惩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效果如何呢?虽然一时之间贪官似乎大为减少,然而,力度稍稍减弱,贪污又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其实痴迷不醒的,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没有人考虑过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海瑞偏执症患者(5)

    五    
    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可以说,上有朱元璋这样愚昧的专制者,下有海瑞这样甘于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滔滔不止的贪黩文化。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作为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    
    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藏身。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然而,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1560),海瑞任淳安县令之后,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相当于中央纪检委书记,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本来就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    
    鄢氏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师爷愁眉紧锁。府员、道员到来你公事公办还则罢了,这一次来的可是部级干部,并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个小小县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却不信那个邪,面对师爷的劝告,他不耐烦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即使充军杀头,也不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他告诉师爷,不必发愁,且看本县如何处置!    
    他的“处置”就是给鄢部长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发来的公文,通知您将巡视我县。您在公文里说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简朴,不可铺张浪费,以节省国家钱财。可是我听您所到过的县报告说您所到之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与您在通知中所说大相径庭。是不是各县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把您的要求当成虚文了呢?    
    接到了这封信,鄢氏连淳安所属的严州都没有进,绕道而去。严州知府大发雷霆,把海瑞叫到州上拍案大骂了一顿:“你多大一个破官,还反了你了!”知府詈不停口。海瑞唯敛容长跽,无一语辩。    
    严州知府终于受不了了,浙江官员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他们联起手来,要把海瑞弄走。然而海瑞居官行政,处处以太祖祖制为依据,不逾规矩一步,挑他毛病还真不容易。    
    这难不倒官场中人。罢不了你的官,我还升不了你的官吗?府道官员联合建议,像海瑞这样的道德高尚的清官,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    
    海瑞的清廉,北京高层时有耳闻。既然浙江省官员也认为海瑞应该升官,那么就提拔他一下吧,也反映出干部选拔中的公正清廉。然而,到北京任职不大合适,既然地方官做得好,还是留在地方做贡献吧。于是三年知县任满,吏部预备提升海瑞任浙江嘉兴府通判。    
    这一下,弄巧成拙的浙江省官员紧急动员,找到了受海瑞羞辱的鄢懋卿,买通了御史袁淳,网罗罪名弹劾海瑞。经过一番紧张的官场运作,海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一纸调令调出了浙江,转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苦”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历来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然而,海瑞毫无怨言。到了兴国,下车伊始,他就雷厉风行地针对当地大户隐瞒土地严重的状况,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帝国赋税。清丈土地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豪强大户千方百计阻挠,暗地里又用尽手段,买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致使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就在海瑞到兴国一年零八个月,土地清理还没有完成之际,吏部又下来一纸调令,海瑞因“工作出色”,升为户部主事,级别为正六品。很显然,是地方上的乡绅通过地方势力,买通了省里京里,终于把海瑞清除出去了。吏部也认为海瑞这样的人虽然方正,却少变通,看来更适合在条条上工作,而不适于块块。户部主事主要的职掌是各地的财政税收监管工作,实际上不过是签签公文,专业性较强,和其他部门发生关系较少,相对安静。这一回,海瑞应该能够安分工作了吧。    
    没想到,在这个“相对安静”的岗位上,海瑞却闯了个塌天大祸。


海瑞偏执症患者(6)

    六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任户部主事一年后,海瑞上了那道使他留名千载的“骂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嘉靖皇帝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他个性很强,行事荒唐且固执己见,从不与大臣妥协。他酷爱方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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