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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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拦此悼赡苁且淮魏恕�9·11”，对朝鲜来说可能则是主要城市遭受全面核打击。
宋晓军呼吁中国政府力显其政治意志，反而能遏制战争。从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看，恢复平衡是打消美国任何入侵的念头的要点。另外，要遏止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周边国家如果采取威慑行动，则可能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两方面。威慑行动的第一层次是力量；第二层次是使用力量的决心；第三层次是自身防护能力。
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量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发生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客观上的威慑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附录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谨防变革泡沫
宋晓军
军事变革这一话题，谈了快有10年时间了，从以往的讨论和实践来看，我们对军事变革还认识得不太到位，在具体决策及推行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今后如继续推进军事变革，就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在方针政策的可行性上作更加慎重的考量，在决策的执行上定下坚强有力的决心。最需要防止的问题就是出现变革泡沫。经济学上有一种“路径依赖”理论，说变革的初始输入条件如果出了偏差，那么整个输出和结果就会全部走样。其实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由于看重眼前利益大炒房地产，而忽视了前沿普及型技术的革新，后来整个经济陷入泡沫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军事变革也是一样，也有“路径依赖”问题，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为防止出现泡沫，在变革方案做出之前及变革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这些关系。
效益和利益的关系。变革是效益的必进，但也可能演变成利益的重新分割。军事变革中有利益因素参与其中，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利益压了效益，那就不正常了，就会形成变革泡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经验教训，近些年来，地方和军队都已经进行过不少次变革，但效果并不显著，与预想的目标距离较大。军事变革决不能有泡沫，国家安全是百分之百的，军事实力的打造，每动一步都必须准确有效，否则一发而动全身，一步失误，不仅导致预想的军事能力无法集成，而且更关键的，是一旦危机来临时，将无力应对而酿成安全大患。所以，各军兵种都需要着眼于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中的问题来进行军事革命，而不是基于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军工产业问题上，需要防止军工产业配置与军事变革的思路脱钩，要将军工产业与军事需求结合起来，以实现军事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军队的不同工作系统，如军事工作、政治、后勤工作等，也要有整体考虑，不能迁就某一方面的废存去留而忘记整个军事改革的效益。
武器与制度的关系。是武器重要还是军事系统的组织编制更重要？军事变革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武器装备的升级，也是组织编制的革命，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不可或缺，关键是要配套、协调，彼此能够互相配合起来，组成有机关联的整体。现在我们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讲军队现代化，一讲军事变革，就片面强调高科技，一会儿说导弹重要一会儿说隐形飞机重要，而且说美国就是这样的。这对军事变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思想观念没有跟上来、制度没有相应理顺调整，造了再多先进飞机导弹也是白搭。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中国也买了不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舰船和火炮，也派了不少军官到国外去学习“高科技”，但甲午战争却照样败得很惨，原因何在？清朝海军的组织指挥系统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守着旧规章、旧制度。21世纪的军事变革不要再成为一次新洋务运动。
跨越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关系。这几年来“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听得很多，我们的军事能力落后，要早点赶上来，所以自然就想到了“跨越”。“跨越”也是被逼的。但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的军事形态都还是欧洲一战时期的水平，并没有真正打过机械化战争。没有机械化战争的经验，能否直接由前机械化时代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呢？如果把目标定得太高，所形成的后果，可能将是信息化达不到，机械化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弄成“四不像”。因此，光讲跨越发展也不行，还要有科学精神，新生军事变革的自身机理，考虑如何循序渐进。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军事变革也来不得“亩产万斤”、搞拔苗助长，那样下去，反而欲速不达，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第四辑沈伟光 （1）
信息战：“决胜于未战之前”
沈伟光，未来学家、信息战专家、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现在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于1985年提出信息战概念，1990年出版世界上第一本信息战专著。美国人称他为“信息战之父”。1979年以来，出版了《思维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制造革命》《信息时代》《2000年中国》《论社会主义本质》《传媒与战争》《横店模式》等20部学术专著和文学剧本《战国风云》。
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
——沈伟光
横空出世、锐于凶器的《信息战》
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您好！在我们美国有很多人知道您和您的书！”
毛文杰对沈伟光似乎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好感，他笑容可掬，历数沈伟光的历年军事著作《信息战》《思维战》《制造革命》《新军事问题》等，极尽赞誉。这让沈伟光吃惊不小。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国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信息战战略”的大型策划，在查询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信息战资料时发现了中国沈伟光的《信息战》。
沈伟光的《信息战》是1990年3月由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曾被国外媒体誉为军界的“第三次浪潮”，比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及社会生活范畴内的信息战早了8个月。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并同时指出：“像许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样，沈伟光阐述的许多信息战概念的核心思想都是正确的。”
沈伟光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兰德公司自发现了沈伟光后，便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跟踪，但对他本人知之甚少，于是兰德公司不得不放下架子，派毛文杰直奔北京，与神秘的沈伟光见上一面。
曾经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过毛文杰：兰德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战略咨询机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上一位中国学者晤谈？
毛文杰显出一种西方式的真诚和无奈：我受命起草兰德公司历史上继《核战略报告》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报告——《信息战战略》，不找他还会找谁？
可以说，毛文杰是带着一脑子的疑问来到北京的，在与沈伟光的交谈中，他不无感叹地对沈伟光说：“我们美国人是从技术和军 事这个层次一步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而你的研究居然一下子从战略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沈伟光不卑不亢地说：“你们美国人讲实用主义，我们中国人 可能在技术上不如你们，但在思想领域绝对不会亚于你们，因为战争战略思想的源头就出自我国古代的孙子。”
长久的交谈，毛文杰发现沈伟光这位中国学者身上凝聚着难以言说的东方智慧。
沈伟光的智慧折射出一个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感，而“信息战”理论的挖掘则来源于实战中的思考。
沈伟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参加了我军边境自卫反击战。
他赶往前线的那天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他在南国的山路边看到了许多长长的包裹着战友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上面系着白色布条，写着不同的人名。其中有3个是他的杭州老乡……
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战场，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场上的残酷。他的心为之一震。
后来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将军来到麻栗坡，这里曾经是一片荒丘，现在却已布满了战友的白色墓碑。他记得那位愤怒的将军从战士手中拿过自动步枪，对准天空扣动扳机，发泄对敌人的仇恨。
沈伟光陷入了沉思……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在反击战的硝烟中，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好男儿保家卫国不惜赴汤蹈火，而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我参加过20世纪中国最后那场战争，看见过亲爱的战友被战火摧灭。3年的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像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韧。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这里，沈伟光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形态之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他坚信这种别开生面的“信息战”看似不动声色，却体现了战争的本质，“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
1985年夏，沈伟光回杭州探亲，开始了《信息战》的写作，一年后，22万字的《信息战》已经完稿。该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
他雄心勃勃地把书稿寄给一家军队出版社，可在当时这种前卫的理论鲜少有识者，书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两年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书稿，把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对沈伟光和他的理论作了简短的介绍。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业来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专家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沈伟光。
傅全有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
局外人或许并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曾任西北野战军副连长，参加过宜川、兰州等战役。1947年在延清战役中立一等功。建国后任连长、营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营长。1981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