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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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犯下的容易界定的行为。此类行为相对容易追查责任。这些例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积极罪恶”（hotevil）。
但是，在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到其他所有人，这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道德，人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罪恶”（ColdEvil）（“罪恶”一词具有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意义，是用来表达不道德行为的概念）。消极罪恶是这样一类行为，其效果距离导致它们的举动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察觉不到其中的因果联系，感觉不到做错事的罪恶感，不会实施集体责任来处罚越轨的行为。
举例说，数百万的美国人驾驶SUV（运动型多功能车）。驾驶这类车比其他车型每英里消耗的汽油要多得多，因此向大气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增加全球变暖的风险。尽管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驾驶SUV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美国人却并不知道、也不关心。尽管他们可能看到电视新闻报道，把创纪录的降雨、沿海洪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归结于全球变暖的影响，但他们不大可能把自己驾驶一辆SUV和其他某个地方发生的不幸联系起来。并且，即便他们的确猜测到某种因果联系，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像另一种情况下那样——例如说，他们在狂风暴雨里的某个海岸地区鲁莽地驾驶着自己的SUV，撞在另一辆车上，导致驾驶者和乘客的死亡——感到同样深刻的悔恨和罪恶。
或者另举一例。数百万的欧洲和美国年轻人穿耐克这类名牌运动鞋，却没有料想到这些鞋可能是在越南某个血汗工厂里制造的，那里的童工在最严酷的工作条件下受到剥削。倘若他们被告知这些状况，他们是否会在明知自己加深了另一个半球受剥削儿童的不幸的情况下，依然购买这些鞋呢？
发达工业国家里，成千上万条件优越的消费者享受着高肉类的饮食，从没料想过他们对食物的选择和第三世界日益加深的贫困之间的关系。如今，世界谷物生产的36％被用作牲畜饲料。在发展中国家，自1950年以来，供动物消耗的谷类生产比例已经增加了三倍，现已超过了谷物总产量的21％。在墨西哥，45％的谷物是牲畜饲料，在埃及是31％，在泰国是30％，在中国是26％＇21＇。悲剧性的是，全世界80％的饥饿儿童所生活的国家实际上都有食物盈余，其中多数都以饲料的形式喂养给了牲畜，而后者随即又仅仅被世界上那些条件优越的消费者所消耗。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英亩土地种植谷物和用于肉类生产相比，带来的蛋白质是后者的2到10倍；豆类（豆、豌豆、小扁豆）带来的蛋白质是10到20倍；绿叶蔬菜，则是15倍＇22＇。
从食物到饲料的转变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戏剧性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馑。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埃塞俄比亚某些最好的耕地却正用于生产亚麻籽饼、棉花籽饼和葡萄籽饲料，供欧洲国家喂养牲畜用。
目前食物生产体系的吊诡之处在于，第一世界的千百万富裕消费者正越来越多地死于富贵病——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癌症——原因是过度饕餮谷物喂养的高脂肪牛肉和其他肉类；而第三世界的穷人却死于贫困病，原因是无法享有为他们家庭种植食用谷物的土地。每年全世界有2，000余万人死于和饥饿相关的疾病。
在欧美和日本，少有人知道食物、饲料和世界的饥馑之间的任何关系。但是倘若他们知道，他们是否会受到良心的驱策，吃得更接近全球食物链的低端，更偏向于食用蔬菜，把更多的耕地解放出来、种植食用谷物而非饲料谷物呢？
如果我们听说隔壁的邻居在让他们的孩子挨饿，一定会感到很愤怒。执法者将以忽视、虐待儿童为名逮捕这样的家长。这是积极罪恶。但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的饮食选择至少部分帮助维持了以穷人为代价的精英化全球食物链，导致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饥馑和死亡的话，我们是否能够产生同样的愤怒感，或是觉得良心有罪？换言之，消极罪恶是否会像积极罪恶一样促使我们带着同样的道德激情和热忱而行动？
最近，美国的宗教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公共教育“战役”，谴责美国对燃油挥霍性的使用，并将矛头指向SUV拥有者。这场“战役”的宣传材料挑衅地问道：“耶稣会开什么车？”宗教团体发起者之一指责雪佛兰和其他汽车制造商“鼓励人们购买毒害上帝造物的汽车”＇23＇。另一位宗教发言人问：“我怎样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倘若我把他们的肺灌满了废气的话？”＇24＇这场“战役”触痛了某根神经。其他宗教领导人和政治评论家争先恐后地保卫汽车工业。一位被激怒的辩护者甚至提出：“基督会开悍马。”＇25＇按照消极罪恶的伦理学采取的这次行动激起了愤怒的反应。抽象地谈论全球变暖危机是一回事。提出数百万SUV拥有者可能在道德上有罪，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社会活动家和工会主义者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战役”，抵制耐克和其他制鞋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在亚洲的承包商剥削童工的行径引发了多种反应。尽管某些欧美大学生已经停止购买耐克产品，但多数消费者还是继续保持对耐克的忠诚，对耐克承包工厂剥削童工事件引起的争论不感兴趣。
为反对快餐汉堡链而发起的“战役”也遭遇了类似的混合反应。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强调破坏性的人类行为带来的系统性后果，此类道德战役还刚刚登上世界舞台。建设基于系统思维的道德感受还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欧洲人似乎稍稍领先。但即便如此，我们距离个人和公众以对待积极罪恶一样的道德紧迫感对待消极罪恶的那天还很遥远。
倘若要数亿甚至数十亿人把对待道德行为的系统态度内在化，并遵照它行事，或许还需要更加戏剧化、甚至灾难性的事件降临地球。我猜想，会有一些情节能够唤醒我们的种族来理解消极罪恶并采取系统化的道德观。全球变暖引起的剧烈气候变化，非人道的动物饲养手段和工厂化农业导致的致命新型细菌及病毒的扩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甚至生物武器、核武器的恐怖主义袭击，全球能源短缺带来的世界各地长时间供能管制，大面积饥荒，还有全球萧条，所有这些都能够加快采纳对待伦理道德的系统化新视角。但同样可能的是，具有如此量级的可怕事件会导致开支紧缩、仇外、私人和公共道德的崩溃以及对各类替罪羊的猛烈抨击。
人类反应的性质将视这两种可能而定，即：当这类活动带来危害越来越大的系统影响时，是否会使人们感受到彼此以及地球共享的脆弱和责任；抑或，灾难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恐惧是否会带来一种被围困的心态，以及在生存战争里每个人最好保全己身的感觉。后一种态度只会通过不断的正反馈来恶化系统性的罪恶，并可能给人类和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因此就产生了以下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创造“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新道德桥梁，它足够宽阔、包容，具备全球规模和普遍视野？我们是否能够建立系统的伦理观，它允许我们透过所有的种种伪装，识别消极罪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学会在更加宽广的竞技场上实行“金律”，这片空间不仅包括我们同邻人的直接关系，也包括组成我们所从属的更大的全球共同体的所有关系？……严苛的要求。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全球意识”的原因。
《欧洲梦》 第二部分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
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
倘若要使欧洲梦变成世界的梦想，就必须构建一篇人类使命的新故事——一种新的元叙述，它能够把人类统一到共同的旅途中，同时又允许每个人和团体采取他们自己的特定途径。
英国哲学家欧文·巴菲尔德（OwenBarfield）为这个问题贡献了某些思考。他的观点把个人自主和意志的美国观念以及集体共识和整体思维的亚洲观念融为新的合题。对于发展全球意识并把欧洲梦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这一合题能够提供恰当的历史语境。
巴菲尔德把历史看做是人类意识的展开。他对历史的洞察恰好契合了弗洛伊德对每个人自身精神发展史的洞察。我们在第五章里曾经非常简略地——在第十三章里则稍微详细一点地——触及了个人分化与集体整合之间辩证的拉力问题。
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起点是这样一个观念：在成长的最初阶段，婴儿体验到与自己的母亲不加区分的联合。自我尚未形成。婴儿感觉到母亲和自己是一个整体。这并不是“我”和“他者”的感受，而是弗洛伊德所称的“海洋般的”一体感。当婴儿发现并非自己所有的冲动和欲望都能够立刻获得满足的时候，这种联合就破裂了。母亲的乳房并非随时可得。婴儿开始区别自己的欲望和拒绝了自己的欲望的对象。外部世界强加给他的限制削弱了“他即世界”的全能感。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遭到了“现实原则”的挑战。
婴儿逐渐意识到他与自己母亲及外在世界的分离，还有自己对难以或不能施加控制的外力的依赖。他体验到死亡一般的分裂的痛苦，并开始构筑各种精神防线，否认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剩余时间都被用来试图重新捕捉海洋般的一体感，并且否认最初的失落之痛，因为分离、倚赖和死亡的痛苦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
弗洛伊德把最初的一体感称为“生本能”，或曰爱欲（eros）。身体接触、性和爱的感觉都是生本能的一部分。当婴儿长大时，通过排泄训练、时间表和其他外部约束，他日益脱离了无条件的爱欲。孩童补偿自己感受到的失落、焦灼和无力感的方式，就是升华他的身体感觉，以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取代“生本能”。通过变得独立、寻求自主，他否认了最初的分裂。他试图控制各种事件，主导他的周边环境，显示自己的个人性。每个家长都知道“可怕的两岁期”（“terribletwos”），这时孩子会开始坚持自我，要求获得在世界上的自主感。
“死本能”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每个孩子，伴随他走过青少年、成年。人们在身边放满替代品，试图重新获得他们婴儿时代所经历的海洋般的一体感。弗洛伊德相信，通过把无条件的爱奉献给上帝和永恒救赎的希望，基督故事也给原初一体感的丧失提供了某种替代。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受偏爱的替代品。爱国热情使许多人感到自己成为更宏大、充满爱意、不朽的整体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常常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许多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在网罗万象的意识形态空想中寻求庇护。
同时，我们技术和物质的财产又成为我们自己受抑制的身体失落感的替代品。它们事实上成为我们身体的“假肢”，而我们越来越多地在身边摆满了它们，来填补我们失落母亲的身体而感受到的留下的真空。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追求更进步的科技、更大的物质成功，我们就越来越远离我们试图重新获得的原初参与感。心理学家诺曼·布朗（NormanO。Brown）注意到，“身体里的生命越多地流入物体，身体里余下的生命就越少；同时，物的日积月累越来越充分地表达了身体所丧失的生命。”＇26＇虚拟现实和基因工程技术是希望恢复人类身体而创造技术替代品的最新努力。但布朗认为，不幸的是，以技术和物质进步的名义，“使身体的生命隐退进死物当中”，这只能把人类进一步拉入“死本能”的国度＇27＇。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人类进步的，正是婴儿最初与母亲分离的时刻首次体验到的对死亡刻骨铭心的恐惧。对于弗洛伊德、布朗和其他心理学家来说，一部文明史不过是“死本能”向外部世界的投射。
我们建造了大金字塔、大教堂和雄伟的摩天大楼，以保证某种程度的不朽，希望能欺骗死亡，找到稍纵即逝的存在感，找到那种海洋般的一体感——它深深留存在每个人的记忆痕迹之中，只要他曾经活过。我们近乎偏执地要在现代创造物质的丰饶乐土，这种感情如此强烈，恰是因为它是我们婴儿时代在母亲怀抱里经历过的那片丰饶乐土的替代品。
“死本能”已经随着现代的历程而变得无所不在。我们日益脱离了自然，割断了与它之间的联系，把它碎尸万段，以财产的形式侵占了它——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我膨胀的努力。启蒙主义科学、市场关系还有民族国家的统治，所有这些都携手创造了不依赖于自然世界的自主个人的幻象。我们日益退居技术和经济自主的茧。我们身边环绕的不再是生机勃勃的自然，而是死气沉沉的人造物。
这一切的悲剧在于，我们长期以来认为，通过变得日益自主、日益不依赖于自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保障安全、获得自由。如今“死本能”——控制、扼杀自然的侵略冲动——已经以各种全球威胁的形式回归来折磨我们，这些威胁包括气候变迁、核扩散、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动荡。我们曾寻求获得更多安全，最终却只落得个空前脆弱。我们事实上已经抵达了自食其果的灭绝边缘。“死本能”占了上风。
在他的时代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谈论过如何扭转人类的困境。然而，巴菲尔德却尝试着为解决人类境遇提供新的历史框架。在巴菲尔德看来，历史意识所遵循的道路似乎与每个人个人意识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没有多大不同。他观察到，人类历史就像个人历史一样，受到两股竞争力量之间辩证拉力的制约：其一追求联合与互相依赖，或曰“生本能”；其二追求分离和独立，或曰“死本能”。文明所面临的未完成的巨大使命就是如何协调这两种矛盾的力量。
巴菲尔德勾勒出了人类意识史的三个阶段。他指出，在历史多数时期，人类都是作为狩猎…采集者而生存的。究其本性，旧石器时代的生活都是在紧密、深刻地参与自然世界中度过。人类享受着与周围生命、与他们自己的身体未经升华的身体亲密感。在亚马逊雨林、婆罗洲丛林和蛮荒自然里遗留的其他小片地区，还有仅存的几个狩猎…采集者部落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多少未经抑制的纽带。
尽管狩猎…采集者体验到某种自我感，但它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他们以相对未分化的方式度日，每个人都是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后者又被看做是属于更大的未分化的自然。他们在自然世界强加的时间节拍和空间限制深处度过日常生活。他们并不把“地球母亲”看做是隐喻，而是看成原始的母亲，就像对待自己部落里的母亲们一样，对它报以同样的爱、尊重和敬畏。狩猎…采集者依赖地球母亲生存，就像依赖他们的生母一般，并用各种仪式手段来抚慰她，以求确保她的仁慈。
农业的诞生标志出人类意识第二大阶段的开端。人类开始为了生产用途而驯化野生动植物。随着农业而来的，是人类不断疏离了自然，甚至自己身体的自然。自我的观念开始缓慢地从未分化的迷雾里浮现出来。正如第五章里提到的，中世纪晚期、现代早期出现了一种迅速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