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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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向上帝祈求原谅那些刽子手，“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容易宽恕。美国人对犯罪的态度本质上要更加具有报复性。调查表明，许多美国人相信判处死刑的人罪有应得。包括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Nisbett）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夫·科恩（DovCohen）在内的某些美国心理的观察者相信，美国人的报复倾向至少部分来自在边疆保护财产的需要，那时候财产权利还不大受保护＇13＇。每个美国年轻人都是看着好莱坞西部片长大的，片中常有这样的故事：偷牛贼受到县治安官的民防团和义务警员的追捕，最后被吊死在最近的树上。
《欧洲梦》 第二部分褫夺生命（3）
相反，欧洲人发自内心地反对报复观念。欧盟解释道：“死刑不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恰当的方式，用以补偿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因为这种观点将把司法系统变成一种纯粹工具，用于不合理的私人报复。”＇14＇
基督教义的核心是对救赎的信仰——哪怕是最为罪孽深重的罪人也能获救。欧盟接受了这项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支持改过自新。欧盟宣布，“继续死刑将不符合所有欧盟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所实行的改过自新的哲学，据此，惩罚的刑狱学目的之一就是让违法者改过自新或重新融入社会。”＇15＇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指出，改过自新依然是美国刑罚系统所宣称的目标之一，并且很多美国人都支持这项前提。但调查表明，许多其他的美国人正开始背离这项原则，对刑事司法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观点正趋于强硬。考虑到对于人们如何定义他们自己以及所遵循的道德规范而言，“改造还是报复”的这个问题是多么地根本，他们的态度在几十年内的这种转变是令人震惊的。当欧洲——工业化世界的其余地区亦有潜在可能——已经在过去的30年间废除了死刑之后，美国正逆向而行。38个州如今允许死刑，而在过去29年间，800余人被处死。85％以上的行刑仅仅发生在过去的10年间＇16＇。
美国人对死刑的支持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边疆传统，即迅速、决绝的《旧约》式正义，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末日论观点，认为世界分裂为善恶两股势力。善将最终获胜，但前提是必须受到国家正义力量的支持。尽管欧洲人也认识到世界上有些坏蛋，国家的力量有时候必须用来保障全体的安全和福利，但他们的起点却是这样一个前提，即国家力量的运用必须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只有在最反常的环境下才能够考虑。
必须承认的是，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反对死刑。某些国家里，有相当可观的人对此问题所持的看法和多数美国人相同。但是政治精英、舆论领导者，还有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早就已经使天平向废除国家批准的死刑方向倾斜。
因此，美国人指责欧洲人娇纵罪犯，或者更糟，姑息罪恶行径。欧洲人则指责美国无情、野蛮，批准国家执行死刑。所有这些激烈争论背后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差异，即两个超级强权对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拥抱怎样的未来的不同视角。
欧洲对废除死刑的热情与它普遍人权的梦想不可分割。如果启蒙主义旧梦关注的是建立开化的举止规范，那么新的世界主义梦想关注的则是建立行为的移情准则。如果欧洲人接受了国家有正当权利褫夺任何人类生命的看法，这就将损害超越国家特权的普遍人权观念本身。
然而，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它必须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日常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世界，以及梦想中即将来临的更美好的世界。保持它对未来的承诺，又能看到现实所提出的真正威胁，这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对欧盟来说，这项挑战最难以应对之处，是当涉及构思一个外交政策计划之时，欧洲人怎样才能调整他们的立场，达到既不褫夺罪犯的生命，又能对敌人发动战争呢？
《欧洲梦》 第二部分自行其是（1）
自行其是
布什政府对欧洲“可感知的和平主义”的回应是“趋于现实”。在一个多数人民相信“以眼还眼”的国家，毫不奇怪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基于对付敌手的不同标准。美国的态度是旧式父权制和铁拳正义的结合：报答我们的朋友，惩罚我们的敌人。
为了真正懂得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欧洲人必须理解美国人对自主近乎执著的迷恋。对我们这个长期为两大洋所包围的国家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在一个充满敌意、无法预料的世界里自主。从年轻的共和国最早的岁月开始，美国对外和安全政策的主题就一直是不依赖或不受惠于他人，自我依靠。
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在美洲实行扩张主义，在世界实行孤立主义。美国甚至直到1917年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距离战火平息仅一年时间。相似的是，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后两年才加入盟军，并且还仅仅是在日本人偷袭我们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舰队和航空机群后。
二战以前，多数国家都同意霍布斯的理论，即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侵略性、攫取性的，因此倘若它不受拘束，将会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对人民施加单独统一的意志，才能够抑制暴力、保障物质进步。同样的行为也存在于国家之间。因此，保持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或者以帝国或合纵的形式，某个国家获得霸权，把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或者在排除这种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均势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联盟，保持势力均衡，防止任何国家支配他国。过去300年的历史充斥着一个强国获得霸权、支配他国的努力——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波旁和拿破仑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有苏联，这些都涌入脑海。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例外地导致其他国家以联盟的形式进行对抗，挑战霸权。我们曾经在第七章简单讨论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协议剥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后来，在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也推行了类似的势力均衡。
有关对外关系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给霍布斯式场景提供了某种替代品。它来自启蒙主义思想，即最能提升物质私利的是开放的市场和贸易的自由化，包括国内和国外。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意霍布斯“战争乃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的思想。他们宁可认为理性的私利乃是首要原动力，而经济效率是人类行为的推动力量。他们的想法结合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观念以及对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信念。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市场看做是事物的自然秩序，相信，倘若它不受阻碍、得以繁荣，它就将阻止各国陷入噩梦式的霍布斯世界。英国人首先把自由主义理论运用于外交政策。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英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世界霸主，但这只激起了其他国家的怒火，特别是德国，它决心不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超级强国出现。没有哪方能够把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成为霸主。然而，双方都意识到，它们的命运在于动员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站到它们的旗帜下。尽管双方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寻觅盟友，但它们首要的势力斗争还是在欧洲打响。苏联凭借武力向中欧和东欧施加它的意志。相反，美国却依靠推进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教义，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提案来复活西欧经济，企图建立充满活力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达到既能够阻止苏联推进，又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我们曾在第十一章里讨论了各种制度化的提案，包括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北约的建立，等等）。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美国政府加重了它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承诺。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总统都推动了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其长远的希望是建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由美国的经济强势所主导。
随着2000年乔治·W·布什总统的上台，美国对以联盟为基础的多边外交政策的承诺发生了急剧转变。保守主义政客和极右翼理论家业已作了多年准备，为此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许多前里根政府的人士开始一项策划影子外交政策（shadowforeignpolicy）的任务。他们建立智囊团、出版书籍、发表文章、成立特遣部队、发布白皮书，所有这些都在批评他们认为是失败的对外和安全政策。保守主义者们认为，美国利益没有得到好好维护——甚至遭受了损害，因为政府进入多边全球协议、联盟和承诺将使得我们被其他人的意志束缚，而他们的利益并不总是和我们自己的一致。保守主义者希望回归到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它以自主为基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他们认为，这曾在19、20世纪里出色地为我们效劳，保护了我们在美洲半球的关键利益；而在全球“剧场”里，它也将再度完成同样的使命，因为我们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欧洲梦》 第二部分自行其是（2）
某些批评家大声警告，倘若“新保守主义者”重新上台，美国将把它的命运托付给“激进的”外交政策，这与美国的历史角色不一致。这些批评家弄错了。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有关美国应该如何指导外交政策的问题上，保守主义的观点乃是标准。只有在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的短短50年跨度里，美国才脱离了它的历史遗产，建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
当欧洲知识分子指责当前美国领导人执行的是“牛仔外交”时，他们正确无误。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紧跟着美国梦的脚踵。我们眼里的高贵美国人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独自站在一个充满敌意、不可预料的世界上，但是能够通过纯粹的毅力和意志，驯化蛮荒，抑制邪恶力量，创造出一片秩序井然的孤岛，把世界变成安全的生存之地。每部美国西部小说和电影都美化着这个故事。我们认为自己是这种人：一个心底简单、善良的民族，挺身而出反抗邪恶，拥护每个人获得自由的权利——我们将自由定义为独立自主。为什么我们要追随一种违背内心自我的外交政策呢？
甚至在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之前，乔治·W·布什政府就已经把美国的外交政策转舵回归到它早期的“自行其是”（goingitalone）的理想了。美国开始解除它先前做出的全球性承诺，并抵制新的全球提案。
美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逆转：拒绝签署旨在控制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对《国际地雷公约》和内容广泛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说不，并撤销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尽管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这些公约表示了支持。并且，作为对全球公意的最后回绝，美国拒绝支持国际刑事法庭，这个法庭约束世界各国遵守保障普遍人权的强制性标准。
“大逆转”的形成源流深远。1992年，当今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Cheney）还是国防部长的时候，五角大楼准备了一份草案，概述哪些将成为10年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奠基石。五角大楼的白皮书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政府“必须阻止发达工业国家挑战我们的领导权，甚至追求扮演更重要的地区或全球角色”＇17＇。五角大楼报告说，关键是，美国“保留超越他国的责任，处理……那些错行，它们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利益，也威胁到我们盟国或朋友的利益，或者可能严重扰乱国际关系”＇18＇。
对世贸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给了切尼势力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实施10年前制定的美国外交政策蓝图。据白宫表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政府将保持任何必需的军事力量，保证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美国或其盟国，并将阻止甚至预防任何潜在敌手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挑战美国的努力＇19＇。
2002年6月，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布什总统明白宣称：“美国人拥有并意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他和平事业。”＇20＇总统的讲话是经过精心斟酌的，目的在于让全世界知道，从今往后，美国将利用它庞大的军事机器成为无法挑战的霸主，并且，它将不会让自己受到多边承诺和协约的压制，也不会承担联盟的重负，因为联盟要求经过共同商讨和达成共识后才能采取行动。
新单极政策背后的许多原因都是后9·11时代美国身处的新环境所导致的。布什政府认为，在一个受到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的时代，“一支军事力量……必须随时准备，一旦有所察觉，便打击世界任何一个黑暗角落。”＇21＇因为不可能知道恐怖分子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动攻击，美国就必须做出选择，把预防性的行动当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ield）是这样描述美国和整个世界面临的新形势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22＇设若如此，美国就必须在被攻击之前进行攻击。白宫的后9·11安全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在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指示——如今已经很著名了——里，布什政府宣布：“为了阻止或者预防……我们敌人的敌对行为，美国将在必要情况下先发制人。”＇23＇
美国政府担心恐怖分子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随意发动攻击，因此声称，它别无选择，必要情况下只有单独判断何时美国主权蒙受了危险，并据此展开行动，而无需咨询或事先获得他国政府的同意。根据新政策，美国取得了几乎绝对的自由行动权，能够侵略任何国家，只要它被怀疑藏匿或资助恐怖分子，或者发展可能流入恐怖分子手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新的外交政策，委婉地说，可以被叫做是“预防性自卫”（anticipatoryself…defense）。批评家认为，这种政策堪称矛盾修辞，威胁到破坏整个二战以后的协约体系，后者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第二、第五十一条，它们规定一国攻击他国为非法，除非首先遭到攻击，并且仅限于自卫＇24＇。
美国反对说，如果它被迫等到拥有足够的劣迹证据，或者等到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可能就已经来不及自卫了。问题正如约翰·伊肯贝里（G。JohnIkenberry）在《外交》（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感到自己能够采取这种方针，就没什么能够阻止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情”＇25＇。伊肯贝里雄辩地问道，美国是否愿意“这种学说掌握在巴基斯坦、甚至中国或者俄罗斯手里呢”＇26＇？
政治观察家们猜疑，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欧盟——是否正开始以某种根本的方式产生分歧、分道扬镳，而答案是绝对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寻求复活早先时期的现实政治，并要求拥有自主的权利和义务，在它认为恰当的时候，保卫它的国土及人民。如果它认为某项国际协议可能妨碍它眼里的自身关键利益，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提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