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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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终始，人们对现实的体验开始于创造一个有关他们自己以及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某种文化基因DNA，在其后所有的进化式排列中发生作用。
要点是，文化不是、也从来不是市场或政府的延伸。毋宁说，市场和政府都是文化的延伸。它们是第二义、而非第一义的机制。它们有赖于创造者即文化的恩惠而生存。让·莫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承认：“如果欧洲的建设过程能全部重新开始，从文化入手会更好一些。”＇1＇
经过长期以来被市场和民族国家殖民的过程之后，公民社会——伴随着它基础下更加深层的文化力量——正推动着在公共生活秩序里重建它的中心地位。正如所有的解放运动一样，重新强调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摆脱目前已经成为其本质定义的多数语言。支持者们抱怨，公民社会决非许多学者们所说的那样是“第三部门”，而应该是“第一部门”。相似的是，把民间团体归类为“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令它们显得不太重要，甚至仅仅是商业或政府机构的影子。新一代活动家更喜欢把他们的机构看作“民间组织”（civilsocietyorganizations，CSOs）。他们还把自己的活动定义为服务，而非志愿，以求点明它在文化发展和娱乐之中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的活动范围令人印象深刻。约翰·霍普金斯非赢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曾展开一场涵盖22国的调查，它估计，公民社会部门所创造的价值达到了11，000亿美元，雇用了超过1，900万名全职有偿工作人员。在这些国家里，“非赢利”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而非赢利雇佣总数占到非农业工作的5％，所有服务工作的10％，以及所有公共雇佣总数的27％＇2＇。
数个欧洲国家如今为“非赢利”部门的雇佣水准超过了美国而自豪。在荷兰，有偿雇佣总数的12。6％是在非赢利部门；在爱尔兰，工作者总数的11。5％在非赢利部门；在比利时，10。5％的工作者在这个部门；在英国，劳动力大军的6。2％在非赢利部门；在法国和德国，这个数字是4。9％；意大利目前有超过220万个非赢利组织，其非赢利部门雇佣了超过63万名全职工作者＇3＇。
20世纪90年代，欧洲非赢利部门雇佣数量的增长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强劲，在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平均增幅为24％＇4＇。仅仅在这些国家，非赢利雇佣总数的增长就相当于雇佣总数增长的40％，即380万个工作＇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获得收入数据的10个欧洲国家里，1990至1995年间，服务及产品报酬相当于非赢利部门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就全球而言，在可获得数据的22国中，非赢利收入的49％来自服务及产品报酬。在美国，非赢利收入总额的57％来自服务及产品报酬＇6＇。然而，来自慈善和公共部门的基金份额却在许多国家下滑，这就驱散了人们长期以来笃信的神话，即：非赢利部门实际上依赖政府或私人的施舍来维持自身。
社区服务迥然有别于市场里的劳动。一个人的贡献目的在于提高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尽管这种活动常常也产生经济效果，但它们对于社会交流而言是第二义的。目标并非在于财富的积累，而是在于社会凝聚力和安宁。
市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亚当·斯密的观念，即共同利益的提高乃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或她的自身利益；与之不同的是，公民社会的出发点乃是截然相反的前提——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做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
在非人格市场力量组成的全球化经济里，公民社会已变成重要的社会避难所。人们在这里创造某种亲密和信任感，建立共同的目标和集体身份。对于一个日益由严格的商业词汇来界定的世界而言，公民社会部门不啻于一服解毒剂。
过去20年里，民间组织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全球化的新经济，其中，市场力量更加遥远，与当地社区无涉，而政府既变得太小，不能处理跨越国界、影响到全世界的问题——如全球变暖、非法移民、电脑病毒和恐怖主义威胁——又变得太大，不能适应当地街区和社区的需要。在一个企业和政府都缺乏这种能力的世界里，民间组织赋予人们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力量。公民社会活动家认为，过度依赖解除了管制的全球市场会导致资本家不受约束的贪婪和掠夺，同时也把政府传统的角色缩减到仅仅是再分配的代理人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公民社会机构巨大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民间组织的成功来自于他们能够填补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失败而留下的真空的能力。
民间组织比政府更加灵活，而比企业更加深深扎根于地域。公民社会的嘹亮口号是：“全球思维，本地行动”。民间组织常常跨国进行组织，代表的却是当地街区和社区的利益。它们能够既是跨国和全球的，也是社区和当地的，因此，在更加高密度、互相关联的世界上，它们便成为理想的社会行动者，能够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无数问题。
《欧洲梦》 第二部分给新的政治伙伴让出空间
给新的政治伙伴让出空间
在各个国家及全球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里，民间组织都已设法争取到更大的代表权。然而，本质上来说它们被容许参与的程度都还只不过是敷衍了事、顾问性的。欧盟是首个正式承认民间组织在公共政策网络里具有充分伙伴资格的政府。欧盟业已承认公民社会为欧盟治理的“第三元素”，认为它能够提供“国家、市场和公民之间的调解功能”＇7＇。有一种日益广泛的认识是：欧盟作为新型调控式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组织代表真正选民利益的有效性，这些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跨越了地区、区域、国家甚至欧盟的边界。民间组织把真正的“参与式民主”带进了治理过程中，使他们成为新政治试验里关键的参与者。官员们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和充分参与，欧盟就可能会失败。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观察到：“欧洲治理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保证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8＇
欧盟委员会主席罗曼诺·普罗迪（RomanoProdi）＇9＇强调了这个新政治伙伴的重要性。他憧憬着“欧盟机构、各国政府、区域和地区的权力机构、公民社会，都以新方式互相作用：在极其广泛的议题上彼此咨询；共同制定、执行和监督政策”＇10＇。普罗迪主席将这种过程称作“网络欧洲”（networkEurope）＇11＇。
尽管民间组织在公共政策网络里正式的代表权依然弱小，欧盟承认了三方伙伴关系的事实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回想一下，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利益的“女仆”，其使命就是保护财产权利，并创造对市场力量的地理扩张有利的条件。两极政治——商业和政府——曾经是现代无处不在的现实。
如今商业力量已经突破了它们的国家界限，在全球竞技场上展开活动，因此它们也就更无需依赖民族国家来保护财产利益了。的确，跨国公司如今能够用一个国家来要挟另一个——如果它们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话，它们便威胁要把它们的业务转移到别国去——使得国家受到制约，越来越屈从于它们的商业计划。并且，如果国家不能适应于跨国商业利益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调控机构就会批准制裁、强迫服从。
商业和国家伙伴关系的解体已经削弱了国家、缩减了国家的权力。欧盟向公民社会的示好就是一种在全球商业时代重新获取政治影响力的尝试。通过放弃它们依然拥有的主权，把它们和民间组织的利益彼此汇聚在一起，民族国家能够在更广泛的地理竞技场上集体行动，并且藉此更有效地和跨国商业机构磋商协约条款——后者的权力已经令多数的单个民族国家相形见绌，其影响力也涵盖了全球。
《欧洲梦》 第二部分找共同基础（1）
在普遍人权和地方文化身份之间寻找共同基础
过去30年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变革就是公民社会部门日益介入了政治过程。公民社会里出现了三种广泛的努力。首先就是所有那些推广宗教、教育和艺术的组织和活动；提供社会服务；关爱邻里和社区；鼓励娱乐、体育和表演。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都在国境内发生，通常也不带明显政治色彩。其次就是“权利”组织，它们的目标带有更多的政治倾向，其活动多数情况下都指向国境之外，具有更加普世化的关怀。第三就是许多代表当地文化和种族亚群体利益的组织，它们的目的是维持自身传统、仪式、价值观，并在国内及国际上代表他们群体的利益，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穷人运动、和平运动、伤残权利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动物权利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和反优生学运动，所有这些都重塑了政治景观。公民社会运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边界。它们的视野是普世的。它们的目标是全球的。它们寻求人类意识本身的改造——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及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不可分割性的新意识。欧盟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场所，其中，这些运动的呼声开始响彻政治权力走廊内外。
这些新型跨国民间组织在政治上活跃，并关注权利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首先在国际舞台上打破民族国家至高权力的却并非它们。更早的一代以技术和职业为基础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为“新选手”铺平了道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中，就包括了国际度量衡局、国际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联盟、国际商业数据统计局、国际劳工局、国际农业协会和国际地震学协会等等＇12＇。
与它们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余波之中的关注权利问题的后继者一样，这些较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乃是基于个人参与、志愿联合以及民主运作的。它们的目标是建立普遍的标准，管理某块特殊领域、事业或活动。通过让它们的标准被政治经济领域里相关的机构所接受并采纳，它们寻求着影响政治和经济的行为。它们代表了第三股力量，其计划不具强制效力，其影响力则主要基于职业或技术的专长以及理性的行为准则。
新型的关注权利的跨国运动同样寻求建立普遍的行为准则，它们的性质并非技术或职业的，而毋宁说是要管理人类行为本身。它们的合法性并非基于职业专长，而是源于内心深处所感觉到的人类良知。它们所求助的是人类的同情，而非理性的算计。它们的眼光专注于内在价值，而非功利考虑。它们的目标更少物质主义，更多理想主义。它们的努力目的不仅在于提高经济增长，也在于提高生活质量。对它们来说，个人的改造而不仅仅是物质进步就成为了同等重要的进步标准。
关注权利问题的民间组织常常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国界之外，而关注种族问题的民间组织则通常关注国界之内的特殊地区。种族民间组织的计划有时候与欧盟的互补，有时候则彼此冲突。尽管欧盟的格言是“差异中的一致性”，遍布欧洲的亚文化却常常是孤立、恐外的，对欧洲化和全球化对它们共同体产生的效果心怀恐惧。倘若关注普遍人权的民间组织更倾向于世界主义，地方亚文化却常常会是防御性的，更加倾向于筑造壁垒而非消除边界。
欧洲风景里星罗棋布的许多亚文化面临的困难是，它们的历史深深植根于地域。在边界迅速消失、流动性增加的全球化世界里，受地域约束的亚文化常常感到四面楚歌。它们的恐惧和愤怒常常指向移民和避难者，认为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们的“被侵略”感常常导致对外国人的仇恨及政治极右运动。
然而，地方亚文化——特别是那些存在于宣称代表了民族身份的更大文化圈之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找到了与欧盟建立共同目标的理由。例如，苏格兰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就把欧盟看成某种解放力量。成为更大的跨国政治实体的一部分，这赋予了它们在本国内更大的控制力。如今，依附于特定地理区域的地方亚文化能够常常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同欧盟层面建立起政治、商业和社会纽带；与民族国家统治时代相比，这给予了它们更高程度的独立自主。
欧盟设计者们开始感觉到与文化群体建立起来的潜在同盟，并开放了同地方亚文化之间直接的政治通道，以之作为一种软化民族国家影响力的方式。前欧盟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及教育委员安东尼奥·鲁伯蒂（AntonioRuberti）总结了布鲁塞尔对地方文化地位所怀有的种种复杂情感。“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个障碍，”鲁伯蒂表示，“多数情况下，欧洲的多样性都代表了一张‘王牌’。”＇13＇
《欧洲梦》 第二部分找共同基础（2）
权利组织和种族组织常常彼此交叠，并共享着某些目标。但是，权利组织和种族组织也常常彼此冲突。这是因为前者根本上代表着自由个人的全球利益，而后者所关注的是共同体的更加传统的利益。例如，非洲的某些文化团体依然对女性生殖器官实行割礼，并把它看做是成年仪式。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妇女组织都在寻求终结这道程序，宣称它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基本人权。她们控诉这种做法是男性束缚女性的一种方式。
令欧洲梦如此吸引人而又成问题的是，它寻求把普遍人权和更加狭隘的文化权利融合在同一政治阵营内。这与民族国家的目标大为不同，民族国家的目的仅限于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公民自由，以及把亚群体吸收、整合到单一民族身份之中。同时适应多元文化主义和人权并非易事。切记，文化共同体植根于家庭、广泛的亲属关系，以及（或者）共同的宗教体验，并通常与物理背景紧密相连。相比之下，各种人权运动却是普遍而非特殊的。其重点在于个人而非群体。其背景是生物圈而非地域。
欧洲面临着的真正问题在于：欧洲人民是否能够扩展他们的忠诚和渴望，从特殊到普遍，从地区到全球？在这样一个被种种忠诚分割的世界里，是否可能共存甚至繁荣？一个人能否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同时又是西班牙人、欧洲人和全球公民？就地方文化感到受更强大的国家、跨国和全球力量的威胁而言，它们可能把自己的文化看做“需要捍卫的财产”，并更深地陷入古老的“彼我对立”思维之中。另一方面，就它们把欧洲化和全球化视为一种把自己从古老的民族国家重轭之下解放出来的方式，帮助它们获得更大的独立、控制力和进入外部世界的能力而言，它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文化更多地看成“有待分享的礼物”，把它们带进同他人之间更少敌意、更多合作的关系。显然，“网络欧洲”的观念同后一场景更为协调。
哪条道路更可能盛行呢？眼下，排外与多元的文化学派都正在赛场上。未来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种利益——以种族或者以权利为基础的利益——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