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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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早期时空的重组给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带来灾难。教会、封建经济和尚武的王国被证明太狭隘、太缓慢，无法适应正重塑着欧洲生活的巨大时空变化；它们逐渐为三种新体制所取代——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在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里，新体制远更具备组织人类生活的能力。
相似的是，今天，理解和组织自然的新方式正动摇着正统科学的根基。同样，组织商业和贸易的新网络模式也正挑战着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正不断让位于地区和全球的统治形式，后者更能融合新的技术现实和人类意识的变更，这些乃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
为了充分理解欧洲正在展开的现行试验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后退一步，重新观看上一次空间和时间意识的伟大变革发生之际，现代科学、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为什么在欧洲出现的。藉此，我们就能理解新欧洲手中握着多么艰巨的任务，值此之际，它正为了新时代而独立创造自身。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1）
殖民自然
现代早期，欧洲人组织他们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催生了如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科学。
首先，自然世界被非神秘化，或者说非神圣化了，这要看你信奉理性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思想流派。作为独立的现实、原始王国或堕落的伊甸园的自然观念本身让位于更加现代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即它是一座装满原材料的仓库，等待着被科学开发并在市场里投入使用。
有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成为帮助把上帝从他的俗世王国里驱逐出门的不自觉的代理人，而这样做只是为了给新的监督者——科学人——腾出地方。多纳泰罗，乌切罗和法兰契斯卡丝＇12＇毫不知，那项叫做“透视法”的变革性的新发明将逐渐帮助推翻教会千年来的统治。
我们的故事从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开始。当拜访欧洲的这些宏伟礼拜堂时，美国游客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管距离多远，都不可能给这堂皇建筑拍一张像样的照片。多数欧洲大教堂都坐落在旧城中心，被一环又一环以同心圆向外推延的建筑所包围。有时在主柱廊前会有一个广场，就像在巴黎圣母院和米兰大教堂前一样。但是，多数情况下，教堂都被“深埋”在人类的环绕物里。它们的用意在于成为一块磁石，吸引周边所有人来到身边。它们有意身处社区最中央——这强有力地提醒起，往昔，生命曾生活在相互交织的关系之茧中，教会便是共同体的灵魂。
我们美国人喜欢欣赏风景，尤其是居高临下地俯瞰。如果我们负担得起，我们将欣然选择安居在山顶，连最近的邻居都相距甚遥，这将时刻提醒起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排他感令我们感觉安全、自由。但欧洲却大相径庭。一切物体都营建在一切其他物体之上。旧城区——甚至新城区——紧紧地纽结在一起，邻里之间距离极短。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和土地稀缺。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可追溯到人们生活在雉堞环卫的城市或封建领地上的时期的先例。城墙和采邑之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风险的世界。在北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直到中世纪晚期，开垦的田地和牧场外都紧邻着浓密的森林。
旧欧洲的建筑就反映出先前时代的欧洲人看待空间和自身安全的极其不同的方式。中世纪的安全观是垂直方向的。人们仰望天穹，希望得到永恒拯救的保障；他们俯视脚下祖祖辈辈的土地，安全就存在于他们珍视的传统以及共同体的联系之中。
在中世纪欧洲，人们从属于土地，而非相反。人们生来就在生活里占有一个位置，并被期待着完成集体义务的繁冗要求，这些要求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地位携手同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出更宏大的戏剧的组成部分。空间被视为一座巨大的梯子，存在之链从地球上最低等的生物一直延伸到高高在上的上帝。每个生灵都被指派在生命之梯上的一极，并被期待着服务于更高等的生灵，同时规定着那些更低等的。这是一个地位和成员资格由遗传所决定的共同体。
仔细观察欧洲教堂墙壁上装饰的某些美丽绘画和壁毯，你就会注意到所有生命形式——动物和人类——都在水平层面上向上攀升，正如它们所描绘的巨大生命之梯一样。其中缺乏透视感。这并非因为当时的艺术家不能够表现透视。毋宁说，透视根本不构成时人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安全存在于紧密相联的垂直平面之中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人思考透视法。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里透视法的肇端标志出人类空间观的革命。“人类的”凝视目光第一次从头顶的“天堂”转向外在的“风景”。透视法破天荒地将个人摆放在了他的世界的中心。我们从注视者的眼睛来看这幅图画。我们用人类的眼睛、而非上帝的慈悲来看待外部世界。视野里的一切都成为人类瞩目的对象。透视法将人类领入主体…客体关系的崭新空间王国。这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后来所描述的“世界的祛魅”之滥觞。
关键在于，欧洲的大教堂就不是为了从远处看而建造的。“将它们置于景深中”这一举动本身就将减损它们的权威，降低它们的地位，使它们沦为人类阐释的对象。毋宁说，大教堂的设计理念是为了令每个人从步入其中的那一刻起便凝目注视上方，这正是当每个参观者进入这些堂皇庙宇之一时所发生的情况。
想像一下透视法带给意识的变化吧。对早期基督徒来说，世界被看做不过是短暂的舞台，一个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里得到永恒、持久的拯救而进行预备的处所。有价值的只是信仰者的共同体，他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正如多数中世纪绘画所描绘的那样——等待着救世主基督的凯旋。透视法重塑了人类看待此时此地的水平世界的意识，重设了每个人类的地位，逐渐使他或她成为自己尘世疆域的主宰。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2）
透视法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画布移居到前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写字台，成为用“人类的模式”（man’s image）来重塑自然世界的主要概念工具。17世纪初，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完成了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工具》（The Novum Organum）和《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透视法的观念显然包纳在了他对空间关系及人类在地球上的角色的反思里。
培根对重视思索万物本原的古希腊科学尤为苛刻。他写道，古希腊人从来没有“为了救济、改善人类状况而进行过任何一项试验”＇13＇。培根对沉思自然的兴趣远不如对驯服自然的兴趣来得大。他偏爱事物的方法胜于事物的本原。在他的杰作《新工具》里，他概述了一种组织自然世界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纲要，他称此为科学的方法。这种新工具从艺术家们的透视法概念里借得了关键的洞识。他的方法乃是基于如下观念，即区分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平台，以求发展他所谓的“客观知识”。科学的方法正如艺术里的透视法一样，把人类放在了宇宙的中心，将他视野里的一切都转化成人类征用的对象。倘若说艺术家在画布上窃取了自然的相似物，那么科学家在实验台上的工作也正相类似。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王国，而沦为等待着按照人类的模式进行改造的资源。培根宣称，有了客观知识的武装，就有可能“拓展人类帝国的疆域，以影响一切可能的事物”＇14＇。
古人将知识看做是向神圣敞开的窗口，而培根却将它看做对自然万物施展力量的方式。借助科学手段，自然能够“被迫离开她自然的状态，被挤压，被铸型”＇15＇。培根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都强调有必要对自然发动一场不遗余力的攻击。他夸耀，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就“有力量攻克、征服”自然，“从根底上动摇她”。培根说，新科学的目的在于“建立和扩展人类对宇宙的统治力量”＇16＇。
培根提供了组织自然的方法，而伟大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却提供了将自然转变为资源的概念形式。他在数学的普遍规律里找到了自以为能够揭开并操纵自然秘密的“罗塞塔石碑”＇17＇。他写道：
谁要是更细心地加以研究，他就会发现，只有其中可以觉察出某种秩序和度量的事物，就必然涉及马特席斯＇18＇，而且这种度量，无论在数字中、图形中、星体中、声音中，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它同任何具体题材没有牵涉，可以不采用借来的名称，而采用已经古老的约定俗成的名字，叫做Universal mathematics，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他科学之所以也被称为数学组成部分的一切。＇19＇
笛卡尔剥夺了自然的主体性和生动性，代之以理性的、可计算的范畴。“坦率地说，我甚至深信：该学科优越于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任何其他知识，既然它是一切学科的源泉。”＇20＇
自然以数学度量的形式被理性化，这使它进一步被看做一种资源。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用他对自然之价值的观点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钉。洛克认为，有关自然内在价值的任何问题，不客气地说，都是哗众取宠。洛克论辩道：“整个抛给自然的土地被叫做——实际上也是——荒地。”＇21＇洛克主张，原始自然除了被人类使用来改善它们的命运外，别无其他目的。他写道：
不管是谁，只要思考一下这样两亩土地的区别：其一种植着烟草或甘蔗，播撒下小麦或大麦，而同样的另一亩地却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经过任何耕作；他就会发现劳动的改造构成了价值里远远更大的一部分。＇22＇
永远的功利主义者洛克相信：“对自然的否定乃通向幸福之途。”＇23＇他推理道，只要人类还易受自然力量的伤害，他们就永不能保障安全。对洛克和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来说，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只有“人类卓有成效地［将自己］从自然的束缚里解放出来”＇24＇。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日益侵夺、积累和消耗自然慷慨的施予。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3）
对自然的数学式理性化及其向一座资源仓库的转换，这标志出从中世纪向现代生活的过渡里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人们意识不到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征用自然的需要。在《创世纪》里，上帝教导亚当和夏娃要丰饶多产，令他们成为大地上万物的灵长。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愈来愈将注意力转向各种新技术，以保障获得自然的馈赠里更多的部分。尽管如此，他们的空间和时间指向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于纵轴，通向彼世的拯救。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上帝的王国转变成地上的丰饶之乡。
用数学术语反思一切自然物对欧洲社会还产生了另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自从人类定居以来，“空间”就成了“地方”的同义词。“在某处”就是在某个特殊的地方，这里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空间总和地方相关。启蒙哲学家们通过将世界上——也包括宇宙里——的一切都约减为抽象的数学度量，成效斐然地成功消灭了生活过的任何经验感。在新的事物体系里，真正要考虑的只有位置和运动。“给我广延和运动，”笛卡尔如是说，“我将造出这个宇宙。”＇25＇
从此，地方的观念本身就慢慢削弱了，逐渐几乎完全退出了知识分子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位置”、“场所”及随后的“点”的观念。一个地方仅仅是一处位置或场所，或者在其他位置、场所、地点之间的参照点——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接下来的世代正预备着将自然甚至人性＇26＇理性化，那些支配着人类行为和活动的风俗也不例外。20世纪数学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评论道：数学有着“冰冷朴素的美”＇27＇。
尽管笛卡尔相信，数学乃是揭开宇宙内部工作机制之谜的钥匙，但提供了数学公式来重组自然世界的却是启蒙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牛顿发现了描绘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他认为，有一条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行星以它们实然的方式运转，为什么一只苹果以它实然的方式从树上落下来。牛顿论辩道：“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可能依赖某些力量；通过这些力量，因为一些原因迄今尚未被了解的实体微粒，或被推向彼此，结合成规则的形状，或被推开，彼此远离。”＇28＇根据牛顿三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一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时，所产生的加速度大小与外力大小成正比、方向与外力方向成一直线；每一作用力都伴随着反作用力，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29＇。牛顿关于物质和运动的三条定律甫经发表便几乎是立刻受到了学者们的热情欢迎，他的数学模型也很快就进入了整个欧洲的教学。
在牛顿及他的同时代人构建的新世界里，所有凌乱、自发、不可预知的具有生命的事物都被推搡开，给整洁、有序、可计算的“物质和运动”的新世界腾出空间。在启蒙主义的数学宇宙里，欢乐、激情、活力、同情、信仰或忧愁都不再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品质都是不能被约减为数量、不能被数学公式解释的。启蒙主义的世界观是空旷的空间和运动中的物质，这用科学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来说是：“一件枯燥的厌物，无声、无味、无色，只有物质相互碰撞着，没完没了，毫无意义。”＇30＇
启蒙哲学家抽象、理性、数学式建构起来的自然观似乎更适合一个机器的世界，而非人世间。这并不奇怪。启蒙哲学家在他们对自然工作机制的解释里，拜物地使用了机器隐喻。的确，启蒙哲学家们是如此迷恋机器所释放的新的“普罗米修斯”之力，以至于他们开始建构一个宇宙，其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惊讶地类似于现代早期技术的运行机制。笛卡尔和稍后的牛顿都把整个自然看成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按照秩序井然的机械原理运行。仁慈的上帝、基督教世界充满爱心的“牧羊人”，如今被另一个上帝所取代，这个遥远的“机械师”创造了一个能够自我调节、机器式的宇宙，并使它开始有序、可预测、自动地运转。
启蒙哲学家很快将笛卡尔机械式的世界观扩展到经济领域，为对人类自身的商业开发提供了哲学解释。借用笛卡尔式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市场，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比作一个机械钟摆，一丝不苟地调控着供应和需求、劳动力、能源和资本，自动保障着生产和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之间适度的平衡。如果不受外部干涉或调控力量的阻碍，这只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将像永动机一般运转，保障每一个人在自主进行自我调节的经济体里拥有自主权。即便今天，当经济学家们谈到“市场机制”的时候，他们依然是在用笛卡尔式术语来看待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