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5-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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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杰里米·里夫金
长期以来，中欧之间共享着某种特殊关系。尽管时有争执、常常竞赛、偶尔拌嘴，我们还是可以公平地说，地球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向对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当的倾慕。思想和发明在二者之间自由地流动着，过去五百年间尤为鼎盛。
如今，随着美国梦开始褪色，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以求汲取21世纪的灵感和引导。拥有25个成员国、近5亿人口的欧盟，挺身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跨国政治空间。而拥有13亿人口和非凡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觑。在许多方面，这两大政治经济超级强权的命运都会越来越有赖于它们向对方学习、缔结起相互友好之紧密纽带的开放性，这不仅将有助于提高它们的双边利益，也将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
在最基本的商贸层面上，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力量中受益。欧盟如今已压倒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实力，并且是全球最大的内部贸易市场。而中国则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商业潜力。欧盟和中国携手与共，就能帮助彼此、帮助整个世界，更好地应对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但是，能够让欧盟和中国找到更深刻的共同基础的，则是在新观念的探索这一更高的层面上，以求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共同体里休戚与共。尽管它有缺点和不足——而且还相当不少——欧洲依然成了探讨人类前景的最大实验室。新生的欧洲梦强调生活质量、包容性、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社会及人权，以及建设全球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它乃是有史以来开创“全球化世界里的全球意识”的首次努力。
欧洲梦正在成熟，欧洲人正在付出艰巨的努力，试图使他们的大洲成为第一个全球公共空间，成为全世界各个文化离散体能够协和一致地共同生活、尊重欣赏彼此独特文化身份之地。对此，越来越多在欧洲访问和工作的中国青年报以了高度关注。
中国同样密切地观察着欧洲的另一项努力，即在强调共同体、团结性的社会模式和强调个人事业机遇的市场模式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在中国，围绕着寻找这两种模式之间恰适点的类似努力也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我的愿望是，《欧洲梦》在中国的出版将促使年轻一代中国人展开广泛对话，商略他们自己对未来的梦想的形态。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寻觅足够的物质福利来保证舒适的生存时，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我们旅途的本质却总是更加形而上学的。当我们老了，回顾平生，我们就会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最重要的时刻却总是和物质成功无关，而是和情感、和与我们的人类同胞、生物同胞、所居处的地球之间的关联感息息相关。正在展露的欧洲梦试图开启一扇大门，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作为生存于此世的人类，什么是我们21世纪的目的？
为人类寻找新的梦想，欧洲的努力是雄心勃勃的，因此，即便它不能达到目标，也很容易获得谅解。值得思索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拥有丰富、多样历史的中国人民，能够为欧洲梦的深化、为它成为全人类的真正世界主义梦想，作出怎样的贡献？尽管预言欧洲梦同中国正在苏醒的有关自己对未来之梦想的意识融合，将带来怎样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早，但却可能毫不夸张地预言：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梦》 总 序代 序（1）
探讨世纪之交的人生巨变（代序）
乐黛云
J·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一书中，对21世纪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从集中式的化石燃料能源时代向分散式的氢能源时代历史性的过渡、生物技术及接踵而至的纳米技术向人类生活每一个细枝末节的传播，这些都导致了人类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基本变革。”他认为革命性的新技术迫使我们的时空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的关系正在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自我观念和对世界的感知都迥然不同的新的一代正在诞生成长。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的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美国梦”和“欧洲梦”并不全是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所谓“美国梦”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做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依靠或受惠于他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愈多，个人就愈加独立。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做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欧洲梦”则不然，它强调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聚敛财富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如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J·里夫金分析了作为两个阶段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来实现；网络经济则是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作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这就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互利、双赢”。推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信任；市场是保持距离的交易，网络则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 ）而非通过所有物（belongings ）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是合作性的。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根据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斗争都是阶级性的，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斗争是多元性的，更多地围绕着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有远见，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
J·里夫金对深深植根于他所热爱的祖国并早已根深蒂固的“美国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分离和孤立的“死本能”之中。在美国，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人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他们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自己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得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而他们的自身利益却正在缓慢地蜕变成纯粹的自私自利，以致变成了“死亡文化”。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 5％ 。
《欧洲梦》 总 序代 序（2）
J·里夫金还注意到，他所向往的 “欧洲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他虽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从他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考出发，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对亚洲思想的描述让人相信，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比欧洲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他引用汉学家，也是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 ）的话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J·里夫金也同意尼斯贝特所说的，对关系的持续关注使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如果说美国家长用一种“彼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教育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传统的亚洲家长则更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他们帮助孩子与他人互动，协调自己的行为。同样，J·里夫金认为由于整体化的倾向，亚洲人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说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总之，J·里夫金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更加关注的是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而非只注意孤立的现象，因而与欧洲梦更为接近。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变；当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悬殊，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促使“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J·里夫金认为，从这个20余年来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综合在一起。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断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无疑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梦》一书确实是充满智慧和前瞻性。它触及和探讨的问题都是深刻、复杂，十分难以解决的，甚至是充满悖论，但却发人深思的。例如作为“欧洲梦”重要支柱的全球多元文化共存就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世界上每一种重要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都希望获得其普遍性，而不只是一种地方文化；另一方面，J·里夫金又寄望于创造一种“全球化世界的全球意识”，他认为这将是人类意识的下一阶段，是人类的下一个普世梦想，也就是一种“新的元叙述”，这种“新的元叙述”，能够把人类统一到共同的旅途中，同时又允许每个人和团体采取他们自己的特定途径。然而，问题是：这样的“元叙述”将以哪一种思想体系为基础呢？不同的思想体系能抽象出一个共同的 “元” 吗？更重要的是众多思想体系并存，就有一个如何协调，谁来协调的问题。记得在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上，我曾以中国哲学的“和而不同”为题，作了一个发言，谈到晏婴所说的，油盐酱醋必须不同，“相济相成”，才能成其为菜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汉学家本杰明·舒华兹曾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那么，谁来当厨师，谁来调配这些油盐酱醋呢？”我想，他是提出了一个谁主导，谁当权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多元文化共存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在一种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人，要进入另一种文化体系，一方面很难完全摒除自己原有的文化色彩（所谓“有色眼镜”），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受到对方文化的某些不自觉的屏蔽而对其产生盲点。事实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确实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不断引起讨论和纷争的问题，至今更是越演越烈，而且越来越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不同的各种文化能否得以共存。这个问题今天之迫在眉睫并日益尖锐，更是因为正在引起严重冲突的“移民潮”。
移民的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100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迎来50万年轻移民，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从它目前的8，300万跌到低于7，000万。其次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 年的德国，只有1。3％ 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 年，却有18。4％ 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
《欧洲梦》 总 序代 序（3）
。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亡；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诚和共同的意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