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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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里那张举着酒杯的照片，还有那张哥伦布塔柱照片后附带的文字：“正是这个月夜，我乘电梯升至他的脚下。”他愉快地接过我的话：“还有接受美女的访谈。”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只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木头项琏，他注意到，指着它评点：这串项琏，你看上去像个妖怪，从一个很远很奇怪的山洞里出来的妖怪。
我们一起去吃饭喝酒，他套上一件立领外套。这是他和熟人在一起时爱穿的衣服。我注意到，若是第一次见面或接受采访，他会选择穿西服，他很注意。我想他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仪表了，这也是文明的体现吧。
喝酒喝得高兴，我把来的目的忘得光光的。
和他分手钻进出租车里，开出去一段路，发现“逼”他写的字据不知放哪去了。
我重新冲进宾馆，冲到楼上，没找到他。再冲下来，在大厅里疯转一圈，一边骂自己：怎么搞的怎么搞的！见到余老师怎么说，难道再要他写一个？
终于在大厅的小书店里看到余老师的背影，正立在那里巡视书架上一排排的书，看上去非常认真和仔细，外人根本看不出这位读者先生刚刚还喝过不少的酒。我犹豫一下，无可奈何叫一声余老师，我好像把你的“手谕”给丢在你房间里了。
是吗？那我们上去拿。他离开书架领我上电梯。
他的“手谕”最后被我从椅子底下找出来，我嬉皮笑脸表示我的歉意：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学生太粗心大意了吧。
没有啊，他说，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没关系的。
我嘻嘻笑，心里好温暖，不是谁都肯原谅这样的事的。有一回我去福建看一位木偶大师的表演，他要到剧场门口迎接我，我又怕耽误他老人家的演出，婉拒后混在一帮看演出的官员中自己进了剧场。结果大师误以为我当晚没去看他的演出，在电话里马上对我淡淡的。我急得一口气提供了众多演出过程中的细节，他才相信我确实是看过演出的。相形之下，余秋雨的方式更让人难忘，也更让我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
我听他说话，他果真已经站在另一处山头，他涉猎的范畴已超出文学与艺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反倒喜欢和文化之外的人交朋友，我发现他现在更像个少年人一样，喜欢了解和触碰他从前不曾接触的事物和领域。我必须要努力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他现在思考问题的那种开阔，已经不再是单一领域里的那种活跃，而是跨区域、跨领域的宽带作业。有时我又像在上戏读书时那样，要暂时丢下些不能回应的问题，跟着他往前走。我知道，又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在自己也像他那样把大半个世界跑了个遍，才有足够的发言权，也许要到那时，我在一些问题上才有能力来与他对话。
他总是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他总是能够抓住最好的机会，让自己纵身一跳，焕然一新。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从最初的走出书房游历本土的“人文山水”，到相对完整、连续的南亚与欧洲之行，他已走得很远跑得很远了。
他早就看到了游历对一名学者的成就。
“饶先生（饶宗颐）年纪大了，他的国学水平非常高，长时间集中来研究经典；但同时他又非常了解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他不像我们内地学者由于种种限制，没有条件到海外作长时间的考察，他却行。就在我们内地知识分子受磨难的时候，他走遍世界各地，对很多世界文明胜地作了长时间的考察，包括印度文化，他在印度就待了好多年。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学者，既有国际思维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学者。这种学者在大陆很难找得到的。”
看看那位写《宽容》的房龙先生，1882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回到美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过教，之后又充当记者、编辑，甚至播音员，并同时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
近的再看看黄仁宇，1918年生在湖南，193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学的是电机工程，做过报社编辑，读过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作为军人被派去过印度、缅甸、日本、美国。最后他成为一名美国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六十一年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它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他说自己：“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者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4）
更不要去说那位爱尔兰人乔伊斯了，他离开家乡都柏林时只有二十二岁，三十岁以后再没回过故土，一直都处于流亡、离乡之中。他的一部《尤利西斯》，虽然写的只是一天里的事，但他在结构上又要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并驾齐驱，就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游历的感觉。
他自己——
十五年前他说：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是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了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十五年后，在经过了本土、亚洲、欧洲游历后，他说：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就这样一圈一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从其它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它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为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旅行，家人，亲情（1）
结束“博物馆”一片，我参与策划和拍摄一个旅游节目，还号称是专为白领做的一档节目，搞得我明明一个工薪阶层却到处找白领的感觉。我又想着见面时从余秋雨那里“偷”点有关现代旅游的新理念。
他果然又和我们想到了一处，坚决反对那种举着旗子被导游领着四处疲于奔命的旅行。他说到西方人的旅行，很羡慕，希望自己有时间也和马兰甚至两人的父母一道，能经常性地
到选定的某个地方去住上一些日子，享受一下生活的悠闲自在。但是这样的事不太好办到，因为父母辈根本不习惯，在他们看来，参与如此“奢侈”的事情简直就是受罪，精神折磨。我说对呀，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出门不要说坐飞机了，给买张软卧，还一个劲说我浪费。完全没法带他们一块儿玩的。
说到父母，我们都笑起来，无可奈何。他们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日子，节俭都成条件反射了，现在一下要强迫他们花钱享受，真个是对他们搞精神折磨。
我刚从上海扮小资回来，跟他讲上海遍地都是的酒吧、小咖啡馆，每一处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氛围，是那种奢靡、繁华、略带些颓迷的气味，洇洇的。难道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就是这样子的？
他摇头，告诉我不对的，这样的怀旧是虚假的、做作的、想象出来的，你想想上海的历史，二十年代蒋介石搞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血流成河啊，完全是白色恐怖了。三十年代，日本人打进中国，东北被占，南京大屠杀，上海沦陷，那都是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那才是真实的上海。没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上海所谓穷奢极欲的生活，多数人只是隔着围墙，顺着里面飘出的歌声，去想象着别人家的生活场景，这种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窘迫生活的一种弥补，一种精神安慰，所以也完全被夸大了，被梦化了。现在所谓的怀旧，就是怀的这种想象出来的旧，是不真实的。
2001年春天，余秋雨回到故乡浙江余姚上林湖畔，为他的家族重修祖坟。这里埋葬着他的祖父和其它亲人，他最爱的老祖母还有他的年轻的叔叔的骨灰。
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逼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旅行，家人，亲情（2）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
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