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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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余秋雨的姿势——行走当中》。
那时余秋雨在亚洲腹地走，我在中国的版图里面走。总是背着一只行囊，走在城市和乡间的那些路途中。后来的统计说，100个博物馆的摄制，意味着我们完成了行程37万多公里的外景拍摄，2060分钟的电视长度。空间与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
100个博物馆，作为总撰稿之一的我有幸跑了62个。
最好玩的是，许多地方也都曾是我的老师余秋雨走过的地方，是他对那里的人文、历史留下过感悟与思考的地方。而我这个学生，简直就是在循着他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追随而来。
更好玩的，许多被他文章写到过的地方，当地都会把他文章里的话当作重要资料、语录，大大地向外来者介绍和宣传自己，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总让我感动和动情，我们见惯了各类官员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深深浅浅的题字与行迹，那是常常要被当地拿来作为自炫的资本的，而余秋雨，一位步出书斋独自游历于中国大地的学者、文人，以他独树一帜的散文赢得了如此推崇，让任何一个进入过他视野的地区对他感念不尽，也让我这个学生忍不住要发些感慨。
我去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博物馆的资料汇编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放在首篇，当地政协主席书写的前言里说，“感谢秋雨先生和我们的广大作者，以其优美深邃而又精湛坚实的文笔，打开了一条连接昨天的时空隧道，将已逝去的岁月风云豁然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在平遥，当地人恨不能把余秋雨当作再生父母，博物馆里处处抄录着余秋雨《抱愧山西》里的段落。就如他自己也在《千年一叹》里说的，“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他更真诚地说，“其实真正要道声感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到丽江，丽江纳西东巴文化博物馆馆长说，余秋雨是我朋友；
去敦煌，有《道士塔》，有《莫高窟》，有《沙原隐泉》；
去四川，有《都江堰》，有《三峡》；
去湘赣，有《洞庭一角》《庐山》《青云谱随想》；
去江浙，更是有《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风雨天一阁》《夜航船》《吴江船》；
最好玩去他的家乡浙江，去余姚，那里有南宋官窑博物馆，有天一阁藏书楼，有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我一直在傻乎乎给同座念《上林湖》，完全顾不得边上人怪异的目光；
搞西安碑林博物馆，找不到感觉，偏偏又有一篇洋洋洒洒的《笔墨祭》可以拿来读；
甚至去香港澳门，写台湾那集，搞到的资料也还是少不了余秋雨的文章。
以至于我这个学生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会发出一阵骄傲，既骄傲自己的老师来过，也骄傲自己的终于到达。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充满人文特质的点点滴滴，余秋雨用自己的足迹一处一处地访问过来，而他的思考与写作，又像是一条串连珍珠的长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穿在了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是他用个人的行动、个人的才情，在独自整理、整合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与希望所在。
1999年；边看边写（2）
所有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为无数的人阅读着的书籍、语言，还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与线索，它们在未来的时段可能会被酝酿得愈发醇厚、愈发馥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独自拥有的，是一笔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与创作财富。
我好生羡慕，还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谦虚地在《千年一叹》中表示：“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到好几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这些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文人、学者，写文章写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他所关注和领悟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所关心的文化盲点与空缺，他的出走与远离，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转过身去的动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与大地、与民众发生亲密接触的实践。民众与人群对他的欢迎，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别的那些“文人”间的争吵，在这些面前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偶尔在外地宾馆的凤凰卫视中见到余秋雨他们的行踪，正是在异地奔波了一天坐下来整理心得的时候，听一听余老师对异域文明的发现与感受，是交流，也是启发。
那些图像，那些话语，一晃而过，断断续续。
他在后来的《千年一叹》里说自己，“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2）
有一次我在新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要去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看丝绸之路遗迹，在十个多小时的长途奔袭里，包括司机在内的所有当地人都在猜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最后下车，可爱的哈萨克司机实在忍不住，问我是不是四川人。他说如果我真是四川人，他就算赌赢了，能挣一块钱。我好不得意，因为有句话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是赞叹四川人顽强的生命力的。看样子，我跑得也够远的了。
也许更年轻些，也许性格使然，那两年里我走得差不多成了“野人”，胆子大得不得了，一出了北京就想方设法与所有组织脱离联系。我又不爱用手机，经常让北京的“指挥中心”担心把我这个总撰稿给走丢了。我想余老师可能完全想不出我这个学生走在外面的二流子样子。本来去每处都会有国家文物局开具的要求当地接待的介绍信，但我自己平时在政府机构呆腻了，好不容易有次机会，哪里还会老老实实地跑到外地还有人“全陪”着！我喜欢自己安排一切，像所有的自助旅行者那样，背着我的大背包，把该看的看了，该听的听了，该吃的吃了，然后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前长舒一口气，这才从容不迫走进馆长办公室，掏出那纸“尚方宝剑”放在桌上，就几天来自己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所有考察与想法，作一个总结性的对话。
那些自由自在的游走。
又想起余秋雨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太醒目。还是想乐。名人嘛。而我这样的，就不必在乎这些，我常学着王朔的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在《文化苦旅》里说，他是靠去各地讲课来完成游历的，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我也老实承认，我是靠做这个博物馆的片子完成在中国版图内的东游西逛，完成我的“中国之旅”的。
以前刚到北京工作时，也曾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利用工作出差的机会遍游中国，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对我并不可行，其间要付出的，肯定比得到的多。当然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既不能适应周围又没那么大的能耐让周围来习惯自己。好在最终还是借助于别人的财力完成了最初的行游，对这片土地有了一个完整的初步“体”验。接下来的，应该就是再次、再再次的进入。虽然许多地方不会再像第一次到达时那样兴奋、惊讶，感触和发现也不会那样一个接着一个，但多少也能体味到余秋雨说的，那都是些把思考甚至生命融进去过的地方，是留下过你的气息和身影的地方。在许多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你突然想起它们，荒野上的某座弃庙，路边的一个憨笑，脏得苍蝇满天飞的一顿美味，会觉得，你的世界还有另一处存在，你和它们有某种联系。在远处有另一个你。那是很叫人充实和愉快的。
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这次算是上了一回余秋雨的博士生了。我们的片子请的余秋雨作艺术顾问，他总谦逊地表示他没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知道，没有他在前面开辟的那条风光独特的大道，没有我这个学生一心一意地追随，这个片子至少不会是后来的样子，它只能是一头扎进我们的黑乎乎的博物馆里，对着一堆文物和古董就事论事。那是很不好玩的。
现在想，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嫌我有“反骨”的专家，远离了所有的争吵，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时光，那些不断穿梭于史料——博物馆——人群当中的惊喜与发现，还有把老少皇帝、历史名流一把从历史里揪出，像谈论张家哥哥李家嫂嫂一样，数叨他们一生中哪些事好玩哪些事不好玩的情状，真是太愉快太过瘾了。
这次的学习，还像是上研究生那会儿一样，照搬的只是方式、方法。不同的是，那会儿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与余秋雨相遇，这会儿是在遥远处时空长廊中的大大小小驿站上与“余氏功夫”相遇。就像一位仙踪难觅的大侠，他总是留下些招数、密诀在某个停留处，而我随后而至，领得几句精华，便独个在山林空地间舒筋展骨、上下飞跃起来。一番参悟与比划之后，收掌定势，仿佛已自成一派。
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有时会连他原来的句子都不舍得丢掉，急了就干脆照抄在解说词里。
我从不担心他会有什么说法，我大言不惭表示，学生抄老师的嘛，应该的。
也不是没有分歧。
十几年前，我们一群研究生曾在他的安排下去过敦煌，那是我今生头一回见到沙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