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莲的方程式-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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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职责是做一名哨兵，当他看见谎言散布，或者当他目睹无法接受的行为时，他便发出警报。
当然，和每个人一样，科学家也会弄错。不过，他所属的行业团体长期进行着相互批评的工作，他的失误通常很快会被同行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标志着这种集体监督是有成效的。有时，特别是在民主风尚没被完全接受的国家，这种监督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这就是在前苏联近30年间发生的情况，当时有一个叫李桑科李桑科（1898～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20世纪30～6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生物学界的独裁者。他攻击被生物学界广泛接受的孟德尔主义，认为染色体学说是“唯心”的、反达尔文主义的。——译注的人声称创立了一个有别于“资产阶级遗传学”的新遗传学理论，并提供了一些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给前苏联的农业带来了灾难。他的同行们非常清楚他错了，或者他在撒谎，然而，那些敢于揭露他的人都被发配到了军营。
因此，科学的解放作用是和民主分不开的，所以，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去保卫它，在我看来，这就是“搞政治”。这并不是一定要加入一个政党，或者参加竞选；对看见的不公正现象日复一日地提出抗议，这种行为也可以同样有效；一些家庭流落街头瑟瑟发抖，而数以千计的套房空着，这种事就可看作是不能接受的。进入政治，也就是说，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就是从不接受无法接受之事开始的。
经验表明，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成效，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为受冷遇者获得住房而斗争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居住权”联合会的创立者们在行动之初，只是要为流落街头的家庭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住进被房主闲置的房子。自然，这种侵犯房产权的行为受到了惩罚，法庭要求动用警察力量撵走占房者。不过，“居住权”联合会的支持者，而后是记者，他们都为自己的理由作出了很好的辩护，结果，居住权便得到了国会、然后是宪法委员会的承认，认为它与所有权同等重要。今天，法院要求市政当局在赶走擅占空房者之前，为他们提供住所。为了尊重要求尊严的权利，集体风尚的整整一个方面都改变了。
采取这些行动，有时固然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不使用暴力，就没有那么让人讨厌的一面了。遵纪守法总是更为可取，但有时候，有必要帮助立法者去改变法律，或者从更有利于受冷者的意义上去解释法律。
擅入龙街
1994年，法国“居住权”联合会帮助一些无住所的家庭住进巴黎龙街的闲置房内，该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译注的例子（我遇到的大部分孩子都知道此事，甚至在巴西、摩洛哥或者魁北克），表明为当局助一臂之力是可以让他们改变态度的。这次行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当天，总理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巴拉杜尔。——译注便许诺不会赶走那些家庭，第二天巴黎市长当时的巴黎市长是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译注也宣布，他有意征用大量住房。
加入到这样的斗争中，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还有很多人分享不到这样的幸运）。保持民主，就是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自己。鼓励与我对话的学生们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在履行我作为公民的职责。
人类与生物的最佳状态
“会不会有一天能造出一个完美的人来？”这个问题，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班的所有班级几乎都用相同的字眼提出来过。在这个范围的学生中，电视统一了他们对信息的存取。所有看电视的孩子此后便知道了什么是无性繁殖，什么是遗传疾病，以及可以在妊娠之后几周预测未来宝宝会碰到的健康问题，这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在不断重复的技术词汇背后，他们对那些运行机制的理解常常是有漏洞的。甚至在那些对“孟德尔法则”懂得最多、最难不倒的学生身上，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基因的遗传和外表特征的遗传之间的对立之处。
第二部分“为什么某些遗传性的特征没有遗传？”
最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将舌头卷成沟状的能力的遗传性。这种能力牵涉到一种与生物学毫无关系的有趣特点，我们发现这种特征受到一对基因的支配。生物老师常常运用这个练习，因为这不花一分钱，也能让学生开心。学生回到家后，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来做这个试验，发现“卷舌”的父母可能生出“不卷舌”的孩子。为什么这个完全属于遗传性的特征会没有遗传呢？
如果说的是先天性粘液稠厚症这种可怕的疾病，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相同的，但语调会更严重些。父母会卷舌头，但有时他们的孩子不会；父母没显出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但他们的孩子却很惨，得了这种病。这些发现似乎证明了一个假设：这些特征不会遗传，而恰恰相反的是，它们正是由一种基因的遗传引起的。所以，“遗传”这个词本身就提出了问题，这个词在人们只能对外表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已被下了定义。肤色或者财产被认为是遗传的，因为遗传者与子女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运用孟德尔的观点，我们知道，这种外表只是一种复杂机制的结果，特别是与这些特征有关的基因的遗传机制。外表特征不遗传这个悖论，是由这种关系的方式引起的。这种关系可以否定我们的直觉，因为它使每个基本的外部特征都有一对基因在起作用。在“卷舌—不卷舌”或者“健康—患病”的对立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代替了三重可能性：基因的两两组合（RR，Rr，rr或NN，Nm，mm），其中R代表关系到卷舌的基因，r代表关系到不卷舌的基因，N代表健康基因，m代表疾病基因。自然在这三种“遗传型”与这两种外表之间设置好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常常建立在两基因之一为显性的基础上，即该基因仅仅在面对另一个称为隐性的基因时才有自我表现的能力。在我们这两个例子中，基因R和N为显性基因，r和m为隐性基因。所以，只要父母两人都是（Rr）或（Nm），因而也就是都“卷舌”或都健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是（rr）或（mm），也就是不卷舌或者患病。遗传学告诉我们，这件事是由偶然性机制的作用而引起的，发生的概率为1：4。
虽然这些评论显得很基本，从我的经验发现，它们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与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此相悖。做“科学家”，就是愿意比感官向我们展示的视野看得更远。
个人命运与遗传命运
从未来个体的遗传型构成开始起，也就是说，从卵子和精子相结合开始起，该个体生命成长的作用规则就固定下来。成长的结果将取决于该个体接受了什么资料，遇到了什么危险，不过，用何种方式结合这些材料，战胜这些危险，都取决于那些最初的生命秘诀。新近发生了一个现象，扰乱了我们对胚胎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开始了解这些规则，并对它们加以干预从而改变它们。这是对我们面对命运所持态度的一次真正变革。直到这时之前，还只有偶然性，或者上帝，可以看成对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负有责任。
从受精一直到生育年龄，大自然都进行着严格的挑选。按照一些标准，从怀孕的头几周起，一半以上的受孕结果都被淘汰了，这些标准，我们还没弄得很明白，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建立在所接受基因的基础上。分娩在过去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开始的几年，简直就像大屠杀一样。总之，要非常有运气才有权参与到遗传型的遗传中来。
假如我们有能力破译收到的信息，并从中推断出淘汰或成功的概率，或许，假如还能够修改这些信息，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未来的个体将是意愿的产物，目的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没有计划的按大自然提供的原样接受的现实。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生育——的整个态度，都因此而动摇了。而我们不得不接受，得作出选择，因而得作出决定。因此，要采取一些标准，并按这些标准来作出决定。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看到，最先进的知识让他们面对那么多上几代人从未提到过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一切都要创造。
其实，目前我们还只能发现胚胎中可能在生命过程中或迟或早引起健康问题的基因，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更好的基因来代替这些有害的基因。惟一能决定的事就是，是否同意让这个胚胎成长。预见到将来会有这样的疾病，这能是决定流产的理由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们面临着两种无法兼顾的尊重：对胚胎的尊重，他的成为人的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人；对怀胎少妇的尊重，因为我们有理由承认，她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情感迸发出来，每个人都会在指导自己生活的玄学或宗教那里找到论据。为了避免无益的争吵，需要尽可能正确地了解争论的究竟是什么。社会的职责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对事实作出正确而科学的解释，同时努力排除人们在不了解生育过程本质的蒙昧时期中对此所做的臆测和想像。与其他诸多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里，科学并不对道德问题提供“确定”答案，但科学至少让我们能客观地陈述这方面的术语。
也许有一天，所有公民将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使得因知识进步产生的伦理问题，能够由整个民族而不是由组成一个伦理委员会的几个要人来解决。那时候，将会实现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伦理民主。
第三部分工作与失业
有很多小学生的家庭受到失业惨剧的困扰，不管是为前途担忧还是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失业。其中有些孩子从没见他们的父母或哥哥姐姐去上过班，他们感到自己是第二代失业者，并相信这种状况还将延续到下一代。他们对这个方面提问时，极易流露出对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焦虑。他们按道理有多少运气会有一天投身到“积极生活”中去？
为了不加重这种焦虑心情，我建议他们首先读一部有趣的作品——季洛杜季洛杜（1882～1944）：法国作家，曾任外交官。作品有小说《可怜的西蒙》、《苏珊娜和太平洋》，剧本《特洛伊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夏乐宫的女疯子》等。——译注的一部不太出名的短剧《库克旅行的补充》。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一位英国牧师，为太平洋一座岛上的土著人带来了文明的好处，首先就是遵守道德和热爱劳动。说实话，土著人不太理解他的忠告。既然大自然提供了必需品，面包果树提供了食物，泉水提供了饮料，妻子提供了幸福，为什么还要劳动呢？土著人回想起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过去曾经很奇怪地想要干活，他干了那么多活，结果，一种令人作呕的液体从他的皮肤渗了出来，他身上发出的气味太难闻，结果必须让他停下来。这些野蛮人尽管心怀诚意，但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劳动可以引起自尊感。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劳动的观念本身就不符合任何事实。我们远古的祖先，作为猎人和采摘者，仅仅熟悉一些在今天看来都是消遣的活动。只是在不到两万年前，我们想到了翻地、播种，并把田里生产的粮食隐藏起来。为此，必须创造出工具，盖粮仓，保卫粮仓不受盗贼侵袭，发明更有效的战斗方法，发起战争。当然，身为饲养者兼耕作者，可以拥有更多的食物，但是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必须劳动——在某些人看来十分沉重。为了减轻这副重担，我们的社会想到了要将不过是痛苦的束缚的劳动神圣化。劳动的不幸被某些人说成是神灵的意旨，而在本世纪带给我们的人类命运的根本性转变中，这种不幸的减少更加不合情理。假如对从前的农民宣布，有一天生产一担小麦将只需要付出百分之一时间的劳动，他们会期盼这一新的黄金时代早日来到，还想出很多节日来标出四季的节奏。今天，这个预言实现了，但是再也没有节日了，农民们只得离开乡村，蜂拥到城市郊区的特大居民区里。
每个人对所有人劳动所产生财富的获取，直到现在都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的参与程度：按劳分配。不过，从此以后生产所需要的劳力更少了，总有一天，将不再需要任何劳动，机器几乎会完全代替人类。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然而，愚蠢的是，由于我们面对新情况缺乏想像力，所以会为此感到遗憾的。为了维持过去的分配制度，某些公司竭力制造一些完全无用的产品，这些“小装置”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公司竭力使公众相信，那些玩意儿是必需品。这就给那些制造者、做广告的人、销售者和毁坏这些产品的人提供了工作。这种劳动，归根到底只是付出了一种无谓的辛劳，也常常破坏地球上无法再生的资源。为了掩盖这种集体性的愚蠢行为，他们用了一个词：增长。似乎增长对自己有益，而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任何增长都会很快碰到极限。
必须建立另一种经济组织。唉，在这个领域中，想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劳动”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这使得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继续下去。劳动可以指消耗体力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引起疲劳；也可以指消耗脑力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断重复或者缺乏趣味；还可以指被理解为强制性、不得不忍受的活动，是为非劳动者本人的目的服务的。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接近其词源——拉丁文tripalium——所下的定义，它指一种三脚支架，过去人们在上面折磨动物或人。劳动，就是折磨。设法逃避这种折磨人的劳动，这很正常，“失业者”真幸福！
但是，同样是这个词，它也表示以其性质或目的让我们愉快的活动。这些活动使我们能够投入到城市这种集体组织的运转中，有助于我们自身通过这些活动中的交流而得到发展。被排除在这种交流式的劳动之外，对个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失业者”真不幸！
“失业”这个词也是一语双关的。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它是指为了庆祝皇家事件或者给某个圣人赐予荣誉，而停止劳动，进行庆祝活动的一段日子。对这些过多的“假日”，拉封丹笔下那个拙劣的匠人抱怨道：“人们把我们毁在节日里。”今天，“失业”决不再是欢乐的同义词，它是社会停顿的标志，表示禁止某些人担任一个职务的时期，它表现了这个团体没有能力对所有人，尤其对年轻人敞开大门。
从对这种停顿的原因到对其不幸后果进行研究，必然要对经济的运行加以分析。孩子们，甚至是高中毕业班的，也几乎没有上过与此相关的课程，他们很少训练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思考，从而避免那些太容易说出口的“只需要”句式。我不能不对他们阐述我的观点，这就是我要求持有一个“政治”立场。
在我看来，根本性的错误，是没有利用机器的出现，做到减少多少折磨式的劳动就增加多少交流式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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